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聲中》自敘
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九十二年（二○○三）兩度花費一些時間整理舊稿，總算告一段落。對我自己而言，最具紀念意義的是五十多年前初來臺灣時的那些作品──係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月至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八月，共得七十七件，代表我青年時代的境遇、生活、心理狀態和寫作風格。
這些作品，有的已發表，有的未發表。已發表的作品，散見於《臺灣省青年服務團團刊》、《自由青年》、《自由中華》、《更生報》、《步訊》等刊物，我曾分別剪貼在一冊資料簿中，至今仍然保存著。說起來，這冊資料簿本身也滿有紀念意義。它是民國三十九年夏間，友人贈我的一冊《美國八大偉人》（畫傳），由於窮，買不起像樣的粘貼簿來存貯作品，就把它一書兩用了，偉人的姓名及畫像，我不佔用，因此仍可一翻即得。其餘篇幅則貼滿了我各式各樣的短文，也算是「琳瑯滿目」了。未發表過的作品，除了民國三十八年冬在海南的兩篇詩詞，係卞玉玟兄所寄贈外，其餘都是從我的日記簿中摘錄出來。由於原稿筆跡不工整，不清楚，所以我再照原稿重抄一遍，有的並作了註記，說明重抄的年月。
我把這些青年時代的舊作，按性質及時序，分為六類，各標主題如後：
一、海南哀歌
二、思親．懷鄉
三、記事、論述與通訊
四、壯懷激烈
五、殘留日記
六、文藝與閱讀心得
這些文字，當然不是我青年時代作品的全部。譬如說，民國三十九年春，《新生報》曾以「讀書一得」為題舉辦徵文，我撰短文應徵，錄取了，並刊載出來，我也曾剪存過，後來卻因搬遷住所而遺失了。也有幾篇詩作，我嫌語法太亂，用情也太衝動，銷毀了。
在海南的四個月，是段愁病交加的悽慘歲月。感謝卞玉玟兄，他把我在壁報上寫的一首詞和一首詩，抄入他的日記中，五十年後又再抄出來寄給我，使我能再度聽到自己的聲音，也為我的「海南生活」留下一點點痕跡。「思親與懷鄉」的作品，披瀝出我「圓山時代」的生活與思想縮影。由海南來臺灣，由「七洋」到圓山，雖然結束了餐風宿露的流浪漢生活，在所謂「革命學府」裏暫時安定下來，然國破家亡的慘痛，背鄉離井的哀傷，以及風雨飄搖，命運尚在未定之天的憂愁，卻無時無刻不縈結在心頭，悲憤但卻無奈──這心緒，清晰的反映在我的作品裏。我這時也有太多的幻想，〈我的爸爸〉一文，幻想的成分即大於真實。事實上，我父親不是「老兵」，也不完全是「英雄」，只是由於思親情切，我把父親的志節和不幸的遭遇幻想成另一種情境！
青年服務團受訓，行政專修班就讀，陸軍軍官學校暨步兵學校接受預備軍官教育的四年間，是一段嚴厲的考驗。值得自我安慰，我算是順利的通過這一考驗，而且未曾中斷我斷斷續續的筆耕。這期間寫的論文、散文和通訊，列為一類；不同體裁的詩作，則標以標題曰「壯懷激烈」，代表著我青年生活的另一境界。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其間也曾中斷過數年。整理舊稿時，發現生活在圓山、大直、鳳山這四年間的日記是完整的。只是在退休之後，不斷的為過多的藏書藏文作「瘦身」工作，忍痛把一生的日記原稿銷毀了。只檢存了極少數的日記，稱之為「殘留日記」。筆跡過於潦草，因而重抄一遍保存下來，原跡也就付之丙丁。
我寫文章，一直都是用本名李雲漢，這表示對文章的內容負其責任。初到臺灣時的作品，除本名外，卻曾採用過三個筆名：風葦、流螢、伯筱。三個筆名，都有我自己才能說得清楚的不同意義。風葦，是象徵圓山時代的心境，願意做一株在狂風中搖曳不已卻始終能堅毅不拔的蘆葦。流螢，是在故鄉讀中學時一位要好同學的筆名，由於戰亂，分開了，為了懷念也是紀念知友，我借用了這個筆名。伯筱，在我流落海南島做學生兵時，一度採用為正名，到臺灣後我就再用本名。為了不忘淒苦的海南生活，有時就署名伯筱。
這些文字，當然不是學術性的。我的學術作品，至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十一月升學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之後，才開始。這些作品，寫作技巧上也還不夠老練，但在精神上和實質上卻發自真誠，有靈魂，無矯飾，是我那段生活史的寫真──我青年時代艱苦奮鬥歷程中的痛苦、哀怨、哭泣以及吶喊、奮進、憧憬等複雜的情緒，一一出現在這些文字中。我珍惜自己的青年時代，因而決定將這些作品彙編為一冊《風雨聲中》，長期保存，作為自己、家人和友人的紀念。
取題為《風雨聲中》，是想反映我來臺及初到臺灣那個時代和環境的特徵。那時代，臺海兩岸的戰火尚未停息，狂風暴雨隨時都可能襲來。圓山山麓的弦歌以及鳳山軍營的磨練，都可能只是風雨前的寧靜。說真的，我們這些心懷孤臣孽子悲憤心情的大陸來臺青年學子，是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情境中，揀來了幸運，壯大了自己。我把這時代中自己留存的作品彙編起來，標題為《風雨聲中》，誰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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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漢識於臺北文山陋寓懷元廬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