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印加帝國的末日

前言

　　將近五百年前，有大概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人帶著他們不多的幾個非洲和印第安奴隸來到了屬於今天祕魯境內的地方。他們很快就與人口超過千萬之眾的印加帝國發生了衝突，這場衝突的結果像一顆巨大的流星撞上地球後產生的無數碎片一般撒滿了這一整片大陸。今天前往祕魯的人們依然能夠發現這些碎片留下的痕跡：從深棕色皮膚極端貧困的下層民眾，到那些擁有西班牙貴族姓氏、膚色略淺的祕魯精英階層；從帶尖頂的天主教大教堂和禮拜堂，到從西班牙引入的牛和豬以及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後裔。祕魯占主導地位的通用語言更是一種避無可避的對歷史的提醒。這裡的人依然稱西班牙語為卡斯蒂利亞語（Castillano），這個名字起源於對古老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王國中居民的稱謂。事實上，西班牙征服了一個存在僅僅九十年的帝國並將其扼殺於萌芽狀態。這個事件帶來的劇烈影響至今還在祕魯社會的各個階層裡持續發酵，無論你生活在海岸沿線，還是安第斯山脈之上，甚至是少數幾個還在祕魯的亞馬遜河上游流域生活的與世隔絕的原住民部落，都無一不被牽連在內。

　　不過，要準確地認定在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動之前和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見證了這些事件發生的人最終大多都被這些事件奪去了生命。活下來的人當中，只有少數幾個就當時發生的事做了記錄——當然他們大多都是西班牙人。那些識文斷字的西班牙人（十六世紀西班牙讀書識字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來到祕魯時已經掌握了大約三千年前埃及人發明的字母表，這個強大而實用的工具讓他們能夠更方便地書寫。相反，印加人則依靠口述歷史、家族譜系，很可能還有「結繩語」（quipus）來記錄他們的歷史。結繩語就是通過把不同顏色的繩子小心地打成不同的結，由此儲存豐富訊息的記事方法，是對人工記憶的一種補充和提示。然而，在印加人被征服後沒過多久，如何閱讀結繩語訊息的技藝就失傳了，記錄歷史的人要麼去世了，要麼是被西班牙人殺死了，於是印加人的歷史也隨著一輩輩人的更?而漸漸被遺忘了。

　　常言說得好：「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話對於印加人和西班牙人來說一點都不假。印加人畢竟曾經創造了一個疆域跨越兩千五百英里的龐大帝國，並征服了該領域內的大多數民族。和其他許多帝國皇權一樣，他們的歷史也傾向於為自己的征服行動尋找光明正大的理由，同時極力讚美自己的統治者並貶低自己的敵人。印加人告訴西班牙人說是自己給這片地區帶來了文明，而且自己的征服行動都受到了神的啟示和許可。不過，事實與這恰恰相反：印加帝國之前，這裡就出現過無數個王國，歷史總長超過了一千年。所以印加人的口述歷史實際上融合了事實、神話傳說、宗教信仰和自我宣揚等各種內容。即便是在印加精英階層內部，分屬不同宗系血統的領導者們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各說各話，互不認同。這種情況的結果就是早期的西班牙編年史作者們記錄下了超過五十種不同版本的印加歷史，就是因為他們採訪的對象不同。

　　關於征服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的記錄也完全是一邊倒的，因為我們獲得的都是單方面的材料。留存至今的大約有三十份當時西班牙人撰寫的關於最初征服期間及隨後五十年內各種事件的相關報告，但是由主要原住民或混血原住民對這同一時期事件的記錄則只有三份，它們分別來自蒂圖．庫西、費利佩．瓦曼．波馬．德．阿亞拉（Felipe Huaman Poma de Ayala）和加西拉索．德．拉．維加（Garcilaso de la Vega），即便是創作這三本編年史的原住民作者也都沒有親身經歷過征服戰爭最初五年的關鍵時期。這三份文件中最早一份的完成時間是一五七○年，實際上是印加君主蒂圖．庫西向一個來訪的西班牙人口述的一些內容的記錄。此時距離他的叔祖父、印加君主阿塔瓦爾帕被俘也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十年。因此當代的作者們想要確定誰對誰做了什麼時，只能參考一些絕對不客觀的歷史記錄：一邊是成堆的西班牙語信件和報導；而另一邊則只是僅有的三份原住民編年史作品，這三人之中最著名的一位作者，加西拉索．德．拉．維加還是一個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的混血，他的編年史作品是用西班牙語寫的，而且是在他離開祕魯五十多年之後才得以出版。

