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懷元廬存稿之二：懷德與憶往

自序

　　這是一冊紀念文集，共收入我多年來撰寫的紀念文字六十一篇，文主只有五十四位。以文主與我的關係為區分界限，可分為六部分：師長、鄉賢、上司與同僚、學術界友好、同學、門生。文體及篇幅雖不盡同，中心觀念則只有一點：表達最誠摯的感激、懷恩、悼念與惋惜！

　　一

　　師長部分，係紀念我中學及大學時代的十位恩師。

　　中學時代的師長有四位：前山東省立昌樂中學教導主任滕振鐸化文先生、教務主任王懷中亦民先生、校長霍樹.梓坡先生、及前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校長王志信篤修先生。滕、王、霍三位先生是在山東省立昌樂中學教過我課的業師，王校長志信先生則係內子韓榮貞女士中學時代的校長，我自始即事之以師禮，情感之篤厚一如業師。四位先生均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自山東來臺，繼續服務於教育界，直到退休。我夫婦與四位先生時相過從，有緣繼續沐受教誨，真正是終身師生緣份，不僅有至德，抑且懷深恩，尤以滕師化文、王師篤修兩先生，直接感受上就是我夫婦在臺的家長。

　　在臺灣，我是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在臺復校後第一期研究生，讀教育研究所。師長中，有四位先生和我的關係最密切，我都曾在他們身後撰寫專文紀念。四位先生是：羅家倫志希先生、黃季陸先生、楊亮功先生、陳雪屏先生。羅、黃兩先生，均為我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暨國史館服務時的先後任首長，於師生關係外尚有長官與部屬關係，追隨均在十年以上，係對我一生中影響最多的兩位師長；因此在兩位先生過世後，我曾不止一次的為文哀悼，本集收入羅師紀念文四篇，黃師三篇。楊亮功先生，是我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時的口試委員，他晚年主持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時代，和我接觸甚勤；我曾參與編纂楊師的《年譜》，楊師也多次以其著作相贈，對我無話不談，關懷備至。陳雪屏先生，是政大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長，我直接承受教誨有二年之久，對治學門徑及研究方向，多所提引。由於陳先生後來出任政府公職，見面的機會不多，然晚年每次見面，都垂詢殷殷。他於九十九歲高齡駕鶴西歸時，我不在國內，因撰文以申哀思。

　　師長輩中，方永蒸蔚東先生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是東北籍的老教育家，抗日戰爭勝利後，出任國立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率領全院師生自東北輾轉遷徙至海南，最後渡海來臺，其忠貞愛國的志節與氣魄，國人無不額手同欽。我未曾跟方先生讀過書，只於他擔任臺灣省行政專修班教育行政科主任時做過一年的助教，因而建立了師生情誼，不時相見，直至他以一百零三歲高壽辭世。

　　劉真白如先生曾任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那時我已畢業離校，惟每有機會見面，仍以老師稱之。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我退休後，劉先生正主持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聘我為學術著作獎審議委員會委員，繼又聘為董事，得以親接清誨一十六年，直至其以一百晉一高齡謝世。我曾撰有數文論及與白如先生的師生情緣，以本集所收〈當代人文教育大師劉白如先生〉及〈我所知道的劉真白如先生〉兩文，雖略有重複處卻較為完整而平實。

　　二

　　鄉賢部分，收入九篇紀念文，分別紀念八位與我關係密切的昔日山東政、教、軍界鄉前輩。八位先生是：前昌樂縣縣長、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保安第一師師長、山東省政府委員張天佐仲輔先生；前昌樂縣縣長、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暨省政府委員程鈺慶韞山先生；前昌樂縣政府教育科督學、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昌樂分團部書記、臺灣省立大甲中學教師王華軒先生；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第一屆立法委員王仲裕先生；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部代書記、第一屆立法委員宋憲亭先生；前第十一綏靖區青年教導總隊總隊長、國立山東大學教授、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教授陳孝祖繩伯先生；前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兼行政長、臺灣中部防守區司令官、金門防衛司令官、陸軍總司令、中央信託局董事會主席劉安祺壽如上將；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考試院院長孔德成達生先生。八位鄉先生，除張天佐先生係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山東昌濰戰役壯烈殉職外，餘均來到臺灣，我因而有機緣相識，並能於彼等仙逝後為文悼念。

