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民主雖然容易著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
百年前的今天，位於英國威爾斯某小鎮（Aberystwyth）的學校接獲一筆捐款，希望以設立一個獨立學門的方式來紀念那些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死沙場的大學生，致力於研究戰爭的起因並尋求維持和平的方法。隔年，全世界第一個國際關係系成立於此，數年之後的研究成果是：推行民主制度是避免國際戰事的良方，一來生活於這種制度底下的公民其實並不願意打仗，二來此一制度確保參戰與否的決定，必須經過國會的辯論，亦即需要時間，而這意味著當下的衝突可以獲得緩衝，以及尋求妥協其他化解方案的可能。
換言之，民主的本質是慢，且慢本身是個優點。此一制度根本上預設了人性的幽暗面，擔憂絕對的權力會使人腐化，因此才有三權分立，為的是不讓權力過度集中於一個人身上或單一機構，避免決策的制定過於獨斷。但制衡也意味著不同政府單位之間以及政府與國會之間，必須溝通、爭辯、協調、折衝，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
相較之下，單憑一人的意志就可決定把國民送入戰場的威權或獨裁政權，反倒是國際和平的一種隱憂。此一發現印證了十八世紀德國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永久和平構想，也是所謂的「民主和平論」源頭。
當然，這樣的制度若運作於一個願意等待的社會，將相得益彰，而這正是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洞見。根據他的觀察，民主之所以在美國能成功，部分得力於資本主義的投資精神。那是一種願意事先付出，然後靜候未來獲利的精神。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之後，人民凡事得以不急躁，願意信任和等待，政府也因此能進行長遠的施政規劃。
事實上，本文標題就是托克維爾的話。對他來說，雖然內建了拖延機制的民主無法快速回應突發的問題，但長久而言卻比其他制度更能防止小火把國家燒成一片焦土。另一方面，他也發現，願意等待的投資精神不容易維持，且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人人自私自利、不關心公共事務，最後將妨礙了民主的運作。
不意外，自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西方逐步進入了經濟掛帥、凡事講求效率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時代，短期投機取代了長遠投資，民主制度幾乎注定會在這種一切求快的商業文化當中遭致批評。原本作為一種體現政治妥協的民主制度，終將因為其要求充分討論與爭辯、容許以拖待變的特性，遭致批評。慢，不僅是多數人眼中的缺點，在政治上更是被當作一種制度失靈，甚至是一種惡。
置於此一脈絡，近年來掀起的全球性批評民主政治聲浪，並不難以理解。速度與政治其實存在微妙的關聯性，而這是三十年前高喊「歷史終結」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失算。雖然自由民主制度獲得了冷戰意識形態鬥爭的最後勝利，但反民主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同時崛起，而「憲政民主」與「自由市場」兩者的緊張關係才剛開始要浮現。
《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並未直接處理時間與民主的問題，但本書提出的許多觀察與此相關。作者朗西曼（David Runciman）是一位英倫才子，文章可見於英美報章雜誌，目前任教於劍橋大學政治系，擔任系主任且主持該系「談政治」（Talking Politics）播客節目，自從五年前出版了一本談論民主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 2013）之後，躍升為具全球知名度的公共知識份子。
讀者手上這本書基本上算是《信心陷阱》的續集。根據朗西曼的觀察，放眼整個二十世紀，除非在制憲時刻或外敵侵略必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的時候，政治人物在民主制度底下難以成就偉大事業，且再偉大也比不上革命先烈或國父。是故，民主政治大部分的時候就是頗為幼稚的小打小罵，政客與選民不斷犯錯，且永遠學不到真正的教訓；但是，定期選舉與權力分散也總確保了國家不至於犯下威權體制或獨裁政權所能鑄成的大錯或政治悲劇。
這是托克維爾的洞見之延伸。民主制度雖不能讓人滿意，倒也不至於讓人徹底失望，且每一次危機的解除將加深人們對這制度的信心，根本如同一個走進去就不想出來的圈套。《民主會怎麼結束》一書雖然標題吸睛，但其實延續了此一論點，但把焦點從二十世紀歷史轉向了當前的政治，且特別針對川普的崛起與中國模式對民主的挑戰，進行了精采的分析。不過，本書內容以診斷為主，朗西曼沒有提出明確的處方，甚至在許多時候對民主的未來頗為悲觀。
診斷如下：民主政治正面臨的嚴重的中年危機——死不了，但會出現各種鋌而走險或企圖抓住青春尾巴的中二行為！如同中年大叔突然想買一部適合十七歲小伙子的摩托車，深陷信心圈套當中的選民，厭倦了希望與失望之間永無止盡的循環，會突然想把希望寄託於一個無黨籍候選人或政治素人，然後再次陷入另一種永劫回歸。是的，你沒猜錯，朗西曼真的認為川普就是最後可能會燒成一團火球的摩托車，那些吵著要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旋即請辭或假裝沒事的英國政客也是。
的確，政黨過去的勝選法門是向中間靠攏，但進入中年危機的民主政治，選舉結果卻可能一再戳破「理性選民」神話。若說「換人做做看」是民主常態，此一階段的症狀是不少選民開始認為「所有政黨都一樣（爛）」，所以不按牌理出牌或走偏鋒。選民愈來愈兩極化，那些極端甚至荒謬的主張反而贏得選票。
