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於二○一六年夏天首度出版，在那之後發生了一些事件，其中有些對於該如何思考以及對抗民粹主義，能為我們提供更進一步的教訓及啟示。
如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演說的作者，企圖為民粹主義教科書貢獻一個主要出處，我們不禁會下結論說，他或她很聰明地達成了這個目的。要是有人因為聽了這場演講，而覺得美國剛剛從一個外國政權被解放出來，也是可以被諒解的。這位總統宣告，在推翻占領華府、令人憎恨的外部「建制派」以後，人民再度統治國家了。
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像川普一樣，要「人民」反抗腐敗、圖利自己的菁英，但不是每一個批評權勢者的人就是民粹主義者。真正能夠分辨民粹主義者的重點，也是本書的主要論點，在於——主張他（而且只有他）代表真正的人民。如同川普詳細解釋的，因為現在他控制了行政體系，因此人民就控制了政府。這暗指所有的反對派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反對川普，就是反對人民。從前委瑞內拉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自行宣布不民主的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a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cep Tayyip Erdo?an）等領導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個極度威權的模式。川普讓全世界明白，他對民主所構成的危險有多大。
查維茲喜愛的口號是「人民與查維茲一起統治」（With Chavez the people rule），但諷刺的是，這種人民與他們一個忠實的代表的表述方式意味著，民粹主義者最後不必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川普假裝只是人民正統意志的主要執行者，艾爾多安在二○一六年夏天政變之後，計畫再次引進死刑，在回應所有的批評時，他用同樣的方式宣稱：「重要的是，我的人民說些什麼。」更別提他一開始要「他的人民」說些什麼，更不用管他仍然是人民聲音的唯一合法詮釋者。根據定義，不同意見就是不民主的。另外，「制衡」這種在民主裡完全正常的分權機制，只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障礙。
一些自由主義者天真地希望，川普在某個時間點會明確發出訊息，企圖「統一」和「癒合」分裂的國家。選舉之後，川普在推特發送像是「我們將會統一，我們將會獲勝，獲勝，獲勝！」（We will unite and we will win, win, win!）的訊息。在就職演說中，他訴求一個「統一」和「不可抵擋」的美國。實際上，所有民粹主義者都不斷談論「統一人民」，但永遠只是想統一人民的條件或其他因素。川普在五月一個很少被注意到的競選演說裡已經這麼措辭（本書於文後會再次引用）：「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統一，因為其他人不具有任何意義。」換句話說，如果從法律和道德觀點來看都是真正公民的人，對於人民應該如何統一，要是和民粹主義者沒有相同的願景，那麼他們作為屬於適當人民的身分，可能將會受到質疑。
每一個民粹主義者都會藉由提升與那些被認為不屬於「真正的美國人」、「真正的土耳其人」等人的衝突，來嘗試統一他的人民——那些唯一正統的人民。對民粹主義者來說，兩極分化不是問題，而是確保權力的工具，因此認為民粹政治人物遲早會「與另一邊的人打成一片」是極為天真的想法。對民粹主義者來說，衝突是好事，只要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利用衝突（特別是持續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來證明誰是「真正的人民」，以及他們有多強大。
然而，不是所有的新聞都是了無希望的，我相信在令人驚訝的二○一六年，我們已經學到一些重要且具有建設性的教訓。對很多人來說，本書分析的現象顯然只會越演越烈，畢竟，這些日子以來，我們每天實際上聽到和讀到的是一股民粹主義的「世界潮流」。然而，「反建制的情緒」是一股全球趨勢的看法，並不是對政治現實的一種中性描述。除了是一種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以外，民粹主義領導人物自己也一直在倡導。二○一七年一月，在德國科布倫茲舉辦的一場歐洲民粹主義者集會裡，瑪琳•勒龐 （Marine Le Pen）大聲疾呼：「二○一六年是安格魯—薩克遜世界覺醒的一年，我確定二○一七年會是歐洲大陸人民覺醒的一年。」奈傑爾•法拉奇 （Nigel Farage）不滿足於骨牌的象徵比喻或者只是潮流，他說這是一場「海嘯」，並自由混用各種譬喻，讚美義大利選民拒絕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對歐洲發射「火箭砲」的憲政改革。