　　我於八位鄉先生，誼屬晚輩，雖然結識的時間及過程各不相同，然彼等對我的愛護以及我對諸鄉賢的敬仰情愫，則始終如一。張天佐先生，是一位政績卓著的縣長，為抗日、反共名將，也是我中學母校創辦人及衛護者，我等學子視之為保姆。在家鄉，聽過他不少次講話，卻並不相識。張夫人李佐卿女士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來到臺灣後，居住臺中，我於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初到臺中工作時，始得緣相見，我以伯母稱之。張伯母右鄰，即曾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繼張天佐先生出任昌樂縣縣長的程鈺慶先生。程先生在戰前及戰時，長期擔任昌樂縣政府秘書，我父親喜歡稱他為「程老秘」，因此我於相識後，尊稱他為程伯伯。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我結婚後，曾在臺中宴請諸鄉友及黨史會同事，張伯母與程伯伯都親臨參加，程伯伯並以我故鄉老縣長身分講了話。王華軒先生，在昌樂故鄉時就曉得他，但未曾談過話，到臺灣後也緣慳一面。然當趙光家顯庭先生告知華軒先生在大甲的教學成就之後，欽敬之心油然而生，撰文表彰他為夕陽古道中少見的教育界典型。

　　在臺灣，我認識的山東籍第一屆立法委員有六位：前國立山東大學教務長、名法學家杜光塤毅伯先生、前善後救濟總署魯青分暑署長延國符（瑞琪）先生、前山東省政府魯南辦事處秘書長趙公魯先生、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王仲裕先生、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部代書記宋憲亭先生、前山東《民國日報》、北平《華北日報》、臺北《山東文獻》總編輯宋梅村先生。六位先生謝世後，我撰專文表達哀思的，只王、宋、宋三先生。王先生，我有兩次和他見面：一次是在臺中，聽他報告山東老革命黨人鍾孝先先生的生平事略，談到當年的艱難困苦，他哽咽至言不成聲；一次是我去他北投的住所訪問他，談《山東革命黨史稿》的編纂過程及推廣問題，我建議就原稿影印，以存其真，他接受了。王先生過世後，他介弟服務於臺灣省政府的王仲懿先生希望我寫篇紀念文，我樂於從命，並稱譽王先生為「革命黨人」，以彰顯他早年革命黨人的本色。宋憲亭先生，抗戰末期曾駐節我縣昌樂，亦曾到我校檢閱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並曾於抗戰勝利後主持過全縣的慶祝大會，我的印象特別深刻。但與宋先生直接接觸，是到臺灣以後的事。由於他的公子宋鐸是昌樂中學比我晚幾級的同學，我稱宋先生為伯伯。公私兩方面，我和宋伯伯接觸最多；因而於他逝世後，我情不自禁的要為文哀悼。宋梅村先生謝世後，曾以「宋梅村淡泊名利」為題，撰文紀念。

　　陳孝祖先生和劉安祺上將，是山東流亡學生的大家長，也是大恩人。民國三十七、八年間，如果不是陳先生提議，劉先生核可，適時於青島成立青年教導總隊來收容我們這些流亡學生，帶我們到臺灣來，我們不可能有今天。當然，我在青年教導總隊做學生兵時代，不可能與高高在上的兩位長官有任何私人間的來往。我與陳先生有直接接觸，是在四十六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以後的事。陳先生已脫離軍職，受聘為國立中興大學教授，我因改稱他為陳老師。從四十六年至八十五年的四十年間，師生間不時晤談，未曾間斷。陳先生又向老司令官劉安祺上將引荐我，因得與劉先生有了往來，記不清見過多少次面，吃過多少次飯。我不再稱他為司令官，像其他鄉人友好一樣，敬稱他為壽公；他則逕呼我的名字：雲漢。兩位先生係在同一年度內辭世，我都親與喪禮，並曾為孝祖師請准覆蓋黨旗，親任覆旗委員。

