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西科克文藝節與好朋友保羅莫瑞（Paul Murray）一起上臺，當時在討論我的作品《孤獨的故事》（A History of Loneliness），內容是關於愛爾蘭天主教會虐待兒童的事情，而他討論的作品是《印記與空間》（The Mark and the Void），內容是關於他對愛爾蘭銀行的解析——這兩個機構都是荼毒我這個世代與下個世代愛爾蘭人的機制。我後來在面對觀眾問答時說出了驚人的一段話——正因為我第一次的性經驗對象是位階比我大的成年男子，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因為這樣才轉變成同性戀的；第一次的性經驗會不會是決定一生性向的關鍵？會不會就此定義了人生接下來要走的道路呢？現在當然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不過我從青少年時期到二十多歲時都為此感到困惑，《孤獨的故事》便是我放下過去而寫就的一部作品。我要是早十年寫這本書，內容只會是在怨天尤人。
儘管《慍怒》中的西羅爾比我早了將近二十五年出生，而他在成長過程中面對自身性向時的態度也比我更加焦慮，但是他經歷過的許多事，必須在此承認，都與我的青少年時期有所呼應。我來自一個同志自我認同相當彆扭的年代，至今仍是，即便心裡明白沒有必要。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都柏林人，但是只去過一次喬治酒吧。我有幸四處旅遊，但是在陌生的城市裡從不曾想過要去同志酒吧。我人生中有許多戀愛經驗都與西羅爾的經驗呼應著，想到就不禁覺得感傷。我在九○年代後的幾年住在倫敦並擔任水石書店的行銷經理，我在巴特西（Battersea）的公寓離克拉珀姆交匯站（Clapham Common）不遠。我在西元兩千年之後搬回都柏林，歸功於網路興起，聊天室「想要見面嗎？（Looking for a meet？）」的標語不折不扣說的就是性。漆黑環境中的身影充滿著性渴望，完事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生死不相往來。就像西羅爾一樣，各自回家，欲望消解後後各自入眠。雖然故事中西羅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東窗事發後，尼爾遜紀念碑在他眼前崩塌的情節安排。想想也沒有什麼不對，畢竟是個不羈之夜。
然而，我的人生也在某個時間點開始出現轉變了。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時間的賊》（The Thief of Time）的前一週，生命中第一個正式的男朋友出現了。他來參加我的新書發表會——那是我打從青少年時期就夢寐以求的活動，但是我可以為了他直接離開會場，我一開始瘋狂迷戀他。我們斷斷續續在一起好幾年，但是這樣的初戀太糟糕了！猶記得某個星期六早晨，我站在他路克街（Luke Street）公寓的遠處等他，因為我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慕林格爾（Mullingar）找他的前男友——那個年紀大又難相處的傢伙。我看見一個男人在他家門口跟他道別，似乎是在那過夜的一夜情對象。我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我愛他，因為我害怕他暴戾的脾氣，內心希望他會慢慢改變。事到如今，那道疤痕沒有完全癒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