導讀



老人與海



　　《老人與海》是歐內斯特．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 1899-1961）於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作品，描述一位老漁夫與一條大魚搏鬥的故事，為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這部作品使海明威在一九五三年獲得普立茲獎，並於一九五四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海明威是美國著名的小說家，曾參與兩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他英雄式的事蹟廣為流傳，而其文學風格深具冒險精神。海明威簡明清晰的散文風格，與現代主義的文學理念對於二十世紀的英美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海明威的寫作經歷與影響



　　海明威是家中長子，從中學時代開始投入寫作，在同輩中出類拔萃。此後他的種種經歷都成為日後寫作的題材。他小時候經常和家人在上密西根的華倫湖（Walloon Lake）度過夏日時光，釣魚打獵的生活對他的影響頗為深遠。他對寫作的愛好加上性格叛逆，使他不願接受體制教育，因此他高中畢業後沒有上大學，而是到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Kansas）擔任《星報》（the Star）的記者。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雖然他對參戰滿懷熱忱，欲為國服役，卻因眼疾屢屢遭拒。然而，他還是設法為國奉獻一己之力，到歐洲戰場為美國紅十字會開救護車。一九一八年七月，當時他還不到十九歲，就在義大利戰場負傷，被送至米蘭治療，也因此，他與紅十字會的護士克蘿斯基（Agnes von Kurowsky）相識，與她墜入愛河。



　　海明威退出戰場後返家休養，再次提筆寫作，並為法國的《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擔任通訊記者。此後，他受到其他美國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史坦（Gertrude Stein）、龐德（Ezra Pound）等人的影響，開始嘗試小說寫作。一九二五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問世了。隔年，《妾似朝陽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出版，描述法國、西班牙僑民的故事，這群人正是海明威口中戰後「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後來這個詞常用來指稱一次大戰期間成長的一代。



　　戰後，海明威定居巴黎，除了寫作，他開始四處旅行，熱中滑雪、鬥牛、釣魚、打獵等活動，這些經歷後來成為他的靈感來源。《沒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 1927），以及《勝者一無所獲》（Winner Take Nothing, 1933）奠定了他短篇小說家的地位。不過，一九二五年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使得另外兩本短篇小說相形失色，本書是海明威的半自傳小說，他以自身年輕時在義大利戰場服役的經歷為藍本，描述一名美國中尉和一名英國護士相戀的故事，這份戀情卻因戰事而屢經波折、不得善終，間接或直接表達了反戰的思想。



　　海明威的興趣廣泛，經常遊歷各地，這些經驗成為他重要的創作題材。他對西班牙和鬥牛的喜愛，反映在《午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2）這本小說中，鬥牛對他而言不只是一種運動，而是一種悲劇性的儀式。本書出版後，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在坦干伊加（今坦尚尼亞的一部分）游獵，《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也因此出版。他對釣魚頗為熱中，因此在佛羅里達的基威斯特（Key West）購置漁船，而對基威斯特社會的觀察，便成為《雖有猶無》（To Have and Have Not, 1937）一書的材料，本書描述經濟大恐慌期間，基威斯特上層階級的腐敗以及下層大眾的暴力行動。



　　海明威對戰爭的議題也甚為關注，當西班牙陷入內戰時，他四次造訪該國，並為共和黨募款，以對抗當時主導西班牙政局的法西斯政權。此後，他在古巴的哈瓦那（Havana）置產，之後前往東方報導另一場戰爭：日本侵華戰爭。這些經驗日後都成為海明威的寫作靈感，一九四○年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被視為他的巔峰之作，廣受歡迎。本書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描述一個美國人自願參加政府軍並與游擊隊合作，以對抗當政的法西斯政權。透過對話、倒敘的手法，海明威呈現了西班牙內戰的殘酷。



　　《戰地春夢》強調戰爭的虛無，《戰地鐘聲》則突顯戰爭中的同志情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明威遠赴倫敦報導戰事。他隨著英國空軍部隊執行幾次飛行任務，又在諾曼第戰役的第一天，隨同美軍部隊飛越英吉利海峽，之後又參與解放巴黎的行動。在歐洲戰事結束後，海明威回到古巴，開始四處旅行，投入寫作。



　　海明威在古巴的生活因為卡斯楚革命而終止，鑒於古巴的動亂，一九六○年，海明威離開古巴，至愛德華州克川市（Ketchum）定居。海明威回到美國後，原想維持過去的寫作水準，卻不幸抑鬱纏身，使他兩度住院，在出院後的隔天，就在克川市的家中舉槍自盡。終其一生，海明威經歷四段婚姻，育有三子。海明威留下大量的手稿，某些手稿後來有發行出版。例如《流動的歲月》（A Moveable Feast）是極具趣味性的回憶錄，記錄海明威早年在巴黎的生活。