　　與孔德成先生相識，始源於鄉賢楊展雲鵬飛先生發起創辦《山東文獻》季刊。楊先生原擬推請孔先生為發行人，孔先生以身為公務員不宜擔任其他職務而謙辭，卻力為贊助，參加多次籌備會議及餐敘。我有幸參與編輯委員會，因得於餐會時敬陪末座，因而與孔先生相識。另一因緣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孔先生為副董事長，我為董事，因而有了「同事」之雅。他謝世後，我當然要為文悼念。小人所能，唯此而已！

　　三

　　上司與同僚，係我服務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時期的數位上司及同事。本集收入紀念文十篇，紀念：三位老上司：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心波先生、前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馬樹禮先生、前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日報社董事長曹聖芬先生；四位同事：前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敬之伯誠兄、林徵祁兄、纂修劉宗向紹唐兄、前中央秘書處主任廖風德兄。

　　七位先生中，以秦心波先生和我的關係最深。秦先生主持黨史會十五年，其中有十二年，我是他的副手，退休時又強力推薦我為他的接班人。兩人的關係，以公，為上司與下屬；論私，則在師友之間，於治事處人方面，我確從他處學得了很多。因此，在公祭典禮中，治喪會暨家屬均認為由我來報告心波先生的生平行誼，最為適當。他於行政長才之外，是飽讀經籍的學者，詩人，更是當代唯一著名於世的篆書書法家。心波先生前年贈送我的那部《秦氏大小篆三種》，在我有生之年常置案頭，不時翻閱，見書如見人也！

　　馬樹禮先生是報人，印尼獨立運動史專家，第一屆立法委員，外交官、也是中國國民黨的「高幹」─曾任主管海外黨務的中央委員會第三組主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主席。他受蔣經國故主席之召由日回臺出任秘書長時期，我任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因此我在紀念文中，標題為「我的秘書長老上司」。但，我和馬先生在學術方面的交往益深，引為知友，則是在他晚年主持逸仙文教基金會時期。他的道德、操守、學養，都有長者之風，為一代典範。

　　我與曹聖芬先生的交往，始於一本書。是在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我四十六歲，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決定請人為兩位元老記者各寫一種可讀性高的傳記：一是于右任傳，一是陳布雷傳；前者邀我來寫，後者邀徐詠平執筆。聖芬先生是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和我素昧平生，他是接受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常勝君（崇寶）兄的推薦而邀我。我把書名定為《于右任的一生》；成稿之後，送聖芬先生親為審閱。聖芬先生深感滿意（係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任熙雍兄見告），此後即締為文字交，信函往還，歷三十年。我見面，總稱他為聖公，或聖老，他則以小學弟視我，稱我雲漢，並說：「你在政校的輩分太低」。他謝世後，我參加了他的告別式，也以不捨的心情，寫出〈追思雙清老人曹聖芬〉一文，附印了他寄我的一封親筆信，以申哀思。

　　陳敬之與林徵祁兩兄，是與我同時擔任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同僚；不過，兩兄任職時間卻是一先一後。敬之兄是與我同時到職的；他在大陸湖南，曾做過縣長，來臺後任職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暨總統府，文筆不錯。在黨史會只做了三年，就屆齡退休。很不幸，退休甫月餘，即以胰臟絕症棄世。繼敬之兄職務的，是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香港時報社董事長林徵祁兄。徵祁兄到職後次年，復應召出任中央日報社董事長，我為董事，於是成為「雙科同事」，也因此我稱他是「游刃於新聞與歷史之間」的朋友。我與陳、林兩兄，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適可相匡互補，合作無間。迄今想來，記憶猶新，而兩兄墓木亦已拱矣！

