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猶記得2002年，我收到來自馬來西亞一位年輕人的電郵，雖說素昧平生，但我們有著共同的興趣，那就是對探索上海、香港和荷里活老電影往昔的熱情。他告訴我，他收藏了《長城畫報》1950—1960年代一份重要的電影公司官方期刊，還有他想瞭解更多的、有關那個時代和明星的一切。我們通過電郵溝通交流了好些年，一直到近十年後的2011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面。而子宇也已經從當年萌芽中的愛好者，蛻變為一名對電影史研究深入的業餘學者了。



　　子宇的背景知識、興趣，還有對《長城畫報》的長期翻閱和研讀，理所當然地讓他聚焦夏夢。夏夢不僅是長城公司最閃亮的明星，更是當年香港左派電影公司中的首席人物。融合了智慧、美貌與社會意識，夏夢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銀幕上進步女性的典型。她作為演員，成就不凡，後來更一手創辦了「青鳥」。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獨立製片公司，在夏夢的影響力和統籌下，「青鳥」出乎意料地製作出香港1980年代初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殊不簡單。



　　這本傳記，橫跨一個時代，除涉獵了夏夢在電影角色塑造中的心路歷程和逸事，也聚焦了夏夢在事業上的起伏經歷。相比同時期香港「邵氏」「電懋」的作品，夏夢於1950—1960年代在「長城」「鳳凰」所參與的電影別具一格。除了多出一份1950年代香港進步電影界的社會意識外，夏夢的電影在「南下」的中國電影大師和編劇人才的雕琢下，更是鑲嵌了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氣息。



　　通過與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作者導演」（特別是李萍倩和朱石麟）合作，夏夢的演藝才華在跨時代的不同角色類型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掘和展示。從處女作《禁婚記》（一部堪稱華語電影史上最精妙的婚姻喜劇）中的楊霞芝，到《王老虎搶親》中的反串角色周文賓，再到《故園春夢》（改編自巴金名著《憩園》）中的萬昭華，她的每一個角色，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多方面來說，我認為子宇是撰寫夏夢電影與人生故事的理想人選。作為一名出生於1980年代的年輕一輩，子宇憑著他對電影考古的直覺和熱情，發掘並研究了不少檔案，並為這些材料提供了嶄新的視角。特別是他通曉中英雙語，加上其在馬來西亞成長的背景（東南亞正是當年香港電影的主流市場和基地），使他在研究過程中也把當地主流文獻囊括其中（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當地中文、英文報章檔案）。這些資料，幾乎都不曾出現在內地和香港兩地學者的視野裡。



　　最為幸運的，當屬子宇得以親自採訪夏夢及幾位電影界的前輩們，這使他的研究和筆觸中，平添了一份獨特的個人色彩。在香港老電影文化瀕臨沉寂的今日，子宇的這份心血，不僅僅是對夏夢老師最誠摯的致敬，更為曾經絢爛多彩的「長城」「鳳凰」電影（香港電影文化遺產中重要的一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具有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