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戰略的主要支柱之一是一黨統治下的經濟發展。在政治學裡，這一模式通常被稱為「威權發展主義」或「發展式威權政權。」這一模式在東亞的韓國、臺灣，和新加坡的高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發展式威權政權」在東亞的成功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導層有深刻的影響。在1989的天安門事件後，以鄧小平為領導的中共政權開始全力以赴地實施這一模式。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我們不可否認中國的經濟獲得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超高速發展。由於中國的經濟起飛是在一個發展式威權政權統治下發生的，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場所謂「中國模式」的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爭論是威權政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推崇「中國模式」的人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驗證了威權體制的優越性。如果沒有一個以發展為核心目標的一黨專制政權，中國的經濟起飛是無法想像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這種觀點十分片面。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政府的行為和政策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成果歸功於中國的一黨專制。
這場辯論忽視的問題之一是威權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成本和政治後果。由於威權體制的排他性和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精英共謀勾結和濫用權力是這類體制的核心特徵與通病。這類政權統治的國家如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它們的社會一般來說將會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如環境污染、貧富不均，和官員嚴重腐敗。這種社會成本不僅侵蝕了經濟發展的品質，而且會使經濟發展本身缺乏持續性。
在中國取得經濟飛躍發展以前，一個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只要經濟水準提高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但是中國的現實並不如此。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現實，現在中國要比1980年代富好幾十倍，有些問題 （如溫飽、交通、能源與住房等）的確有極大改進。但是有其他問題 （社會安全體系、社會公正、公民權利、食品安全、醫療保健系統與教育等）變得更為複雜，甚至無解。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只能解決一些純粹由於資源極度缺乏而造成的問題，但是不能解決由於資源配置不均和政府權力缺乏監督所引發的矛盾。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後一類問題往往在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之後變的更加複雜和難解。
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稱為「威權發展悖論」， 即威權體制現代化不僅無法會為統治精英贏得長久的合法性，反而會導致國家社會矛盾的激化。造成這一悖論的關鍵因素是權貴資本主義。
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是統治精英控制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和有對產權的絕對定義和支配權。由於威權體制的政治統治精英的特權，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利用這些權力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肥」。但是由於政治精英缺乏商業才能，他們不得不和民間的經濟精英共謀勾結，進行「權錢交易」。這一過程對這兩組精英都是一個「雙贏」的機會。統治經英可以兌現自己掌握的「權」，尤其是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少數能夠和統治精英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的經濟精英可以通過賄賂，以少量的錢來獲得低價的高品質國有資產，從而獲得暴利，成為巨富。
本書試圖探討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和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內在運作機制。關於中國腐敗的研究很多，但是大部分研究沒有從理論上來探討形成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深層原因和機制。在此書中，我的基本理論貢獻是確定了1990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不完全產權改革和精英共謀勾結之間的聯繫。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制度淵源是「後天安門時代」政治精英和少數經濟精英通過所謂的「產權改革」對國有資產的掠奪。另外，通過分析260例共謀型的腐敗案件，我從微觀層面描述了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基本運作規則和機制。本書的實證貢獻披露了中國官商勾結，官員共謀，警匪一家，和司法執法腐敗的黑暗面。
《出賣中國》的中文版能見世，是作者的極大榮譽。我希望本書能起到?磚引玉的效用，吸引其他學者和有識之士一起參與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的探討和辯論。
裴敏欣
2017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