　　《傳記文學》出版社與《傳記文學》雜誌社社長劉紹唐（宗向）兄，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知己好友，我夫婦與紹唐兄嫂都相熟稔。說同事，是因為我和紹唐兄曾同時擔任過黨史會纂修，還有蔣永敬兄，三人氣味相投，志趣契合，稱之為「三老纂」。創辦《傳記文學》，是紹唐兄一生最大也最成功的事業，朋友們盛稱他是「以一人敵一國」的文化界巨擘。我是《傳記文學》雜誌的基本讀者與作者，紹唐也把我和蔣永敬兄看作是《傳記文學》圈內人，多數座談會及學術活動都邀我倆參加。他過世後，我和內子曾冒著滂沱大雨去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參加他的告別式，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淚。我也不只一次參加紀念他的座談會，寫過數文，而以〈我所知道的劉紹唐〉最能表達真摰的情感。

　　廖風德原是政大歷史系教授，與我有同事之誼。他太太郭芳美讀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選讀過我的課，風德因此也稱我為李老師。他受邀參與黨務工作後，先後出任中央祕書處主任及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成為我的同僚。他於民國九十七年（二○○八）總統選舉，著有功績，曾被內定為內政部部長，前程似錦。不意就在此際，竟因登山跌倒，心肌梗塞，延誤送醫而喪生。我聞此耗，不勝痛惜，立即為文哀之，且自儆焉！

　　四

　　學術界友好圈內，收入十二篇文章，紀念十三位好友。

　　梁永燊、瞿韶華、林衡道、潘振球四位先生都是學術機關主管，由於共同舉辦或參與當代史的學術活動而相識，成為同道好友。四位先生，各有自己的專業範圍及輝煌建樹，也都是功在國家的政學雙棲人物，卻也都不失高級知識份子的真情本色。我與四位先生交往多年，極為愉快。梁永燊先生應該算是英年早逝，我以未能親赴香港致祭為憾，只寫一篇紀念文表達心意。瞿韶華先生在國史館館長任內，與史學界諸友推誠合作，與我更有相見恨晚之感。他謝世後，我為治喪委員，親率黨史會同仁參與祭典。林衡道先生，出身於板橋林家，民族主義思想甚濃。他主持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時期，每年都舉辦臺灣史蹟源流研習會，邀我講述「國民革命與臺灣」課程，並參與他主持的臺灣史蹟訪查活動，頗感其愛國情殷，反共意志亦極堅強。他過世時，我不在國內。其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教授告知情況，邀撰文紀念，我欣然從命。潘振球先生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時即曾相識，交往最頻繁的時期為他出任國史館館長之後。兩人史學觀念相同，也都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相處極為愉快。

　　國內的沈雲龍、宋晞與旅居美國的唐德剛三位先生，是國人熟知歷史學界名家，也都是與我有三十年以上友誼的好朋友；沈、宋兩人的逝去都由於意外：沈雲老係因心臟病突發而猝逝於討論會會場中，宋旭老則是於晨間散步時在馬路上為一摩托車撞倒而不治。我都曾參加兩位老友的喪禮，也分別撰文表達追思與悼念。唐德剛晚年頗受病災之苦，然高齡已屆九十又三，著作等身，宜無憾也。回憶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德剛相處情形以及在臺北多次餐敘時的說古道今，他的聲音笑貌又不時出現在腦板上。

　　張佛千先生是藝文界名士，我因劉紹唐兄的媒介與之相識，敬稱他為佛老。他住在金山南路的一所公寓，「往來無白丁」，美女弟子甚多，我羨慕他的生活有如神仙。因此追念他的文字，標題為〈願佛老永遠優遊如仙〉，也將終生保存著佛老贈送我夫婦的那首嵌名詩。

　　葉明勳，新聞界的元老，也是教育界的前輩，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自立晚報社社長、世新大學董事會的董事長。然而，我有緣識荊卻在他的晚年。最愉快的時段，是受行政院聘任一同參加二二八事件研究委員會的兩年間，他和陳重光是召集人，我是委員，每次會議後由兩位召集人輪流做東，讓大家吃得豐盛，談得盡興。他夫人是著名女作家華嚴女士，曾將其主要著作送我一份；女兒是旅美史學教授葉文心博士，也是時常在學術討論會場合見面暢談的朋友。