這些形形色色，也或多或少乏味的印象，讓人產生非常錯誤的觀念。法拉奇並不是靠他自己完成脫歐（Brexit）行動，要讓「離開」成為事實，需要保守黨的盟友，例如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和麥可•戈夫（Michael Gove），尤其是戈夫可能比其他人更重要。畢竟，強森被視為是有點怪異的人物，而戈夫在政府裡則是重量級的智囊（他曾任英國教育部部長和司法部長）。當戈夫說公民不應該信任專家的時候，是有某種意義的，畢竟，他本身就是個專家。然而，更重要的是，脫歐不只是被壓迫的人自發性的反建制感受所造成的後果；在英國保守黨中曾經是處於邊緣地位的「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幾十年來已經被通俗小報和政治人物滋養長大，像是前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他並不相信離開歐盟，但為了機會主義的原因，而不斷重複布魯塞爾有多麼糟糕的標準言論。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這個論點一樣說得通。川普並不是因為身為外圍的第三政黨民粹運動候選人而勝選，法拉奇有強森和戈夫，川普則仰賴權威的共和黨人保佑，像是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另一個真正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和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沒錯，很多共和黨主要人物都反對這個房地產開發商的崛起，但是這個黨從來沒有聲明切斷與他的關係，而且政黨色彩依然是解釋這次選舉結果最重要的單一因素：九○％自我認同為共和黨的人投票給川普。在他們當中，有些人就像之前美國人投給由商人化身為國家拯救者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他的第三政黨候選人資格，幫助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勝選）一樣，也會把票投給川普，這樣說並不是奇怪的事。簡單說，沒有共和黨的話，川普就不會是今天的總統。
但是這個骨牌與潮流的印象，已經受到一個實證經驗的反例挑戰。在奧地利，大部分的人都預測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諾伯特•霍佛（Norbert Hofer）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中會取勝，結果贏家卻是綠黨背景的政治人物亞歷山大•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這個看起來似乎是這波民粹主義大趨勢裡曇花一現的事件，對整個西方世界來說，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很多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士明確站出來反對霍佛，特別是得到鄉村居民信任的當地市長與其他省級重量級人物，而來自維也納的綠黨領導人顯然無法把鄉村居民集結在一起。鄉村走向民粹主義，都市支持自由主義，這種分割在英國脫歐與川普選票中非常明顯，但這種分割並不是必然的。另外，范德貝倫競選時動員很多公民，去和平常不會見面的人打成一片，他們甚至還有如何與霍佛支持者進行建設性談話的傳單，例如，不要立刻指控他們是排外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並不是無法抵擋。
因此，很重要的是，不要太過執著於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政黨。我們也必須注意其他的政治人物，特別是觀察保守派是否有合作的意願。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表面上是主流的保守派或是基督教民主黨，有時候會轉變成民粹主義者，因此打亂了「建制」和「反建制」之間清楚的區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聯盟（Fidesz，按：簡稱青民盟）並非一直都是民粹主義政黨，二○一○年競選時，黨綱並不是以民粹主義為基礎。是到選舉之後，奧爾班才變成堅定的不自由主義者（illiberal），以及有系統地破壞匈牙利法治和民主的反歐盟領袖。同樣地，前波蘭總理雅洛斯拉夫•卡欽斯基（Jaros?aw Kaczy?ski）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在二○一五年秋天選舉時，呈現出的還是一個溫和的樣貌，只有在取得多數以後，才追隨奧爾班的路線，變成完全的民粹主義者。
很明顯的，如何面對民粹主義者並沒有萬能之計，也無法明白列出如何打敗民粹主義者的十個要點，而有讓你快速吸收的教戰手冊。但我們並不是完全毫無方向或毫無希望。鼓勵其他政治人物與民粹主義者對話，但是不要像個民粹主義者說話。注意潛在的保守派合作者，並試著勸阻他們不要與民粹主義者合作（當然，如果民粹主義者不再是民粹主義者，也就不再是反多元主義者，那麼在民主體制裡與他們合作，是完全正當的）。不要認為民粹主義的選民是「可悲之人」，而若無其事地忽略他們，就像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二○一六年九月所做的一樣。與你平常可能不會遇見的人交談；如果你有好的理由相信他們是不正義的受害者，請催促你的政府以及�或者政黨矯正這種不正義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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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二○一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