　　至於那些留存下來的西班牙人的記錄，其中還存在著另一個不利於人們看清歷史事實的障礙：早期西班牙人所寫的報告都是使用一種被稱作「見證書」（probanzas）或「記敘」（relaciones）的體裁。這種文章的主要目的在於試探和取悅西班牙國王。撰寫這些文件的人通常是些由出身卑微的公證員臨時客串的征服者，他們都清楚如果自己的報告能夠脫穎而出入了國王的法眼，那麼自己將來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好處、嘉獎甚至是終身的年金。因此，早期西班牙征服者們在寫匯報時並不一定關注事件本身如何發生發展，而是要將更多的筆墨用來著力刻畫他們行為的正當性，並適時地向國王誇耀自己的豐功偉績。與此同時，他們還會故意淡化其他西班牙同行者們的作用。（畢竟，他們將來都可能成為要來和自己分一杯羹的人。）除此之外，西班牙編年史作者們還會因為理解或語言上的障礙而錯誤地記錄大多數他們接觸到的原住民文化相關內容，同時無視和（或）低估他們手下的非洲和中美洲奴隸發揮的作用以及他們自己在當地的原住民情婦對他們產生的影響。以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的弟弟埃爾南多為例，他早期寫過一份關於征服行動的書信，並呈給了作為西班牙國王代表的西印度群島事務委員會。在這份長達十六頁的書信中，埃爾南多反覆提及了自己的成就，至於和他一同前往的另外一百六十七名西班牙同胞中，他只提及了一個人，就是他的親哥哥弗朗西斯科。諷刺的是，這些最初的通篇以自我為中心的文章卻總是一經出版就立刻受到追捧，在歐洲迅速流傳開來。西班牙的歷史學家們就是依據這些內容杜撰出了自己所謂的恢弘歷史，並一代一代地傳了下去。

　　當代的作家們——尤其是敘述歷史事實的作者——很多時候必須在各式各樣、甚至相互矛盾的記述之間進行選擇，不得不依靠一些明知其不以誠信而聞名的人寫的東西，不得不翻譯一些滿是拼寫錯誤且冗長空洞的手稿，不得不使用三手甚至四手的訊息來源，或者是手稿複印件的複印件。印加君主阿塔瓦爾帕真的對某某人做了什麼或說了什麼嗎？誰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那些所謂的引用有可能只是一些作者在他們所要描述的事情發生幾十年後按照他們「記得」的東西而寫下來的內容。就像量子物理學一樣，我們只能「大致估計」一下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因此，本書中使用的大量引自十六世紀作品的內容必須被客觀的看待：就像彩繪玻璃的一些碎片，雖然擦得亮亮的，看上去很美麗，但它們只能就這段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歷史提供一種片面的、甚至扭曲的看法。

　　所有的歷史記錄難免都會強調一些事、簡化一些事、暗示一些事、縮略一些事、擴展一些事，甚至對一些事避而不談。所以任何歷史故事都不可避免的是透過作者所處的時代和文化背景的稜鏡來講述的。美國歷史學家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在一八四七年創作的皮薩羅和一小撥西班牙英雄無畏艱險以少勝多對抗野蠻的原住民的故事，就迎合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自負和美國的天定命運論；同樣，本書所持的論調無疑也是符合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普遍態度的。歷史題材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的個人能力和時代局限許可的範圍內，將這些歷史上著名的人物——皮薩羅、阿爾馬格羅、阿塔瓦爾帕、曼可．印加——從歷史的人偶架上取下，撣去表面的灰塵，盡己所能為他們注入新的生命力，讓他們可以重新演繹自己在這世上時的一段故事。故事講完了，作者還要把他們輕輕地放回塵封的架子上，等待不久的將來有其他人講述一個新的故事時，再重新讓他們復活。

　　大約四百年前，一個曾經在印加帝國生活的貴族後裔費利佩．瓦曼．波馬．德．阿亞拉傾盡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撰寫了一本長達一千多頁、還配有四百多幅手繪插圖的巨著。波馬．德．阿亞拉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夠讓西班牙國王糾正在後征服時代的祕魯發生的西班牙人加諸原住民身上的諸多欺壓和不公。不知道波馬．德．阿亞拉是怎樣攜帶著這樣的鴻篇巨著走遍全國，前往那些已經被破壞殆盡的印加帝國遺址，採訪各處的人民，再仔細地把聽到、看到的東西都記錄在自己的作品中，一路上還要小心地提防自己畢生的心血不被人偷了去。波馬．德．阿亞拉在他八十歲高齡的時候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手稿，然後把這僅有的一本漂洋過海寄送到了西班牙。他的作品顯然沒有如他期望的那樣抵達目的地，或者說就算到了西班牙，也沒有被呈遞到國王手上。最可能的情況是被某個低階的官僚接收，然後放到一邊從此遺忘了。過了將近三百年之後的一九○八年，一位研究員在哥本哈根的一個圖書館裡偶然發現這本手稿，並從中獲得了無價的訊息。本書中也引用了該手稿中的一些插圖。和手稿一起寄給國王的還有一封親筆信，年事已高的波馬．德．阿亞拉在信中寫下了這樣的話語：

　　我花了很長時間，準確地說是好幾年來權衡、編目和整理各式各樣的「歷史」材料，因為我一直難以作出決斷。最終，我克服了膽怯，開始著手進行這個讓我嚮往了這麼久的任務。我想要從我自己的盲目和無知中尋找點亮黑暗的一點光明。我也許不是貴國培養的那些什麼博士或拉丁語專家，但是我斗膽認為自己是第一個能夠為國王陛下提供這份服務的印第安人……在我的作品裡，我總是盡力找到最可信的資料，使用那些有實質意義且被多方佐證的訊息。我只記錄那些有不止一兩個人認可發生過的事實……國王陛下，為了印第安人和在祕魯的西班牙基督徒的福祉，我請求您本著善良的心接受我這份微不足道的謙卑的效勞。您的接受將為我帶來無上的幸福和安慰，是對我工作的最好獎賞。

　　本書的作者也經歷了與波馬．德．阿亞拉類似、但遠不及其艱難的挑戰，我所懷有的也只是和他一樣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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