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科學與歷史交疊的重量

推薦序 女性主義與佛洛伊德的百年爭辯

編譯序

原版序



第一篇 《性學三論》

之一　人人都有點「性變態」（Die sexuellen Abirrungen）

（一） 變動的性對象

（二） 轉變的性目標

（三） 性變態總論

（四） 精神病患的性衝動

（五） 部分性衝動與快感區

（六） 精神病患中性變態的盛行

（七） 幼兒性慾的萌芽

之二　孩子們的「性衝動」（Die infantile Sexualitat）

（一） 被遺忘的時光

（二） 幼兒性慾的表現

（三） 幼兒性慾的性目標

（四） 快感、自慰與性表現

（五） 幼兒的性研究之路

（六） 性組織的發展階段

（七） 幼兒的性慾來源

之三「性成熟」的青春（Die Umgestaltungen der Pubertat）

（一） 生殖器主導和前期快感

（二） 關於性興奮問題

（三） 原慾理論

（四） 男女差異

（五） 尋找性對象

（六） 三論摘要



第二篇 《性學三論》的實踐-----171

之一愛情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Liebeslebens）

（一） 畸戀：男性選擇對象的特殊類型

（二） 性無能：情慾生活中的墮落傾向

（三） 處女謎思：一種禁忌

之二文化的性道德與現代人的精神病（Die kulturelle Sexualmoral und die moderne Nervositat）

附錄：佛洛伊德與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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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１



科學與歷史交疊的重量



　　我記得我第一次閱讀《性學三論》是大二那年，在美國南加大修了一門美國性別史的通識課。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是這門課啟發了我對科學史的興趣。雖然 Lois Banner 教授沒把《性學三論》列入必讀書單，但課堂上的介紹令我大開眼界，使我反思對佛洛伊德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



　　當時 Lois 剛出版了一本關於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 和 Margret Mead 的傳記。二十世紀初，這兩位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剛萌芽的人類學系，顛覆社科對文化、種族、性別等議題的認知，是近代女性知識份子裡的傳奇人物，也襲手度過二十世紀裡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友誼，甚至愛情。雖然早期性科學缺乏女性專家的聲音，但像 Benedict 跟 Mead 這樣重要的女性公共知識份子，仍非常關注精神分析學及其他性學學派對於性別與性發展的理解。我大學接下來三年，除了私下細讀 Benedict 與 Mead 的著作，也沈迷於深刻引響他們的早期性學作品，包括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



　　1905年《性學三論》首度面世，之後的二十年，佛洛伊德經多次修改，把原先 80 頁的書稿擴張至 120 來頁。現今精神分析理論重要概念，如閹割情節和陽具崇拜，也是後來才加入，沒出現在原稿。書裡他大膽挑戰世俗的眼光，闡述人類「性對象」與「性目標」的區分、孩童的性精神發展（指出不只大人，就連小孩也有性衝動）、性變態是人類的本性與本質、淺在同性戀慾望是正常現象（「所有人其實都有選擇同性性對象的能力，在潛意識中也早就在這麼做」）、異性戀並非與身俱來的特徵（「一個男人會對女人產生性趣，絕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等。



　　透過這些論點，佛洛伊德把人類性慾呈現為一項生理機能，一種生命的動能，發展過程或許被阻礙、壓抑、培養、轉移、 昇華。雖然在當時性學圈裡，他最大的貢獻常被認為是他所創設的心理起因學說，而推翻之前對「性倒錯」的變異性學說 (degeneration) 與先天雙性學說 (bisexual disposition)，但有如 Frank Sulloway 等學者指出，佛洛伊德的初衷還是以生物學的角度去探討人性，因為在他的認知裡，性慾是人類最原始的生理機能。



　　為什麼佛洛伊德要選寫《性學三論》？如剛才已提到，二十世紀初是性學蓬勃時期，眾多學者來自不同領域，包含法學、精神科學、神經病學、生物學、民族學、心理學、歷史學甚至文學，都加入戰場，豐富性學的學科建立，其中以 Magnus Hirschfeld 在柏林創設的性科學學院 (Institut fur Sexualwissenschaft, 1919-1933)為最鮮明且劃時代的例子。但佛洛伊德一生一直跟性學與其眾紛學門大師保留距離，因為對他而言，提升精神分析學的學術地位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因此，《性學三論》其實是透性學之名（英文原名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其實沒出現「性學」一詞），再次鞏固他一生最大的貢獻：細膩挖掘「淺意識」 (unconscious)的運作並把它設立為一個科學的研究對象。透過《性學三論》，佛洛伊德告訴我們各種性變態傾向均存在於精神病患的潛意識裡，精神病是性變態的一種負面展現。也因為他給了我們「淺意識」這個概念和思考途徑，間接挑戰宗教的知識論地位，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十九、二十世紀科學革命裡佔有一席之地。



　　常常有人批評精神分析的文化束縛，說它隱約透露西方中心主義。這種批評有它的角力，但也有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亞社會很少有人會如此質疑達爾文或愛因斯坦的科學論證（雖說從科學哲學的觀點來說，後兩者都有遺漏未解決的問題，且受往後門徒的調整）。但我認為，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洛伊德的作品及評估他們的重要性。近幾年美國學界出了一系列學術專書，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放進全球史的脈絡討論，勾韌出大眾文化如何挪用、顛覆並突破精神分析概念，在二戰以降的歷史時空裡突顯自我認同的觀念與政治張力（見 Political Freud [2015] 、 Cold War Freud [2016] 、 The Arabic Freud [2017] 等 ）。因為在這一連串的歷史變局，我們無法將東亞社群的演變置身事外，對於鑑定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學在近代東亞社會文化史的參數，一樣來的急迫重要。



　　最近我在完成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專書《閹人之後：現代中國科學、醫療與變性史》，但我很疑惑什麼時候該「放手」，把終稿提交給出版社。我一位同事跟我說，什麼時候「放手」都沒有對錯，因為經過研究跟選寫這本書的過程，我們已成長為很不一樣的人。我覺得這樣的比喻，或許也能協助我們理解閱讀一本書的經驗。十五年前，我還是一位雙修生化與心理學的大二生，我以為佛洛伊德的想法像瘋子，我認為他對科學沒有重大貢獻，我沒聽過《性學三論》註腳裡引用的任何一位同期作者，我以為歷史是死的、在科學的世界裡只存在一種崇高的真相。如今，我對研究跨文化科學與醫療史有濃厚的興趣，我覺得佛洛伊德是位天才，我認為他的精神分析論跟進化論與相對論諭知同等級的科學革命角色，我熟悉大部份《性學三論》所引用的種種性學論述，我明白對歷史的解讀跟科學建立的真理一樣難成不朽的定局， 十五年後讀這本書的我，重新認識科學與歷史交疊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