　　海明威的散文風格（或稱「新聞體」）在二十世紀廣受人仿效，他不願他的作品有過多的矯飾，而希望能樸實客觀地呈現概念。因此，他的作品多用短句、簡單句，而一概不用評論性與修辭性的詞句。他的文學作品中少有形容詞、副詞，而多以重複性與韻律性表現其文學手法，形成獨特簡明的寫作風格。



　　《老人與海》中的自然主義精神



　　《老人與海》的故事並不複雜，主角是一名叫做桑迪亞哥的古巴老漁夫，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捕不到魚。桑迪亞哥有一名小助手叫馬諾林，對老人很愛戴，但因為人們認為桑迪亞哥帶有霉運，因此馬諾林的父母不許他隨老人出海。於是，本書一大篇幅便是描述老人獨自出海的歷程。老人出海後，很快就釣到一條馬林魚，他和那條魚搏鬥了整整三天才把魚拖上船。對老人而言，那條魚既是名強勁敵手，又是個高貴美麗的夥伴。不過，無論那條魚對老人的意義如何，他的努力終究付諸流水，大魚最終被一群鯊魚啃噬殆盡，除了一堆白骨，什麼也沒留下。



　　這個故事的成形與海明威的經歷息息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海明威和他的第四任太太瑪莉．薇爾許（Mary Welsh）定居於古巴，他熱中海釣，還買下一艘漁船畢拉爾號（Pilar）。他的釣魚技術嫻熟，還在基威斯特贏得許多捕魚獎項，後來海明威將這些出海的經驗寫進《老人與海》。雖然海明威表示這個故事並未參考特定對象，但是據稱故事中老人的經歷與畢拉爾號的船長富恩特斯（Gregorio Fuentes）極為相似。海明威對《老人與海》的問世寄予厚望，他在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後，分別撰述《戰地春夢》、《戰地鐘聲》兩本重要著作，評價極佳，但他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無鴻篇成書，因此海明威相當重視本書的評價，後來證明《老人與海》確實為壓卷之作，獲得普立茲獎與諾貝爾文學獎。



　　在《老人與海》故事中的這位年邁的老人，年輕時曾見識過、獵捕過大魚。不過，在海明威筆下的這位老人仍舊不過是個漁夫，開頭時老人曾說過：「人可不是為了失敗而生，人可以被摧毀，卻不能被打敗。」在大魚被最後一批鯊魚啃食後，老人啟航返回漁港，他說：「什麼也沒有打敗我，」他大聲地說：「只怪我出海太遠。」可以想見老人的意志不凡，在面對大自然的困境時仍奮力拚鬥，但也因非理性能解釋的因素，大魚最終在老人返回漁港前被啃噬殆盡了。然而，在故事結尾老人和男孩談話時，他卻說：「牠們把我打敗了，馬諾林，牠們真的把我打敗了。」最後的場景也僅剩大魚的巨大白骨，被行經漁港的酒館客人探問。老人並不是無堅不摧的，無論是在肉體或者精神上。那些看似史詩英雄般的過往和過人的意志，始終被輕描淡寫帶過。海明威寫的是「硬漢」，是人，不是超人或是神靈，他的筆觸是客觀而平實的，而作品背後的價值是要讀者去品味和定位的。



　　《老人與海》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典型，還間接批判了工業化文明。本書的重要觀點在於人類無法真正征服自然，只可能在大自然中求取生存。這種主題在文學史上並不罕見，迪福（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描述人獨自漂流異地，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下謀生，進一步對上帝存在的意義有更深刻的體認；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鯨記》（Moby Dick, 1826）也描述人面對自然時，不斷掙扎求生的艱辛。



　　對海明威而言，自然界的各種事物皆有其定位，而人是自然的一部份。在故事裡，海明威將自然事物人格化，例如，他將大海定位為女性，因其美麗卻又喜怒無常，又將馬林魚視為男性，因為牠沉著冷靜又有力量。簡言之，海明威認為自然事物各有其定位，它們的存在與彼此間的關係（無論是爭鬥或是合作）都是自然、注定的，而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當然也有其角色。在本書中，老人認定自己生來就是要做漁夫，而馬林魚生來就是要做一條魚，因此他們彼此之間的較量並無好壞善惡問題，而是自然或必然的，如同自然現象的生滅循環。當事者發揮自己的天賦，便是符合自然的次序，因此，即便在鬥爭中失敗也無所謂可恥的問題。



　　海明威將老人塑造成一個似英雄的人物，他為了強化其精神的普世性，並不特意強調故事的時空背景。《老人與海》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紀前期的古巴漁村，但時空的更易對於情節發展並無影響。他曾在《時代雜誌》表明：「我希望刻劃一個真實的老人，一個真實的男孩，一片真實的大海，一條真實的魚和鯊魚。不過，如果我把他們描繪得夠真實們就會呈現更多意義。」海明威想要彰顯老人克服自然的努力與毅力，並以其失敗凸顯老人悲劇英雄的性質。



