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斯利的《明治維新》是一部史論結合的歷史著作。大體上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依次探討維新政治的各個階段。導論以簡明的方式討論至一九七○年為止，有關解釋和評價明治維新的性質、地位和歷史影響的主要學說及代表學者、著作。



　　第一至四章展現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從幕府政權的問題（內憂）轉向對外政策的問題（外患），而後依序討論「改革的大名」（第五章）、「不滿的武士」（第六章）、「攘夷運動」（第七章）、「攘夷的失敗」（第八章）以及「恐怖主義的失敗」（第九章），在諸多嘗試後，日本最終選擇了「維新運動」（第十章）。其後的四章探討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結論部分，比斯利總結道，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他認為，貫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諸多政治事件始終的「紅線」，是從對外來威脅的意識走向國家認同的意識，並以要求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方式表現出來。伴隨這一進程的，是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級武士的「有才之人」（man of talent）進入日本的統治階級。而正是這些「有才之人」選擇了「明治維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這一切等於一場革命嗎？比斯利明言他不願意使用革命一詞來描述明治維新的性質，因為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武士扮演了統治的角色，而在運動結束之後建立的明治政權中，他們仍然占據統治地位。在明治社會中，「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元素，在為國家富強而奮鬥的旗號下共生共存。有鑒於此，比斯利反對把明治維新定性為「資產階級」、「農民」、「絕對主義」或「右翼分子」運動。



　　中國是比斯利寫作這部著作過程中不時觀望的參照對象。



　　它的導言也是全書的第一句話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這些威脅和壓力使兩國都陷入政治和軍事的危局，對兩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都形成致命的挑戰。兩國對這些威脅和壓力的最初的反應也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些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發的後果卻大相徑庭。在前者那裡，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節節退讓，直至王朝覆滅和革命到來；但在後者那裡，「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政策的實施使它最終成為一個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與發展工業之路」。緊接著這段話，比斯利斬釘截鐵地寫道：「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



　　身在與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台灣，時值這場撼動日本歷史的革新屆滿一百五十周年，本書值得讀者駐足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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