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份匿名街頭小字報成了我寫這本書的緣起,那麼兩位美國學者──一位傳播學者、一位漢學者,則是這本書的助產士。第一位是我當時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同事丹.席勒。儘管他很期待我有關中國電信改革和“三網融合”的著作,聽我從國內研究回來,向他滔滔不絕地講述發現這張小字報的故事,他深知,我顯然已重新陷入我以往研究的領域──中國媒體和傳播政治,而不能自拔了。所以,他就建議我先寫本作為《中國的媒體、市場與民主》姊妹篇的“快小書”(quick little book),然後重拾電信改革研究。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開始寫這本書。
擺在讀者前的這本書,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譯作。從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到這本《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書經歷了如下翻譯、編輯和重新修訂的過程:吳暢暢最初翻譯,我第一次通讀和刪節,吳暢暢定下初稿,再經國內某出版社編輯刪節。2015初年,我最後一次重新通篇修訂書稿,並在前面幾章增加了最新資料、修訂了某些內容並在原有框架和觀點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最新發展,基本重寫了原書的結論部分,形成本書的第七章和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