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廣場與塔樓：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

前言

網絡化的史學家

　　我們住在一個網絡化（networked）的世界，起碼人們總是這麼說。「網絡」（network）一詞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是罕用字彙，如今卻被過度使用，既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對有遠大抱負的年輕局內人而言，不管手錶上的時間多晚，為了拓展人脈（networking），總是值得再去下一個派對。睡眠也許誘人，但錯失機會的恐懼更嚇人。對滿腹牢騷的年邁局外人而言，網絡一詞有不同的含義。有人懷疑世界被有權有勢的獨家網絡控制：銀行家、權貴、體制、猶太人、共濟會、光明會。持此立場的論點幾乎全是一派胡言。然而，倘若這樣的網絡根本不存在，陰謀論似乎不大可能如此陰魂不散。

　　陰謀論者的問題在於，身為忿忿不平的局外人，他們總是一貫地誤解及歪曲網絡運作的方式。尤其是，他們傾向一口咬定菁英網絡在暗地裡控制著檯面上的權力結構。我的研究──以及我的親身經驗──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非正式網絡通常和主流機構有某種高度矛盾的關係，有時甚至是敵對的關係。相比之下，專業史學家直到非常近期仍傾向忽略網絡的角色，或至少是貶低網絡的角色。即便到今天，多數學術圈史家總是研究會創造與保存檔案的那種機構，彷彿沒有留下井然有序書面證據的那些都不算數。我的研究及親身經驗也告訴我，要提防檔案文獻的專橫。歷史上最叱吒風雲的改變，經常是由缺乏文獻記載、非正式組織的群體所實現。

　　這本書是關於參差不齊的歷史消長。本書將階級式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s）主宰人們生活的漫長時期，和由網絡當道難得一見但更有活力的時代區分開來。簡單來說：當階級為盛行的主流時，一個人的力量取決於他在政府、企業或類似垂直排列機構內的組織階梯的層級。當網絡取得上風時，一個人的力量取決於他在一個或多個橫向組織的社會團體中的地位。誠如後文所示，這樣的階級和網絡二分法有過分簡單化的問題。儘管如此，藉由透露一點個資，或可說明以此二分法為起點的用處。

　　二?一六年二月，在寫下這篇前言初稿的那晚，我參加了一場新書派對。派對的主人是前紐約市長。使眾人齊聚一堂祝賀其心血結晶的作者是《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專欄作家，也是前總統的演講撰稿人。我應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總編輯之邀共襄盛舉，我和這位總編輯認識，是因為我倆在二十五年多前皆就讀於牛津的同一個學院。在派對上，我大概和十個人打了招呼並簡短交談，這些人當中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總裁；美國鋁業公司（Alcoa Inc.，美國前幾大工業公司之一）的執行長；《華爾街日報》評論頁的主編；福斯新聞頻道（Fox News）的節目主持人；一名紐約殖民地俱樂部（Colony Club）的會員和她先生；以及自介說曾讀過我某本書（絕對是搭訕一名教授的不二法門）的一位年輕演講撰稿人。

　　一方面我出席那場派對的原因顯而易見。我曾任職於一連串知名學府──牛津、劍橋、紐約、哈佛和史丹佛──的事實，自動使我成為多重大學校友網的一分子。由於寫作與教授工作的關係，我也加入了像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和畢德堡會議（Bilderberg Meetings）等經濟與政治網絡。我是三間倫敦俱樂部和一間紐約俱樂部的會員。我目前是三個法人實體董事會的成員：一個是某全球資產經紀，一個是英國某智庫，一個是紐約某博物館。

　　儘管網絡化程度相對偏高，但我幾乎無足輕重。那場派對上的一個饒富興味之處，是前市長趁此機會在簡短的歡迎演說中，（不是太熱切地）暗示他正考慮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加下一屆美國總統選舉。然而，身為英國公民，我根本不能投票。我的支持背書也絕不可能有助於提高他或任何其他候選人勝選的機會。因為作為一個學者，絕大多數美國人會直接假定我和一般人的真實生活完全脫節。不同於我的牛津前同事們，我對大學招生沒有生殺大權。在哈佛教課時，我可以給學生們高分或普通成績，但基本上沒有能力阻止哪怕是表現最差的學生從學校畢業。

　　至於博士招生，我不過是眾多資深教員票之一；還是一樣，無足輕重。我對我的顧問公司員工有一定支配權，但在五年的時間裡，我總共只開除過一名職員。我是四個孩子的爸，但我對其中三個孩子的影響力（說權力太牽強）微乎其微。就連我最小的孩子，現在五歲，也開始學會反抗我的權威。

