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林語堂在美國著手準備寫一部蘇東坡的傳記,到了一九四五年才開始動筆,兩年後,一九四七年完成。撰稿時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冷戰剛開始的時期。我想,林語堂要介紹東方這樣一位作家給西方世界,應該是別有用心的。他創造了一個充滿自由浪漫精神的蘇東坡,一生對抗的是僵化的教條,迂腐的思想,和走向極權的體制。書名是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林語堂要寫的是蘇東坡的一生及其時代,而用gay genius為書名,是要強調蘇東坡是位生氣淋漓、放任不羈的天才(後來中文翻譯為《蘇東坡傳》,就失去了他的原味)。這樣的天才,適逢那樣的變局,在新舊黨的夾擊下,造就了東坡苦難的一生。林語堂說「他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有變成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對於當時中國的苦難,世界各處滿目瘡痍的景象,林語堂應不至於無動於衷。雖然,他在書中的序文一開篇就說,寫蘇東坡傳記沒有別的理由,只是單純的想寫就寫了;又說他只是為欣賞這樣一位富有創造力、守正不阿、曠達任性、獨具卓見的名士,而寫作這本傳記,覺得很快樂,就是最足夠的理由。我對這說法卻持保留的態度,因為林語堂本人不可能不受到時代和個人因素的影響,不應該只是單純的喜歡做就去做,只為得到自我滿足的快感,就去寫東坡傳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