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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是當前維持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法碼，稍一有閃失可能造成國際動亂。這是任何對國際關係稍有認知的人都同意的看法。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論著可謂卷帙浩繁，但是從中美兩國這兩百年來的歷史交往中以不同的「人民和群體」，將兩國人民共同經歷的夢想、願望、衝突和怨恨的生動故事放入歷史大舞台，在力求嚴謹的學術腳本中又能掌握如舞台換幕，一幕幕排演不同角色上台演出。要寫出這樣一部精彩有觀點的歷史論著，令人沉吟故事中所延伸的現實意味，並留下空白讓讀者細思未來處境，在既有的中美關係史的論著中猶如鳳毛麟角。徐國琦教授的這本《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原文直譯，以下簡稱《中國人與美國人》），便是這樣一本學術功底深厚，又能嫻熟掌鏡中美兩國交往中的不同主角，通過多元身分的轉換和發聲，澈底展現了敘事史學的功力。我很樂意向讀者推薦這樣的一本好書，特別是在台灣更不能迴避中美兩大強權的發展，而從中美兩國人民交往的視角探觸一部國際史，更應是面對歷史問題和當前兩岸局勢的一個突破口。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是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徐國琦在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專書，出版後學術佳評不斷，我曾在《台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長文介紹本書在半個世紀以來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學術地位和重大意義。如同國際史大家入江昭（Akira Iriye）在本書的序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闡釋『共有的歷史』需要謹慎引證，本書則展現了此一方法」。在美國外交史的學術傳統中，戰爭、衝突、霸權、外交決策、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等現實主義史觀曾是引領風騷的顯學，這一學派基本上係以美國為中心的歷史論述。徐國琦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並非典型的外交史著作，更不以美國為中心，而是近十年來正興起的「國際史」研究的絕佳範例。國際史研究仍離不開國家與國家間的對話，但是它對話的對象更加廣泛，政府或非政府、群體或個人都可以納入跨國聯繫和國境互動的一環。徐國琦將他個人的系列著作歸納為「國際史三部曲」：《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中國人與美國人》加上《亞洲與大戰》、《何謂中國》（idea of China: a shared history，預計今年由哈佛大學出版，書名暫訂），這三本書則屬於「共有的歷史三部曲」系列。以上六本英文著作分別由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三個世界頂尖大學出版，其中幾本已有中文版。這次由貓頭鷹出版社印行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不僅是徐國琦教授在台灣首度問世的中文譯本，也是本書第一次以中文版發行。有興趣的讀者可將「國際史三部曲」和「共有的歷史三部曲」找來一讀，應更能明白作者在國際史研究下了多年的苦功。

　　我初識徐國琦教授是在二○○四年夏於復旦大學召開的一個會議上，他當時的發言和舉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議程的開放討論中，他一隻腳蹬在椅子上，怒氣指著中國掌握學術大權的一位發言人，嚴詞駁斥其不懂學術規範。個頭不高的他看來卻是氣勢萬丈，滔滔雄辯中帶著一絲得理不饒人的洋氣，但又略有幾分農民的率真粗獷。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氣質的學者，我這樣揣度著！可是當時未有機會交談。二○○八年於長沙召開的中外關係史會議上再度遇到徐國琦，始知他來自極為貧困的安徽農村，聯想起數年前他足蹬椅子的情景，終於理解他何以有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後來又有幸同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期間對他的不凡經歷有進一步的了解。