　　長話短說，我不是個太統治階級型的人。出於個人意願，我比較是個網絡型的人。念大學的時候，我喜歡大學生活的不分階層，特別是各種隨意組織的社團。我加入很多社團，然後毫無規律可言地在其中少數幾個社團現身。我在牛津最喜歡的兩件事是在爵士五重奏樂團彈低音提琴──直到今天這個樂團最驕傲的仍是沒有主帥的事實──以及參加一個小型保守派談話俱樂部的聚會。我選擇踏進學術圈，因為在二十初歲時，我非常渴望不受金錢拘束。看著和我同年齡的人以及他們的父親，受僱於傳統的垂直管理體系，我感到害怕。觀察那些教我的牛津教授──中世紀原始法人實體的成員，古老文人圈共和國的公民，汗牛充棟書房的所有者──我有種難以遏制的渴望，我想像他們一樣穿著皮鞋慢悠悠地走動。當我發現做學者的薪資報酬遠不如我生命中女伴們的預期後，我在不屈從於正式就業之辱的前提下拚命掙錢。作為一名記者，我偏好自由接案，最多只能接受到做兼職記者的程度，最好是能接有預付金的專欄。當我開始從事廣播，我以獨立承攬者的身分寫稿和主持，後來開了我自己的製作公司。創業適合我對自由的熱愛，不過我得澄清，我創辦公司是為了保有自由勝過累積財富。我最大的享受是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寫書。我最棒的寫作計畫──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歷史、西格蒙德•華寶（Siegmund Warburg）的事業、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生平──的靈感都是來自我的網絡。直到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些作品也都是關於網絡的研究。

　

　　在我這個年紀，有些人追逐財富；其中只有寥寥可數的人獲得財富，卻連一秒契約奴工（通常是替銀行工作）都沒當過。有些人追逐權力；他們從政黨底層一路向上爬，如今無疑對自己曾經忍受的羞辱感到不可思議。無庸置疑，學術生活之初也有種種不堪，但和當高盛（Goldman Sachs）實習生或反對黨候選人低階競選義工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進入階級必須卑躬屈膝，起碼一開始都得如此。然而，少數幾個牛津同學如今以部長或執行長的身分，高踞權力機構頂端。他們的決定直接影響數百萬、乃至數十億美金的分配額，有時甚至直接影響世界各國的命運。某從政牛津同儕的妻子曾抱怨他的工作時數太長，沒有個人隱私，薪水又低，而且很少能夠休假──外加民主制度固有的職業不穩定性。「但我願意容忍這一切，」他回道，「不就證明了權力有多美好。」

　　權力真的美好嗎？成為網絡的一分子，在今天難道不比成為階級的一份子好嗎？擁有影響力，難道不比擁有權力好嗎？你的立場是什麼呢？我們每個人必定都屬於一個以上的階級結構。幾乎人人都是至少一個國家的公民。絕大多數人都是至少一間公司的員工（仍直接或間接由國家控制的公司，占世界上所有公司的比例高得驚人）。今天，已開發世界二十歲以下的多數人應該都隸屬於某種教育機構；無論這些機構的說法為何，它們的結構本質上都是階級式的。（沒錯，哈佛校長對終身職教授的控制相當有限；但她和在她之下的系主任階級，對於從助理教授到最低階的大一新生有莫大控制權。）世界上有相當比例的年輕男女──但比過去四千年大部分時候低了許多──投身軍旅，軍隊可謂傳統上最階級式的活動。如果你得向任何人「匯報」，即便對象是董事會，你就是階級的一分子。越多人向你「匯報」，你離階級的底層就越遠。

　　但絕大多數人隸屬的網絡數量多過階級，我指的不只是現代人使用過去十多年在網際網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臉書、推特或其他以電腦為基礎的網絡。我們有親戚網絡（今日西方世界的家族鮮少是階級式的）、朋友網絡、鄰居網絡、同好網絡。我們是教育機構的校友。我們是美式足球隊的球迷。我們是俱樂部與社團的成員，或慈善機構的贊助者。就連參加教會或政黨等階級式機構的活動，其拓展人脈成分都勝過工作，因為我們的參與投入是出於自願，而不是期待獲得金錢補償。

