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城市的歷史同樣顯示了帝國主義的理論根據與認知，是如何隨時間與空間而改變。英格蘭的帝國目標從十六世紀開始發展，演變為後來的不列顛帝國野望，而擁護帝國的領頭人物們抱持的思想原理也會跟著演進。十七世紀早期阿爾斯特（Ulster）種植園主的行事動機，對十九世紀時香港的自由貿易者，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帝國而戰的白種人殖民地部隊來說，想必都是全然陌生的。這幾種動機常常會彼此累積，有時還會互相競爭，但這些同時存在的動機並不代表不列顛帝國缺乏一套思想體系。評說帝國的人對不列顛殖民野心的全貌表達其敬畏之情，他們的這種做法可是有著悠久，而且常常虛情假意的歷史。荷瑞修．沃波爾（Horace Walpole）**在一七六二年時，對於「一支與世無爭、安分守己的商業民族」居然變成「羅馬人唯一的繼承人，還佔領了東印度與西印度地區」而大表驚訝。十九世紀時，劍橋大學歷史學家J．R．西利（J. R. Seeley）將不列顛帝國這個產物，巧妙描述為「無意之間造就的穠纖合度」。而更晚近的不列顛帝國史，更暗示帝國純粹是透過某種「無計畫的個人行動」過程而誕生的。 實情是，在不列顛帝國霸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現成的政治哲學、道德信念、神學與價值觀，可以用來宣傳、解釋不列顛全球影響力的擴張。不列顛一會兒是個重商主義帝國，一會兒又成了個自由貿易帝國；大不列顛在若干特定時代涉及西方文明的傳播過程，卻在其他時刻投身保護多元文化相對主義；一八?七年奴隸貿易廢止之前，不列顛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自視為當仁不讓的開發帝國，後來卻成為爭取自由的無私行動中的一份子。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描寫殖民地現實的中篇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可說是無與倫比。他筆下的馬洛（Marlow）在書中尖銳指出，帝國在任何特定時間點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實現某個理念：「背後支撐的是一種理念；不是什麼虛偽的情感，而是一種理念；還有對這種理念一心一意的信念──你可以打造這種信念，在這種信念前低頭，為之犧牲奉獻。」 經過了幾世紀，人們也得以從輿論、報章雜誌與國會殿堂中眾說紛紜的言詞中，查出帝國體制的目標與本質──探討帝國主義所需的代價與得到的好處、與不列顛認同的關係，以及其戰略與經濟需求。有人指控不列顛帝國犧牲民眾的荷包，讓一小搓商業菁英得利；有人指控不列顛帝國與專斷而濫權的政治規章體系脫不了干係，威脅到不列顛有史以來所具備的各種自由；但也有人表示，將貿易與基督教拓展到海外，正是不列顛的神聖使命。
墨爾本是這個環球商業紐帶上的另一個港口城市：「南半球的女王城」的發展標誌著不列顛帝國體系中金融資本的出現，也凸顯出白種人殖民地（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在整個殖民蒼穹下獨有的地位；維多利亞殖民地則是維繫著盎格魯-薩克森家族的其中一條「緋紅親族血脈」（crimson thread of kinship）。相形之下，愛德華時代的不列顛屬印度則關係到權力與權威的展現，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城市在展現這種帝國情節時，能比新德里更壯觀，更能顯示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自傲。新德里是當作帝國千秋萬世的紀念碑在打造的，等到這座城成為獨立後的印度首都時，城市都還沒有蓋好。最後一章要分析的則是帝國的終結，以及去殖民化過程對一座位於不列顛群島上的殖民城市所帶來的痛苦影響。鮮少有地方比利物浦更能從不列顛的帝國市場與全球影響力中獲益，發展勢頭更強勁，也沒有別的城市在帝國的終結中損失如此慘重。不列顛帝國擁有讓人發財與傾家蕩產的雙重能力，如今，帝國的這兩張臉正隱沒於常起波滔的默西河（River Mersey）沿岸的船塢與碼頭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