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我建議我們不要拖延這些議題」：喬莫•卡布列筆下的加泰隆尼亞文學與世界歷史
《沉默小提琴》出版後，有說法國文化圈「每個人都在問這個喬莫•卡布列是誰」──「每個人」當然略嫌誇張了，不過由此可見轟動的盛況。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在二○一五年即出版了卡布列的《河流之聲》，卡布列在台灣，不是陌生的名字。令人大感驚訝的是，小說技藝不凡的卡布列，從《河流之聲》到《沉默小提琴》，簡直是「從健走一躍為飛翔」──這個大彈跳式的「突飛猛進」，除了是讀者之福，也給「文學無止盡」之說，添一佳話。
卡布列接受訪問時表示，寫完《沉默小提琴》，他都要「陷入昏厥」了──不死心的記者還要問，這是比喻，還是他真的昏過去了？ 這番對話其實表示的是，像《沉默小提琴》這樣的小說，作者不是用力或用心寫，而幾乎要以一種「銷魂式」的專注才可能完成，如果說卡布列本人真的因寫此書而靈魂出竅，似乎也不足為奇。
「闇黑」、「時常非常好笑」以及「拘謹」都是法國書評曾出現的評語，其中又以「拘謹」一詞最為有趣，也是非常高的評價，「小說家的拘謹」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從不直接暴露觀點與意向」，雖然人物可能大鳴大放，情節也會上山下海，但是讀者究竟該怎麼想，小說絕不提供任何出借的「現成物」──這是為什麼總有「謀殺懸疑」處於敘事中心的卡布列小說，文句一如兒童文學般輕鬆易讀，其嚴肅寓意卻絕非一蹴可幾。
有次我開玩笑道：羅蘭•巴特，不過就是一個很會整理東西的傢伙。然而這話絕非貶意，善於整理，不只能使人找到大量以為已經不在的事物，還能讓東西變得好使。對於小說家來說，選擇什麼做為整理的對象，之後是否將事物整理成一個可意識的新環境，可以對應的，就是作品的範圍以及完成度。有些小說家針對的範圍只是一人一物，這也不能說是簡單，《沉默小提琴》裡的小提琴，就可以說是「一物」的範圍──卡布列從製它的木材寫起！
如果義大利小村的唱木人（木材專家）亞暢沒有因為殺死滅林的縱火犯，而逃亡到修道院附近；如果距亞暢時代三百年前，尼古勞•依梅利克，西班牙阿拉貢王國宗教法庭最高法官，沒有下令殺死原為米格爾的胡利亞修士，以至於胡利亞修士喪生於「樹下」；如果製琴師白貢齊沒為了截斷學徒羅倫佐與自己女兒的戀情，而以木材收買羅倫佐──缺少任一細節，這把迷壞多人，包括主述者阿德里亞父子兩代的小提琴，不可能誕生。──這原會只以「上好木材」帶過的故事，還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然而這一小部分，已觸及了環境與生計、宗教勢力與修道院、父家長權力、賄賂與愛情，種種人類行為的原型與歐洲生活史。
小說中的尼古勞•依梅利克是歷史人物，他除了是米格爾變成胡利亞的原因之一，依梅利克還對閱讀與散播盧爾思想的後繼者進行迫害；而盧爾是寫作了第一部加泰隆尼亞文學作品的全方位作家，當主角阿德里亞開始進行《歐洲思想史》的寫作時，還以盧爾、維柯與柏林三人並列，令其與當代人進行虛構的對話。當滅絕猶太人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霍斯出現時，卡布列還讓橫亙不同世紀的依梅利克與霍斯，兩人的自我難分彼此。
依梅利克與盧爾都是加泰隆尼亞人，分別代表了位高權重（或權濫）與文化超前兩種典型──這是同為加泰隆尼亞人的卡布列，絕對會比其他語系作家更為了解的部分。
小說開始沒多久，我們就看到一個加泰隆尼亞的虎爸，對兒子阿德里亞的計畫包括在上大學前就要精通十種語言，他生氣時，還會同時以芬蘭語與匈牙利語對兒子說「不」──這個一度赴羅馬留學的男人，因為戀情斷送了在學問搖籃裡精神的安適，卻也因為結識了超級世俗的同學莫爾林神父，而使趁火打劫的收藏家買賣更上一層樓。落難的猶太人與竄逃的納粹分子都是他占便宜的對象──阿德里亞說自己的父親對他來說是個「謎」──這不只因為以小孩的眼光看父母，原就有天威難測的部分，還要加上這個穿梭在手稿與古董之間的商人父親，行事本就隱密──最詭譎的是，愛好古物古文書，難道不是珍惜文化嗎？珍惜文化怎會同時與反智、冷酷與缺乏內省等可怕性格緊密相連呢？卡布列問的不是單一人物的精神狀態，這個幾乎是痛楚的困惑，是奧斯威辛之後，歐陸苦苦追問的主題。
「侵占」與「戀物」這幾個詞，從未顯眼地出現，我們看到的，反而像是追求的智謀與擁有的「精神」滿足。這是卡布列高明之處：「認識人」必須就是「認識自欺欺人的人」。太多惡事看起來都平滑無波，除非我們知道前因後果。阿德里亞想對摯愛莎拉寫下自己的「錯誤」──原書名，借自宗教用語可以是「我有罪」，如更口語則可以說「我的錯」──然而這不是一般的情書，兩個家庭對立如同羅密歐與朱麗葉，但莎拉不只追求愛情，她要求阿德里亞有良知──這是小說中親情友情或愛情配對中，都不存在的一種要求。
