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在完成台灣的課程後即返回美國，但是三年後，我接受淡江大學的邀請，返回台灣教書。一九七九年我返回美國並與另一位作者共筆，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專著《兩個中國的糾葛》（A Matter of Two Chinas）。我開始對美國的對中和對台政策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華盛頓與台灣斷交，並把大使館遷至北京。然而，美國國會採取行動──推出《台灣關係法》——透過立法確保美國和台灣能繼續保持有意義的外交往來。在這本書中，我試著討論此一情勢可能會如何發展。
一九八四年，我和來自台灣的學者陳博中（George Chen）共同撰寫《台灣的選舉：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Taiwan’s Elec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並在書中討論台灣民主的早期發展。一九八八年，我繼續寫了《無聲的革命：台灣的政治發展》（A Silen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兩年後，我完成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並交付出版社發行。我在書中討論台灣的地理環境、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外交和國防政策等，並試著回答一個「大哉問」：究竟台灣是個國家，還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由於該書廣受好評，因此出版社希望我能推出再版。出版社之後向我透露，在一系列談論台灣的英文書籍當中，《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是第一本再版的專著。其第六版於二○一三年問世。
一九九一年，我完成了《中國外交：華盛頓－台北－北京》（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我在書中回顧那些支撐美國對中暨對台政策的官方文件，並試圖說明這些文件產生的背景和過程，以及其代表的意義為何。一九九二年，某間頗負盛名的出版社請我執筆《台灣歷史字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作為其國別系列叢書的一部分。我應邀執筆，並於隔年出版。我也陸續更新此書的內容，並於二○一五年推出最新的第四版。
興趣驅使我持續就台灣的民主發展和兩岸關係筆耕不懈──
曾於一九九七年前每年固定出版一本專書。一九九七年，台灣政府授予我國際交流獎（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的殊榮。我偕同妻兒赴台北領獎，並順便參加國慶大典，與李登輝總統和其他政府高層見面。在世紀之交時，我寫了《台灣的政治奇蹟》（The Taiwan Political Miracle）和《當台灣面向新世紀：政治和外交事務文集》（As Taiwan Approaches the New Millennium: Essay on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並再版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一書。
兩岸關係在陳水扁於二○○○年上任後更是急轉直下。在中共眼裡，陳水扁和民進黨代表「分離主義份子」，他們不僅刻意觸怒中共高層，同時也威脅把美國捲入兩岸的爭端——某種程度上猶如一九五○年代在金門和馬祖一觸即發的準戰爭。二○○二年，我主編了《風雨下的台灣：陳水扁政府文集》（Taiwan in Troubled Times: Essays on the Chen Shui-bian Presidency），並在書中診斷當時冷若冰霜的兩岸關係。我也在隔年出版《鞏固台灣民主》（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一書。
二○○六年，我出版了《飛彈、政客與祕密外交：台灣問題專家三十年的深度觀察》（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並在書中回顧一九九五到九六台海危機及其後續效應。當時美中明顯具備開戰的要素，唯獨欠缺點燃台海戰火的東風。事實上，台灣海峽被喻為全球情勢最緊張的熱點。雖然危機的狂瀾終究退去，但暗潮依然在台海的深處流動——下一場危機很有可能更驚心動魄。
我在二○一○年出版了《審視台灣民主：陳水扁時期以來的政治發展》（Taiwan’s Democracy on Trial: Political Change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Era and Beyond）和《國民黨重拾權柄》（The KMT Returns to Power），並於二○一三和二○一五年接連再版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和《台灣歷史字典》。近年，我把心力分散在專著、期刊論文和部落格文章上，討論二○一四和二○一六年的選舉和當下的政治氛圍。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民進黨於二○一六年重新執政的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