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邢福增
清季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雖始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惟其得以在沿海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及內陸各地開展傳教工作，卻要晚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及1860年（咸豐十年）以後。關於基督新教傳播史，中外學者多較重視馬禮遜等先鋒人物的開荒工作及北京條約開放後的情況。相對而言，1842至1860年間這段居間狀態，則較受到忽視。
查1842至1860年間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基督教首次在五口取得合法地位，成為中國社會既成事實。這也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開始全面接觸的時期，對來華傳教士而言，經過了「等待中國」的時代，中國之門終於打開，他們滿懷期望地部署傳教工作。據統計，1858年（咸豐八年），來華傳教士的數目為81人，分屬20個不同的歐美宣教組織。就中國社會的反應而言，學者較關注民間對西教的回應。那麼，草創期國人對西洋宗教的反應如何？1855年（咸豐五年），每週參與主日禮拜的平均人數為304人，街頭佈道的聽眾平均人數則為1840至1965人。毋庸置疑，西教早期流佈，也引起民間各種反教言行。西力東漸既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千年變局，清國朝野有識之士如何思考及應對西教傳播，誠然是饒具意義卻仍處空白的研究課題。
孔德維博士的《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一書，可說是針對上述研究空白而作的嘗試與努力。本書的研究範圍，正是以鴉片戰爭以降清季儒者對基督教的思考為中心。作者選取了梁廷?、姚瑩及魏源三人作個案，探討這些非奉教的儒者，如何以儒學傳統為本位，並因應客觀時局而作寬容基督教的主張。置於中國傳統的政教脈絡下，這種宗教寬容論到底有何特色？這不僅是清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也對當下二十一世紀延繼清帝國遺緒的新帝國政教關係，帶來新的視野及思考。
德維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的本科畢業生。雖然宗教在華人社會及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宗教研究卻依然難以擺脫其「非主流」的位置，位處大學人文學科中較冷門的末流。記得德維在本科時修讀本人開設的科目時，已表現出對宗教研究較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繼續深造哲學碩士，由於選擇了清季儒者的基督教觀為範圍，本人奉學部指派擔任其指導老師。回顧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以晚清中國基督徒為研究方向；惟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旨趣，早已轉至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與政教關係。因著指導德維關係，讓我再次觸及早年曾廣泛涉獵的領域，勾起三十多年前進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時的不少回憶。
德維完成碩士論文後，更堅定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並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上延至雍正年間，另方面擴展至探討儒者對伊斯蘭教的看法，修畢香港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今得悉其碩士論文在修訂後有機會出版，這不僅是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見證到一位香港本土年輕學者呈獻初熟之果時的激動與興奮。
回想本人三十年前的碩士論文，正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完成，處理的雖是晚清基督徒的身份問題，但卻牽引了我往後的思考與實踐。德維這篇文章，也是孕育在2014後的香港，二百多年前儒者提出對異己的「寬容」，在今天又有何迴響？其實，歷史研究不僅有助於疏理過去，也是在各種拉扯與張力之中，與當下處境的對話。
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孤單之路，在當下愈趨扭曲的高等教育環境下的香港尤甚……祝願德維莫忘初衷，為本土華人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貢獻。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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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9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