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過去的未來:人類迫在眉睫的天誅
廿一世紀的考古學研究應該在現實社會中引發正面積極的影響,否則這門學問的意義就顯得貧乏。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如同學習歷史或考古,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了解歷史事件的內容,抑或考古遺址出土文物的遺留。相反的,我們希望藉由歷史事件或考古遺留來學習過去人類在過往環境中所表現的生活經驗,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參考。布萊恩.費根的《歷史上的大暖化》不僅揭露了中世紀(八到十三世紀)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人類生活的歷史事實,更把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精義表現得淋漓盡致;其次,書裡邊也明確地告訴讀者,理解氣候變遷和人類社會的關係需要氣候學家、地質學家、地理學家、人口學家、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等人的通力合作,說明了科際整合的研究模式才能對人類社會文化的演化過程提供更深入的認識。
湯恩比(Toynbee)曾經說過:「一個社會的命運和他們如何解決問題有關。」從這個說法來思考費根在本書中述及的每一個考古遺址,伴隨氣候變遷造成的環境變化是促使人類社會文化改變的重要因素,讀者就能夠意識到八至十三世紀全球各地歷史文化發生變化之影響因素、解決問題的策略,以及導致社會崩解的關鍵。事實上,中世紀的暖化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利弊互見;從各地的案例中可歸納出不同的因應之道,這些正是有關當時社會如何面對氣候變化的適應策略。最明顯的是,無論哪裡的氣候發生變化,「遷移」似乎是最直接和自然的反應。北極地區伊紐特人和古斯堪地納維亞人的相遇、大洋洲南島語族隨著季風散布到各地大小島嶼上,再如北美西南地區的印地安人面對乾旱問題時,「彈性變遷」和「機動遷移」便是自然而然的因應措施。
其次,許多社會透過生態系統的規畫管理,解決環境資源受氣候影響所衍生的問題,諸如可耕地的擴大和開發、水資源的分配和管理、農業技術的發明和提升,都能在中國華北、高棉吳哥、北美西南、中南美洲,甚至埃及地區的案例中不辯自明。
除此之外,我們也能從書中述及的事件中,發現不乏社會將各自的結構和組織更加系統化和複雜化的例子。為了解決自然資源受氣候影響所造成的短缺,同時為了顧及社會資源的分配,於是乎從整體社會系統的功能著手,試圖營造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範,讓社會生命得以延續。
雖然早期人類似乎都懂得應付氣候變遷時的困頓,但目前所看到的例子,卻呈現出當時那些「文明」古國一個接著一個崩潰。導致社會瓦解崩潰的因素,也許正應驗了賈德.戴蒙《大崩壞》書中所提及的,有的社會在環境變遷產生問題時,一直沒有心理準備;或者問題已經發生,卻沒有感覺到問題存在。比較令人不解的是,有些社會即使發現問題,但礙於各種託辭,甚至不嘗試去解決問題。當然,最遺憾不過的,便是那些曾經嘗試過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卻終究抵不過惡劣環境而失敗的社會。最值得注意的是費根在末章指出的那些駭人聽聞的歷史悲劇。不只是殷鑒不遠,也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隨著環境變化,危害事實的後果便每下愈況,暗示著越發不可收拾的未來。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想法過於悲觀;老天爺是公平的,風水總會輪流轉,就好像中世紀的暖化或者近半世紀的聖嬰現象,並非全世界在同一時間一起遭受氣候變遷引起的自然災害。東邊飄雨西邊晴的自然現象不正解讀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造化嗎?情況或許幾分若合符節,只不過應該正視的是,全球自然資源的分配,應建立在以整體人類社會共享、共存和共榮的精神與態度上來考量,否則就像書中所言:「未來幾世紀的戰爭,不是為無意義的民族主義、宗教或民主原則而打,而是為水資源而打……」
李匡悌(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人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