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英文書名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出自密西西比州參議員傑佛遜．戴維斯，於一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在美國參議院發表的演說。他後來當過美利堅邦聯總統，當時人在華盛頓特區反對一個補助黑人教育的法案。戴維斯向他的同僚大放厥詞，「這個政府不是由黑人、也不是為黑人創建的」，而是「由白人、為白人創建的」，他宣稱，補助黑人教育法案奠基於錯誤的種族平等觀念，「黑白種族之間的不平等」是「從黑人誕生前就被貼上了」。──伊布拉．肯迪
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究竟何者在前？何者在後？此看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向來引發美國歷史學者不同的見解。奴隸制度存在於美國兩百四十餘年，但遲至二十世紀初，始初見對此制度有較嚴謹的學術研究，至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全面開展，美國歷史學界對奴隸制度、種族主義、內戰前的南方社會以及黑白族群等議題的研究，取得具體的成果，一舉將「非裔美國人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提升至如類似美國外交史的專史研究領域層級，進而成為一個學門，如多所美國大學所設立的「非裔美國人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在學術界興起一股非裔美國人研究之時，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的關聯性，成為研究熱點之一。在眾多專論中，最受學界矚目的當屬已故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得主艾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 1916-2013），於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美國奴隸制與美國自由：殖民時期維吉尼亞的考驗》（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一書。該書由微觀的角度，以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永久殖民地維吉尼亞為分析對象，說明美國奴隸制度究竟從何而來。根據摩根教授的研究分析，維吉尼亞殖民地在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力，分別歷經美洲原住民、英國白人「契約工」（indentured servants），以及非洲黑奴等三階段，各階段勞動力轉換的主要考量，是實際土地開發所帶來的壓力與經濟利益，而非種族主義。換句話說，以摩根教授的觀點，單就維吉尼亞殖民地而論，顯然奴隸制度在前，而種族主義在後。
欲解釋十五至二十一世紀種族主義的歷史發展並非易事，《生而被標籤》以五位歷史人物為基本架構，將時間軸線切割成五個時期分別討論。肯迪教授挑選的這五位歷史人物，分別為清教徒牧師柯頓．馬瑟（Cotton Mather）、獨立宣言起草人及第三任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內戰前北方的知名報人及廢奴運動健將威廉．蓋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哈佛大學史上第一位非裔博士與早期民權運動領導人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以及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及民權運動活躍人士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Y. Davis）。這五位對種族及種族歧視的解釋與立場各有不同，肯迪教授以此五人做為書籍的章節架構，主要目的並非為他們做傳，而是以此五人為圓心，畫出美國自古至今的五個種族主義大圓圈，而這五個圓圈所形成的交集，就是美國種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不變特性──人為操弄。
《生而被標籤》由十五世紀葡萄牙人至西非殖民開始談起，一路延伸至美國歷史各發展階段，肯迪教授透過生動的歷史敘述，深刻描繪葡萄牙人為掠奪資源，如何利用自身優勢，強壓非洲族群。葡萄牙人此舉讓其他從事海外擴張的西歐國家紛起效尤，英國人在殖民北美洲時期，清教徒牧師將歐洲人的掠奪行為冠上宗教色彩，將種族歧視行為進一步合理化，及至美國獨立建國，各時期的政治人物早已將種族主義內化為個人意識型態。十九世紀初美國白人認知到非裔美國人的問題，但解決方式卻是謀畫將國內非裔人民集體送回非洲，讓美國成為白人的專屬國度。濃烈的種族主義氣息瀰漫全美國，無怪乎法國學者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遊歷美國後，於其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書中，感嘆美國種族主義不分南北，北方雖已取消奴隸制度，但其種族偏見更甚於南方蓄奴各州。托克維爾眼中種族主義的美國，並未因內戰結束，黑奴解放而有所改變，因為內戰不是一場思想革命，它改變的僅是非裔族群的法律地位，而非白人主政者及政治人物腦袋內根深柢固的種族思想。
然如何削弱並清除種族主義？肯迪教授坦承，對抗種族主義雖非如違逆自然定律般的不可為，但卻困難重重。昔日曾要求白人讓步，主動犧牲經濟利益以消弭種族主義，達成黑白平等的訴求，在肯迪教授看來並不正當合理，因為白人的財富並非靠掠奪非裔群體而來；非裔資本家的出現，也非依賴白人所致。此外，早期民權運動領袖布克．華盛頓（Book T. Washington）所宣揚的非裔族群先追求自我提升，再爭取白人認同，進而達成黑白平權的論調，肯迪教授亦不表認同，因為徵諸歷史，非裔人士即使在美國社會有所成就，依舊擺脫不了種族歧視的桎梏，種族歧視力道的強弱，與非裔同胞社經地位高低無關。然而，透過教育是否可能改善種族歧視現象？肯迪教授表示悲觀。他不認為教育能有效清除美國的種族主義，因為每當舊種族主義看似即將沒落之際，新的種族觀念與理論迅速繼之而起，不斷推陳出新，而既有教育體制的調整，始終跟不上種族主義的更新速度。肯迪教授表示，既然種族主義是人刻意為之，其最有效的解決方式，端賴於政府主事者與社會權力階級，有無意願和決心跨越自私的門檻，開誠布公接納種族的多樣性，心悅誠服接受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
本書的英文書名乃是「生而被標籤」或是「自始就被印上標記」（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與一般我們在社會學或政治學使用的兩個名詞「標籤化」（stereotype）及「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略有出入，但基本上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以貌取人，特別是用膚色來做為判斷的標準。諷刺地但也不意外地是，「生而被標籤」這個名詞出自於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邦聯（Confederate States）的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對黑人較白人低等的看法，他認為兩者之間的不平等，是從出生時就是如此，因而有「生而被標籤」的說法。
美國在二○○八年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時，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終於走入「後種族社會」（post-racial society），實現了金恩博士在「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演說中，期許所有美國人都應該「生活在一個不被膚色、而是用內涵來評價他們的國家」（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的呼籲。
事實上，歐巴馬並非美國黑奴的後裔，他的母親是堪薩斯州的白人，因此他的膚色並非黝黑，且跟在都市貧民區長大、周遭滿是貧窮、犯罪與毒品的大多數黑人不同，他不僅是在印尼及夏威夷度過童年，同時還是由白人的外公、外婆帶大。此外，他擁有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及哈佛大學的學位，並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書，因此完全缺乏黑奴後裔的生活經歷。然而，他的當選並沒有讓美國走入後種族社會，反倒是在任內出現了無數執法單位對黑人使用暴力的事件，並導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社會運動的盛行，這些或許是白人社會的某種反彈，但無論如何，種族歧視並未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嚴重，這或多或少說明為何一位「白人至上」的川普在二○一六年能贏得總統大選，並且在上任後持續使用種族歧視的語言來爭取基本盤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