「父權」這字同樣不是小說的用詞──然而一如「當胡利亞還是米格爾時」的故事，不能不讓我們有這種聯想──那個對說實話的女人，無動於衷的男人，多麼像我們記憶中，一度不相信大屠殺會存在，而選擇置身事外的「外人」……；惡與惡也許並不等同，卡布列喚起的聯想，無疑帶有這種意味：輕賤女人，這是淵遠流長的惡；但卻因記憶的邊緣性以及知識的失傳，使我們從未有足夠的正視──該學的教訓根本從未學起來──我們以為大屠殺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的，但是它的溫床存在得更早──這就回到小說對記憶一事的關注。
小說是用來取代記憶的事物嗎？我可以想像抗議的聲音，而我也非常同意抗議。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同時具有「虛構」與「歷史指涉」兩種性格的卡布列小說呢？一方面，小說並不篡奪歷史記憶的位置，但是積極與記憶建立關係──納粹霍斯究竟有沒有讓依梅利克，做為他納粹精神的後盾，這當然有虛構的成分，小說家的提議，將兩者靠近，效果當然不是誰是誰的轉世，而是引發思考：兩種歷史是否可以對照 ？
又比如，尼布龍根的故事透過音樂，與阿德里安的父子關係相滲透，效果不是陪襯──而是生產了更多的「無形詞彙」──當兩字相加，可以產生第三個意思（比如「鳳」加「梨」變成「鳳梨」），兩個事件交插，在我們的感知上，也會產生第三份記憶。這種蒙太奇剪接，在電影藝術範疇，完全不是新事，卡布列運用在小說裡，並不稀奇，然而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他動用小說技巧，把這種非共時的剪接或疊印，做得如此簡潔。以對話為例，卡布列極少在發話者前後加上「某人說道」──當他將兩組不同時空的對話串在一起時，有時也完全不加上發話者身份線索，但是我們讀起來卻絲毫不亂，馬上了解對話不在物理的同一時空中，是小說家的意念，讓不可能交錯之物交錯。這種書寫的跳脫自由，賦予小說更鮮明的虛擬性格，呈現給我們的，不是用來拜物的記憶之「物」，而更是「記憶的記憶」。
從《河流之聲》到《沉默小提琴》，「轉型正義」都是小說不直接說出，卻關切的主題。然而，加害者與受害者並非以兩大對立集團的形式出現；卡布列的焦點往往在單獨的個人。做為擁有一己貪嗔愛恨的個體，如何負起獨一無二的責任？阿德里亞，因為家世不名譽，而在一開始被莎拉的家庭敬而遠之，在留學德國的他身上，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他對「返還猶太人財物」的注意，如果沒有與莎拉的愛情，他有關納粹的記憶，最具代表性的或許只是，因為家中藏有茨威格的手稿，而知道那是一個「自殺的人」。記憶的弔詭也在此：可以在記得很多的同時，完全遠離核心。面對面的接觸，具有最全面的知識力量──然而以集中營的恐怖來說，死者不能言，許多倖存者痛不欲生而自殺──這都導致必須生於記憶的知識瀕危。
歷史學家曾閱讀過去的相關檔案，指出處理猶太人索賠案件的部長表示：「我建議我們拖延這個議題。」 這或許不是所有事例中最令人髮指的，但比對小說中阿德里亞的行為，不難發現，卡布列塑造的他，或許是許多歐洲人──甚至非歐洲人的縮影：對自己擁有物的關心，遠遠凌駕於恢復公平正義。阿德里亞的「拖延」與他父親的「聚斂」同樣神祕。不能做一個更好的人，是《沉默小提琴》眾多故事重覆的同一主題，造成的傷害，卻有可能不只是他人，也是真真切切的自己。不見得有法律能懲罰這些在灰色地帶的罪，到最後，卡布列並沒有指出，我們完全料想不到的「惡人」， 將會有什麼樣的人生，然而我們只要稍加想像，就不能不痛心，人類為惡事付出的代價，何其荒謬。
小說多次出現不同的修道院，意味不盡相同。其中聖彼得•德•布爾加爾修道院貫串小說；聖瑪莉亞•德•傑利修道院常伴隨前者出現──阿德里亞家中掛有以聖瑪利亞•德•傑利修道為主題的畫作，「一如許多地方都有《最後的審判》」。修道院的死歷史，不是小說的重點，我們越往下讀，會越明白。為什麼作者要描述一座山上的兩家修道院？去聖彼得•德布爾加爾之前，會經過聖瑪利亞•德•傑利修道（此類似象徵性的「等候室」，在小說大部分的情節中它都只是前驛角色）──初讀時，只要有「彼得高、瑪利亞低」的方位感即可。修道院彷彿提供了另一個時空，假設世界之中，總有「另一個世界」可去可退──這是真的嗎？音樂、知識、文物或愛情，何嘗不是人類想像的「庇護所」？然而，把我們從世界分割到某個小世界中，可能嗎？
《河流之聲》與《沉默小提琴》都關注人們的生活、成長、停滯與變質，在小說裡，未必鉅細靡遺，卻有讓我們直面「人之一生」的震撼。兩部小說中，「玷汙死者」都以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恐怖滑稽的方式出現，既是對人性冷冽的觀察，也撼動讀者聽故事平穩的被動安全狀態──這不只是小說家的銳眼，亦蘊含對社會中「掏空真實、濫用歷史」的各種僭越與惡性，最深沉與嚴厲的警告。
在文體的自由遨遊與「私小說」栩栩如生引發笑意一事上，我們想起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對歐洲人文傳統的繼承與批判上，《沉默小提琴》比赫曼•赫塞的《玻璃珠遊戲》清暢且加上了性別意識；在諷刺上，我們不能不想到《伊底帕斯王》。在卡布列小說中，我們彷彿聽到堅定的回音，說著：「我建議我們不要拖延這些議題。」
?
張亦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