　　李海天先生是位成功的企業家，他的事業在日本橫濱，因此也被視之為重要的旅日僑領。在國內，曾數度當選為僑選監察院監察委員及立法院立法委員。我因於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去日本橫濱出席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而與他相識，其後並曾兩度應他邀請去東京在學術討論會中作主題演講。他的去世，對中日關係未來的發展，當然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王愛生女士是劉紹唐兄夫人，也具文才。龐登龍先生是前臺灣省青年服務團暨行政專修班的老上司，我與內子都事之以師禮。兩位在同時間內棄世，所以合為一文悼念之。我曾參加龐先生的告別式，並為行專同學的主祭人。劉王女士告逝，則因未接獲任何資訊，悵然久之。她繼承了紹唐兄的遺志，把《傳記文學》月刊交與世新大學成氏姐妹（成露茜、成嘉玲）接辦，長期延續下去，誠屬難能可貴。

　　楊茂林先生是前臺中商業專科學校教務主任，他及夫人黃素琴女士，與我夫婦誼屬同事，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誼，子女們也都相熟識，稱得上是「通家之好」。兩家本來都住臺中，其後先後遷居北市，每過段時間，兩家夫婦即邀約餐敘，迄未間斷。茂林兄九十五歲大壽賀宴，我夫婦應邀出席，見其精神智力都還剛健，初不意未及一年即以辭世聞！默念其一生際遇，福壽雙全，應無遺憾。

　　五

　　我初至臺灣時，二十三歲。和我年齒相若之小學及中學同學，先後來臺者，數在百人以上；和我同班以及時相過從的同學，有三十餘人。六十多年後之今日，已有半數同學離開塵世矣！算算看：年級比我高者，有吳湘永、李瑞、劉誠心、劉新民（成棕）、李建坡（復興）、鞠鴻文、崔廷選（弼臣）、王祥鑑、張春興等；同班者，有馬大忠、滕欣榮、趙世傑、許衍潤、劉百魁、程威海、馬大信、滕興華、陳會傑等；年級低於我者，有尹慶山、孫國勛、王者光、張來禧（至礽）、張瑞岐等。逝者喪禮，自難一一到場，限於時機及資訊，亦不可能多所著墨，然有十位最親近之同學，我曾含淚執筆一吐心聲！

　　十位同學中，只河南省籍之姚潤身一人，為前臺灣省青年服務團同隊同班同學。其餘九人都是山東省立昌樂中學同學，六人為同班，三人為晚幾級的學弟。同班六人是趙世傑、劉百魁、程威海、馬大信、滕興華、陳會傑；學弟三人為孫國勛、張來禧、張瑞岐。除張來禧、馬大信的告別式因事未能到場致祭外，餘人我及內子都曾趕往醫院或殯儀館見他們最後一面，送他們最後一程。難過，是當然的，但不過度悲傷！我等年齡差不了幾歲，只是早一步晚一步而已！

　　六

　　我曾在臺灣四所公私立大學兼任教職三十年，並曾應聘為碩士、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二十年前，出版學術自敘傳《史學圈裏四十年》一書時，述及我指導過學位論文的十七位研究生，都是時當盛年，為當前史學界的菁英：不意五年以後，即陸續有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世新大學教授陳曼玲、國史館纂修王正華，以研究孫中山先生行誼思想為專業而往來臺海兩岸的莊政教授，英年早逝，令人惋惜！我分別參加了他、她的告別式，也私下寫了悼念文字，來表達白髮人送別黑髮人的椎心之痛！

　　本集所收六十一篇紀念文字，有二十九篇已經發表過，都是直行豎排的原版印刷體文字。另三十二篇是未曾發表的文稿，又有兩種形式：一為直行手寫稿，有三篇；一為橫行打字稿，有二十九篇。蓋我於民國九十四年（二○○三）以前，習慣於手寫，其後則改為在電腦螢幕上打字。這次由秀威資訊統一編排，清楚多了，也要對秀威資訊諸先生，表達由衷的謝忱。

　　中華民國一百○七年（二○一八）七月，李雲漢記於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六十九號「仁普世家」六樓之三寓所。

　　年齒已達九十有二，電腦打字尚無大礙，亦云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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