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陳芳明作品集》
到達年齡的一定高度時,似乎可以回望過去所有的書寫。這套散文系列,是我一九九二年最初回到台灣時,開始累積起來。仍然記得,最初回到這塊土地時,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席地而來。這裡是我早年的知識啟蒙、思想啟蒙、政治啟蒙的出發點,應該相當熟悉台灣的颱風與暴雨。那年夏末抵達台北時,正好迎接一場颱風的襲來。那時走在街頭,冷冷的雨水打在肌膚上,讓我感覺又陌生又熟悉。只要經過一場雨淋之後,我便確知自己終於回到故鄉了。雨水與淚水盈眶,我非常明白那是從心裡所湧出的喜悅。
生命的再出發,就在那時刻展開。出版《典範的追求》之後,從此便不斷地埋首書寫,從未中斷一直綿延到今天。二十餘年之後,印刻出版社的初安民,邀請我把這套散文系列重新整理出版。在整頓之際,我必須銘記一場無法忘懷的友誼。以黑名單的身分第一次回到台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底。回來時,沒有多少人敢於前來相認。我在海外的所作所為,當然已為自己留下惡名。許多舊識未能與我重續前緣,我不會有任何責怪。畢竟那段時期的政治氛圍,已經把我塑造成為可畏的禁忌。就在最陌生的時光裡,初安民與沈花末一起前來看我。當時初安民是《聯合文學》雜誌的總編輯,與我是素昧平生。但是,在我人生最低點的時刻,他不僅毫無畏懼與我說話,而且是從下午陪伴到黃昏。我回到聖荷西時,就立即接到他邀稿的信件。
我在民進黨擔任文宣部主任時,他也是不時來看我。在美麗華飯店的咖啡廳,可以對坐一個下午。當時他就提議我,把已經完成的文稿交給他出版。我在聯合文學叢書的第一本之後,凡有散文都會交給他。初安民是非常大氣的人,竟然決心同時出版我四本散文集,包括《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於我而言,文學書寫恐怕不只是靜態的演出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動態的友誼注入其中。這四本散文容許我收入了大學時代以來的所有書寫,縱然只是篇幅有限的四冊,卻橫跨了我生命中的三十年。如果沒有初安民的慷慨邀約,恐怕這些作品都已經散逸在四方。只要這幾冊散文集還在,始於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友誼,就會持續延伸下去。
在二○○八年所出版的《昨夜雪深幾許》,是我跨過六十歲時的散文結集。這系列的回憶文字,如果不是初安民的鼓勵,恐怕不會以這樣的面貌出現。生命一甲子,無疑是到達了生命的另一個轉接點。一方面可以向後回望,一方面也可以向前瞭望。就在那一個中介點,我陸續寫了二十位難忘的人物。他們是我的長輩,老師,朋友,論敵,各種感情的拉扯才使我形塑了這樣的精神面貌。這些篇章容納我太多的愛恨情仇,其中不免也帶著血痕。在書寫過程中,既有痛意,也有快意。到達七十歲之前,初安民再次催生了我在海外流亡的回憶。經過兩年的書寫,終於結集成為《革命與詩》。
書寫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如果不說出來,從前的挫折、傷害、損毀、刺痛,也許都會積壓在內心底層。書寫是必要的淨化手段,也是重要的超越身段。讓腐朽的、下墜的、沉淪的,都能夠化為具體可見的文字。正好可以逼迫自己去面對,從而給予消化,最後深化為藝術生命的一部分。如此漫漫的精神之旅,其實就是一種救贖。只要獲得救贖,整個心靈空間也為之開闊。這當然是我最幸運之處,畢竟我的朋輩裡,有不少人經歷太多的委屈與挫折。他們也許在海外,也許在自己的土地上,因為無法言宣而終於採取自我放逐的方式,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舔舐傷口。我所有的書寫,包括散文、書評、序文、論述,無疑都是屬於救贖的一部分。能夠仔細寫下去,人生格局就不再那麼窄仄。
印刻願意把我所有的散文作品合輯在一起,於我而言,這是相當奢侈的待遇。生命中不同時期的文字,可以同時並置在同一個系列叢書,正好帶來一個可以自我觀照的契機。我的書寫習慣,便是在稿子完成後,都會押上日期與地點。或許編輯成書時,日期與地點可能不見了,但是在我的檔案裡卻可以覆按。從原稿上的時間地點,大約可以看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做了怎樣的思考。在我的文稿裡,有幾個熟悉的地名常常出現。海外時期包括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那是我流亡海外時的生命軌跡。許多黯淡的心情或飛揚的神采,因地點的不同而有了起伏升降。回到台灣後,地點往往包括台北、台中,或甚至是我的故鄉高雄。這些旅途上的驛站,鮮明記錄了我特定時期的特定感覺。當這一套作品集完整羅列在一起之際,我更加清楚察覺生命版圖曾經擴張到多麼遙遠的境界。那曾經是我的宿命,不斷在不同的城市旅行或浪遊。現在似乎已經到了收攏的階段,這一套文學叢書就是我心路歷程的軌跡,也是我生命的終極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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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五月廿二日 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