這說法看似印證了此時隔海與作者互別苗頭的美國政治學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在其《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所說：讓那些沒知識且平常不關心政治的人參與政治，只會變成一群以為自己所關心的議題是全世界最重要，自己的主張是宇宙無敵的政治流氓，然後把手上的選票當作迎接「救世主」降臨的階梯，期待他一上任就馬上清除多年沉痾乃至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所以，讓無知的人民投票是自掘墳墓的作法，唯一的出路在於讓真正懂的人來掌權，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來替換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
實則不然，因為朗西曼的真正論點是：罹患中年危機的人並非真正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會有如此年輕人般的行為，是因為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甚至可說是太過於深信才會行為如此幼稚脫序。這是一種民主制度完好無缺的情況之下的政治失靈，其根源是一種錯誤的安全感。
當然這也是《信心陷阱》論點的延續。據此，包括布倫南在內的那種反民主言論，其實也是一種民主中年危機的症狀，是因為活在民主制度底下太久，對得來不易的個人自由、人權保障、憲政法治等許多社會夢寐以求的價值，失去了敏感度，才能如此輕易脫口說出——換個制度試試看！
不過，《民主會怎麼結束》則進一步針對類似想法出現的歷史條件作出了相關的現實分析，也就是中國的崛起。此一史上最大的威權體制國家在過去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對許多人來說證實了非民主體制的優勢。相較於正處於經濟成長緩慢、貧富差距擴大、選民對政治人物失去信心，甚至對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議政府也不再信任的民主社會，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採取的實用主義加上訴諸國家光榮的策略，經濟成長飛速，雖然也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但窮人的生活亦獲得了實質的改善，且社會穩定，政策的落實快速有效，的確讓不少西方人羨慕。
當然，這足以讓不少人貶抑民主思想、宣揚「賢人政治」（meritocracy）的好處，甚至直接呼籲其他形式的菁英統治（例如布倫南）。也足以讓陷入中年危機的美國民主想要擁抱採取類習近平策略的川普，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是「中國夢」的翻版；沒有黨派包袱且反一切現有體制的語言，也給人一種務實改革的強人印象。但是，朗西曼強調，截至目前為止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尚未願意拿個人自由、尊嚴、人權、法治等價值，來換取威權主義的經濟成長與政策效率。
如此理解，川普不會是另一個希特勒的崛起。這是朗西曼亟欲強調的事。政治思想的學生，想必認得出這是「劍橋學派」的獨有印記。相較於牛津大學傾向針對永恆哲學問題提出系統性抽象理論，以及倫敦政經學院致力於提出時代提的具體改革方案兩種學術傳統，劍橋大學研究政治學的特色在於強調，政治沒有所謂真正的永恆問題，每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都必須認清自己所處時代的問題，提出診斷甚至是處方——忽略此一事實，容易讓人將我們自己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理解為另一個時代的重演，從而誤解其本質，甚至將另一個時代的解方生搬硬套到我們的時代。
《民主會怎麼結束》充分展現了劍橋人的特色，提醒我們，這一波批評民主的聲浪其實是二○○七到○八年金融危機的後遺症，性質不同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大恐慌，且此時的美國也和當年的德國不可同日而語。是故，川普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民主政治進入中年危機時的炫酷摩托車，雖然很快會被放到車庫冷落，但就算騎個幾次也可能發生危險。
或許，中年危機這種事情本來也就沒有解藥，回春的希望本來也是症狀之一。甚至，朗西曼悲觀地問：二十世紀初期的女性尚未有投票權，許多少數族群也處於絕對弱勢當中，民主社會還有追求普選與福利國家的理想作為動能，但我們時代的新動能在哪裡？除了繼續堅持民主價值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處方，而這不就是《民主會怎麼結束》一書的目的？相較於有學者趁勢高舉一些極端的主張來成就自己，朗西曼提供敏銳的觀察與診斷，並且明白這是一個民主時代底下身為政治學學者能做且該做的事。
相信閱讀本書的讀者，也會把朗西曼的提醒以及他試圖藉本來達成的時代意義。更重要的是，也會理解本地的民主退潮或某些反民主聲浪，並不是中年危機的症狀。的確，相較於兩三百年的中年危機西方民主政治，民主化才三十年的台灣社會可能是真正的還是一個年輕人，甚至碰上任何問題的時候會直接懷念過去那種相對穩定且只要不批評政府，過著政治歸政治、其他歸其他的日子即可安逸的年代。提醒我們不該輕易套用另一個歷史脈絡的問題和處方來看待自己時代的作者，或許會說，我們此時該擔憂的不是民主會怎麼結束，而是：民主該怎麼真正開始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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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