　　海明威用了詳盡的筆觸描寫老人試圖克服自然所付出的努力。老人獨自出海，面臨長久的飢餓、肉體的傷痛，並承受夜裡隻身在海上的孤寂感，但他卻以驚人的毅力兀自忍耐，出海沒多久就釣到一尾比船還大的馬林魚。老人歷經一番痛苦掙扎與牠搏鬥，他的手抽筋、流血，又不時頭暈或短暫失明，面對這樣艱困的處境，老人仍企圖克服，努力超越。海明威以各種方式描述老人面對困境的作為，無論是肉體的對抗或精神的振作皆然。肉體上與馬林魚的搏鬥且不論，精神上，老人以回憶盛年時期的偉業，以夢見象徵希望的事物鼓勵自己面對現狀。老人的夢境裡常出現的獅子，象徵著克服困難的力量；而金黃沙灘，則為老人夜裡孤獨的處境帶來活力。當老人感到脆弱時，他便憶起年輕時與黑人比腕力整整一天一夜的壯舉。男孩與馬諾林也是老人的精神支柱，男孩並未跟隨老人出海，但老人面臨困境時經常想起馬諾林來鼓舞自己。另外，即使老人並非虔誠的信徒，處境艱難時，他也企圖誦唸經文自我振作。



　　故事的最後，鯊魚的襲擊使得一切的努力淪為徒勞無功。然而，不以成敗論英雄，老人在過程中的努力是高貴的，這是海明威欲呈現的精神。這個故事蘊含的人文意義是：當人面對嚴峻的挑戰而盡力克服時，其高貴性並不會因最終失敗而減損。海明威曾在《時代雜誌》表明：「我希望刻劃一個真實的老人，一個真實的男孩，一片真實的大海，一條真實的魚和鯊魚。不過，如果我把他們描繪得夠真實，他們就會呈現更多意義。」海明威筆下的老人和自然奮鬥，也和自然共處，付出努力最終卻失敗，也因此更凸顯老人擁有的不凡耐力和「硬漢」形象。



　　海明威在文學史上的定位



　　海明威的作品充分呈現文學的現代主義精神，《戰地春夢》和《戰地鐘聲》皆是，而《老人與海》尤然。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文化風格逐漸脫離傳統，表現出現代性。簡言之，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增加，相對性與不確定性提高，現實主義觀念凸顯，強調無常變化或發展狀態，這是文化上現代主義的呈現。而文學的發展自十九世紀中期告別浪漫主義後，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風格便成為主流。自一八五○年代以來，由於工業化的進展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達，作家對於社會迅速變遷、貧富問題、代溝、現實的殘酷與人性的黑暗面等著墨甚多，社會批判或對自然的讚美成為文學的主要表現，如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等人的作品，都帶有批判工業化文明的意味。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後經濟大恐慌更激發這個傾向，文學家的政治關懷愈漸濃烈，且有左傾現象，而海明威也在反戰作家之列。《戰地春夢》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寫成，《戰地鐘聲》成書於西班牙內戰之後，兩本著作都間接或直接表達對戰爭的抗議。當時，文學創作的形式與風格其實變化不大，有所變化的主要是作品的主題與氣氛。對傳統價值與傳統社會的批評，是新文學的特質，幾乎所有當代偉大作家都痛斥現代文明，如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卡謬（Albert Camus, 1913-1960）等，呈現在現代文明之下人所感受的荒謬性、焦慮與疏離感。



　　這種文學氛圍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期，《老人與海》便帶有反現代文明的意涵。首先，本書的主題是遠離工業化文明、以捕魚為業的求生型態，而非現代國家機械化的捕魚事業。因此，這表現的是個人面對自然的處境，而非個人在工業社會下的角色。海明威所欲彰顯的形象是面對大自然的勇者，而非工業化巨輪下的一枚零件，老人在工業化社會的價值觀之下只是一名弱者，但當他獨自面對克服自然的課題時，他便出現做為一名漁夫的自我認同與自許，故事中老人對自己說：「你生來就是做漁夫的，就像那條魚生來就是要做魚一樣。」這種對工藝或傳統職業的重視，可謂對工業文明的間接批判。



　　再者，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鋼鐵工業的發展、石油的發現、汽車的發明、鐵路的興建、電力時代的來臨，使人克服自然以營生的條件大幅增加，「人定勝天」的信念受到擁護，海明威挑戰這種流行的社會觀點，重新將個人置於原始的求生環境，呈現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老人獨自與馬林魚搏鬥，即便勉力而成，卻仍受鯊魚的攻擊，所有努力付諸流水，這暗示人未必勝天，而「天定亦能勝人」。這種對工業化價值觀的批判，正是海明威的自然主義或文學現代主義的立場。



　　《老人與海》問世近七十年後，工業時代的種種問題仍未減少，而資訊時代的來臨又使得人際疏離、盲從流行、眾口鑠金等問題層出不窮。《老人與海》的故事，或許能使我們暫時脫離高科技的掌控，藉由老人面對自然的處境省思生命的本質，這應是本書給與現代作者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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