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命中的壯闊平原
作家的生活是枯燥的，幾乎說不出什麼來，但是，也有一點好，在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可以用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書名來命名已逝的時光。舉一個例子，二○○三年一月至二○○五年七月，我生命中的這兩年零七個月，它們平靜如水，可它們有一個壯闊的名字，叫《平原》。
我的生日在一月。每年的一月我都是神經質的，有不可遏制的體能、想像力，當然，還有不可遏制的表達欲望——《青衣》動工於二○○○年的一月；《玉米》動工於二○○一年的一月；《玉秧》則動工於二○○二年的一月；到了二○○三年的一月，《平原》又上手了。我曾經用誇張的、玩笑的語調尋問我遠方的朋友：「為什麼一到冬季我就這樣才華橫溢的呢？」
其實不是「才華橫溢」，是恐懼。生日臨近，我的心智，我的肉體，它們對「時光」就有了異乎尋常的敏銳，我能感受到「時光」對我的洞穿。「時光」是尖銳的，也是洶湧澎湃的，這個世上沒有比「時光」更加倔強的東西了，它義無反顧，一去不回頭。
我很小的時候對「時光」就有了敬畏。因為敬畏，所以恐懼。因為恐懼，所以愛惜。因為愛惜，就有所企圖。我的有所企圖無非就是做點什麼。是啊，做點什麼。做點什麼呢？我只能尋找一些虛空的東西來陪伴我——我的認知，我的感受，我的激情，我的語言，我的想像，我的表達。
在我的書房裡，我不再恐懼。在書房，我可以笑傲我的時光。你去吧，你來吧。無論你對我做了什麼，我愛你。
《平原》描繪了一九七六年這一個特定的「時光」。當我在二○○三年一月回望一九七六年的時候，不恰當的野心出現了。我渴望包餃子。我渴望一巴掌把一九七六年拍扁了，然後，把我對「文革」所有的認識都包裹進去。在《平原》當中，我描繪了一個叫「王家莊」的地方——那也是《玉米》的人文地址——謝天謝地，寬容的朋友們已經把「王家莊」放置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地理版圖上了。那不是一塊「郵票大的地方」，充其量，那只是一個「芝麻大的地方」。這地方為什麼叫「王家莊」呢？原因很簡單，這地方姓「王」，它是民主的死角，自由的死角，也是尊嚴、同情、悲憫和愛的死角。它奉行的依然是「王道」。
作為一部「批判歷史主義」的小說，在小說的結尾我寫到了一條狗。這條狗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牠是狂犬。在一九七六年的冬季，牠被打死了。牠在臨死之前咬了男主人公端方一口。當我寫完《平原》的時候，我在二○○五年的盛夏推開了我的窗戶，我望著窗外，特別想知道，端方，你在哪裡？你在做什麼？你的健康有異樣嗎？你的傷疤是否放射出刀鋒或冰塊一樣的光芒？
在這裡我必須要說一說三丫，那個不幸的女孩子。我在這裡把她專門提出來，也許不是因為這個人描寫得成功。這個人物是《平原》的支撐點。從小說結構的意義上說，她不是。但是，在我的情感上，她瘦弱的身體一直支撐在我的內心。為了描寫她，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從技法上說，她並不難寫。是我害怕她。我害怕在我的小說裡和她面對面，我只能停下來，一次又一次停下來。當她被我「寫死了」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個人作為小說家的不潔。可我沒有辦法。我無能為力。柏拉圖說，藝術家是不道德的。是的，作為《平原》的作者，我感受到了藝術家的鐵石心腸。這是代價。
除了端方，三丫，除了「王家莊」的那些農民，我在「王家莊」還安置了一些特別的人物，那個叫吳蔓玲的知青，還有那個叫顧先生的右派。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讀者朋友們也許可以發現，他們和以往的「知青」和「右派」是有所區別的。我珍惜這種區別。這種區別並不是來自於我的認識才能和文學才能，我把它歸功於理性的進步。
現在是二○○七年的夏季，我已經在寫另外的一本書了（這本書開啟於二○○七年的一月）。就在這樣的時候，這本書在臺灣刊行了。我是欣喜的，也是感激的。它使我獲得了一次回望的機遇。我衷心地感謝九歌出版社，衷心地感謝這本書的責編薛至宜女士。
世道變了，我當然知道這樣的書早就不合時宜了，可我還是期盼著臺灣的讀者能夠喜歡。我在南京感謝你們。
畢飛宇 ?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於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