　　徐國琦教授和我同屬一九六二年生，屬虎，略長我數月。他出生於大饑荒之後的安徽農村，從小在飢餓中長大，而我出身於台灣的小康之家，正是台灣經濟起飛，走向經濟奇蹟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對照在於我們都成長於美蘇對抗時代的敵對陣營，我從小聽聞「反共抗共」和「三民主義解救大陸同胞」長大，而他從小聽聞「打倒蔣介石政權」和「解放台灣苦難同胞」。他雖經歷十年文革，但並未耽擱考高考的時間，和我一樣都是十八歲（一九八○年）上大學。一九八○年代的台灣正逢解嚴前左右思想激越奔騰，年輕學子求知若渴，且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六○和七○年代人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我八○年代依舊興盛。我雖讀了台大，因結婚太早，來不及留美放洋，最後在台灣取得博士學位。徐國琦上大學時，英文考了零分，靠著一本英文字典苦讀文法，再攻讀南開美國史碩士。最後以放棄南開教職，取得獎學金，直上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我和他不僅同年生，同年上大學，而同樣屬於從事中美關係史的學者，在學術的起跑點上他像一顆飛速的白球，幾年之內完成了這麼多本擲地有聲的書，如同打棒球漂亮出擊，一下子就打了好幾個全壘打，而我或同輩的學者都還在跑壘狀態，真令人汗顏不已！而他的成長過程更是充滿傳奇，從赤貧野地一路奮力往上爬，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學術的尖塔，他的苦難經歷也足堪為下一代年輕人逆境求生的榜樣。（詳見徐國琦中文版自傳《邊緣人偶記》）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於近代中國的國際視角，將近代中美兩國交往的關係以流暢且饒富興味的敘事置於一部國際史的圖像中，從文化交流、憲政制度和體育活動等生動具象的案例，穿針引線這些歷史故事在中美兩國交會的歷史脈絡中，展現歷史學者獨具的敏銳歷史意識和現實政治感。本書除緒章和結論之外，分成三部六章，第一部：十九世紀的信使；以蒲安臣使團、清末留美幼童和第一位在哈佛執教的中文教席戈鯤化做為十九世紀的信使。戈鯤化在美不到三年，即因感染肺炎而病故，卻留下重大的資產，除了編撰華文教材，並有一批華文書籍成為哈佛大學及後來的哈佛燕京社奠定漢學研究的基本文獻。第二部分：通過兩位美國知識界菁英古德諾及杜威探討一戰以後中美知識菁英的交流、美國顧問專家的角色以及中國的國際化歷程。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古德諾，因著有《共和與君主論》一書，長期被視為替洪憲帝制背書，學界迄今對其評價有所不公。作者仔細推敲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古德諾來華擔任顧問之前，美國政府尚未承認民國政府，加以新建的共和政府草擬的憲法頗有以法國共和憲法為藍本的意圖，美國憲法顧問是否合適，曾使古德諾的派任一波三折。徐國琦重新探討何以古德諾認為君主立憲政體適用中國的想法。眼睛明亮的讀者或許也可感受到作者刻意戳刺當前一黨獨大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立場批判所謂古德諾的憲政謬論，百年之後的中共更該自我反省當前中國的憲政改革和民主法治。在「杜威：西方孔子和文化使者」一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更接近「人性」的杜威，而不是一個被胡適等大學者塑造出來的實驗主義大師的杜威。第三部分：大眾文化和中美關係。通過近百年來中國如何看待體育、對現代體育觀念的認識以及中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經歷等主題，闡釋近代中國人如何利用體育活動來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和參與國際化的軌跡。奧運在中國的引介最早是在一八九五年由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於天津設立分會，開始大力推展籃球、排球等現代體育競技活動為始。從「奧林匹亞」（Olympia）一詞最早被譯成「我能比呀」，我們就能明白中國人如何想擺脫東亞病夫的心結，以及體育活動和國家民族認同的不可分割。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海峽兩岸「兩國中國問題」浮現在奧運代表權的外交角力，一九七○年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乒乓外交開啟與美國政府的破冰之旅，以及美蘇共三方在國際體育活動中呈現的緊繃外交關係，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體育政治化議題。中國人進一步瘋狂追尋金牌數，欲藉此證明中國不僅已擺脫「東亞病夫」，更是世界體育強國，最高境界莫屬二○○八年北京首次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引起的全民瘋狂逐金運動。這種情況令我們想起去年（二○一七）首次在台灣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中高亢的「讓世界看見台灣」、「點亮台灣」的台灣人認同情緒。體育賽事在世界各國舉辦活動中往往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味，在兩岸關係中也是隨處可見。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美國學界治美中關係史的學者對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關懷特別深刻，此一傳統從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以來不論研究典範如何改變，治外交史者對當代世界的觀察及未來中國局勢的演變特別敏銳。反觀台灣歷史學界在這方面則相對保守和拘泥，乃至於外交史研究與現實國際政治的接合漸行漸遠，以致外交史學界擁有史學縱深的功夫底蘊，卻逐漸失去對當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筆者認為身為華裔學者的徐國琦，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的現實關懷呈現中國崛起之後，中美兩國隱然有種相互對抗和競爭的心態，徐國琦希望通過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個案經歷，建構出中美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的心理認知和共同願望，而非完全依賴國家力量主導一切。

　　撰寫本書中文版序言之際，正值美中貿易戰開打，美國總統川普對台發布「台灣旅行法」、中共十九大修憲及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等等重大政治議題，台海關係時時處在既危險焦慮又充滿期盼的處境中。本書從二百年來中美人民的交往，以及從體育活動考察人民和非政府組織在民間交流和國家關係的角色，更有批判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在憲政、人權和學術上的種種箝制，正給民主台灣在考察當下急迫的台美中關係時有一個歷史的參照點和宏觀的國際視角。在二十一世紀中美兩國，乃至於亞洲國家和全球世界，如何形成一個和諧共享的價值觀和構建互信渠道，求同存異，走出一味競爭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理解正可提供未來的借鏡。凡是對近代中美交往的這段共有歷史或愛憎情結感到興趣的人應該閱讀這本《中國人與美國人》；希望能從歷史獲得知識力量對目前台灣命運有理性關懷的讀者更應該閱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