　　階級和網絡的世界交會互動。任何大企業都有截然不同於公司「組織結構圖」的許多網絡。當老闆被部分員工指控偏袒不公，言下之意就是，某些非正式的關係凌駕於由五樓「人力資源部」管理的正式銓敘流程。不同公司的員工下班後聚會小酌，等於是從垂直的企業塔樓，移動到水平的社會網絡廣場。關鍵在於，當一群人見面，每個人在不同的階層結構各有各的權力，他們的網絡交流可能產生深刻後果。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在巴里賽系列小說（Palliser novels）中，描述維多利亞時代政治人物在下議院公開相互譴責，然後又在他們各自所屬的倫敦俱樂部網絡私下交換祕密，令人難忘地捕捉了正式權力和非正式影響力之間的差別。在本書中，我想證明幾乎所有人類歷史都存在這樣的網絡，而且它們遠比多數歷史著作引導其讀者相信的還要重要。

　　前文已經提到，在過去，史學家不太善於重建歷史網絡。對網絡的忽略，一部分是因為傳統史學研究太過信賴來源出處為國家之類的階級機構的文獻。網絡也會保存紀錄，只不過它們並不容易找到。我記得，還是個青澀研究生時，我到漢堡的國家檔案館找資料，被帶到一間令人眼花撩亂滿是「Findbucher」（字面意思為「找書」，是皮革裝訂的大部頭卷帙，以難以辨識的手寫古德文書寫──也就是檔案館的目錄）的房間。這些目錄引導讀者找到由漢薩同盟城邦（Hanseatic city-state）頗為古板的官僚體系生產的無數報告、小書和信件。我檢索著對應我當時研究時期的書籍，然後驚恐地發現竟沒有一頁內容和我的研究興趣有任何關聯。不難想見，在度過悲慘的幾個禮拜後，當我被帶進收藏了銀行家馬克斯•華寶私人書信的橡木地板小房間，內心鬆了多大一口氣。但我純粹是運氣好才在英國領事館的茶會上遇到了華寶的兒子艾瑞克（Eric）。不出幾個小時，我便意識到，就一九二?年代初期德國惡性通膨（我的研究題目）的歷史而言，華寶和他的網絡成員的通信能提供的比國家檔案館所有文件加起來還要多的歷史洞察。

　　但多年來，我和大部分史學家一樣，以一種隨意的態度思考與書寫著網絡。我腦中有一幅模糊的圖表，將華寶和其他德國猶太商業菁英的成員，透過親族、生意和「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等五花八門的關係連在一起。但我從未想過要以一種嚴謹縝密的態度看待網絡。我願意（懶惰地）思考他的社會「圈子」（非常不專業的行話）。而且我必須承認，幾年後，當我動筆寫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歷史，也沒有比過去更具條理。我太專注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複雜的譜系，太專注在並非不常見的表親婚姻系統，而忽略了由代理人和附屬銀行組成的更廣泛的網絡，但它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十九世紀世上最富有家族的過程中也同樣重要。事後諸葛，我當初應該更注意二十世紀中期開拓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那些史學家，像是路易士•納米爾（Lewis Namier）或納德•賽姆（Ronald Syme），而不是把群體傳記視為對意識形態本身的歷史意義的貶低。不過，他們的成果還稱不上正規網絡分析。此外，他們後來被一心想展現階級興衰才是歷史變遷推進器的社會（主義）史學家世代取代。當時我已知道維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菁英──舉凡革命時代法國的「要人」到威廉時代德意志的社會名流（Honoratioren）等等──在歷史進程中通常比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階級更重要，但我並不知道如何分析菁英結構。

　　本書嘗試彌補當年犯下的疏忽之罪。訴說網絡和階級互動的故事，從上古時代直到不久前的過去。將來自無數領域的理論洞察集合在一起，包括從經濟學到社會學、從神經科學到組織行為學的內容。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社會網絡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向來比多數史學家願意承認的更高，因為他們老是把目光凝聚在國家之類的階級式組織──其中又以兩段時期為甚。第一個「網絡化時代」在十五世紀晚期歐洲初次接觸印刷機之後出現，並持續直到十八世紀劃下句點。第二個網絡化時代（也就是我們的時代）始於一九七?年代，不過我認為總是令人聯想到矽谷的科技革命，其實是一場階級式機構危機的起因，而不是其後果。從一七九?年代末直到一九六?年代末這段期間，歷史見證了相反的趨勢：階級式機構與制度重新掌權，並成功使相互合作的網絡停止運轉。事實上，二十世紀中期是階級式結構之權力的鼎盛期──極權主義政權和總體戰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