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周全譯序

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普魯士

　　

　　吾乃普魯士人，你可知我顏色？黑白旗幟在我面前飄揚；吾列祖列宗為自由而犧牲，請謹記，這是我顏色的真諦。我永不畏葸退縮，願與先人一般果敢，無論天色昏暗或陽光普照，吾乃普魯士人，願為普魯士人！──普魯士國歌

　　

　　曾經翻開過《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等等哈夫納論述的人，往往對封面內頁提到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一書頗感好奇。結果這本關於普魯士的經典著作，在過去幾年成為「左岸出版社」被詢問度最高的書籍。如今它終於也和讀者朋友們見面了。對譯者自己來說，本書更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當初我透過它而開始私淑德國政論大師哈夫納先生、它是我德國史──尤其是普魯士史──的啟蒙書之一，並且陪伴我完成在德國的學業。《不含傳說的普魯士》這個標題，則甚至早在開始翻譯本書整整三十年前即已出現。

　　

　　講得精確些，事情要回溯到一九八○年底，譯者留學西德半年之際。某天我在雜誌上看見一本精裝版新書的廣告，不禁深受吸引。一方面是因為其標題──《Preusen ohne Legende》──十分簡潔別致，幾乎讓人不知該如何翻譯才好（光從字面來看，它叫做「普魯士沒有傳說」）。另一個理由則是，我們小時候都在歷史課本裡面讀過：「一八七一年，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了德國」──「俾斯麥」是人人皆可琅琅上口的對象，「普魯士」一詞卻容易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普魯士到底是什麼？普魯士位於何方？誰是普魯士人？俾斯麥統一德國後，普魯士又跑到哪裡去了？……但最令人納悶的當然還是：此處的「傳說」究竟所指為何？

　　

　　可惜精裝書很不便宜，再加上譯者當時正為了準備「下薩克森邦」（昔日普魯士「漢諾威省」）的「拉丁文執照考試」而忙得焦頭爛額，所以只是把「普魯士沒有傳說」掛在心上，繼續納悶下去。時至一九八一年夏天，我總算順利通過考試得以正式展開學業，於是訂購了那本普魯士專論來犒賞自己，並前往普魯士的故都柏林市，不但參觀西柏林舉辦的普魯士特展，還去東柏林遊玩了一天。我從西柏林坐地鐵進入東柏林之後，一離開車站便不知不覺步行來到著名的「菩提樹下大街」，赫然看見理論上不該出現的東西：那裡巍巍矗立一座紀念碑，頂端安放一尊巨大銅像，刻畫出一位身穿戎裝、頭戴三角帽的騎士。那是腓特烈二世國王（「大帝」），普魯士的標竿人物！東德這個「工農民主共和國」首都精華地段最主要的道路旁邊，竟堂而皇之陳列一尊「封建君主」騎馬立像，未免令人匪夷所思。

　　

　　當初東德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第二年就把位於東柏林的普魯士王宮和「德皇威廉一世紀念亭」拆得一乾二淨，藉以徹底清除「反動的普魯士軍國主義」之遺跡。腓特烈紀念像的底座也被大卸八塊移走，銅像本身則險些毀於熔爐，幸好後來法外開恩，僅僅把它發配至波茨坦的一座花園。到了一九八○年十一月底（就是譯者看見「普魯士沒有傳說」廣告的差不多同一時候），東德共黨政府作風丕變，又大費周章將之迎回「菩提樹下」！

　　

　　東柏林的普魯士國王銅像消失三十年後驀然重返，西柏林則大張旗鼓舉辦普魯士特展，顯然譯者恰好躬逢其盛，現場目睹東西柏林如何重新發現了普魯士，並且競相透過普魯士來面對自己的過去。不過雙方跨出這一步的時候都需要很大勇氣。畢竟之前的情況相當敏感，而那可以套用東德末代總理和第一位民選總理──德．梅西爾──的講法說明如下：東西兩個德國都曾經是盟軍一九四七年一項決議的執行者。東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九四九世代」，將「普魯士精神」斥為「法西斯獨裁政權的重要基礎」；西德則有「一九六八學運世代」，把「普魯士的價值觀和美德」貶低成「蔑視人性」。

　　

　　自從德國於一九四五年戰敗、覆亡和遭到占領以來，普魯士便成為禁忌。德．梅西爾所指出的那項「決議」，其實是美、蘇、英、法四國引申邱吉爾「普魯士乃萬惡之源」的論調，給普魯士開立的「死亡證明」。紐倫堡大審結束四個多月後，「盟軍管制委員會」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簽署《第四十六號法令》，宣布「普魯士國家歷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和反動作風的支柱，它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為求「維護各民族的和平與安全」，以及「在民主基礎上進一步重建德國的政治生活」，自即日起「解散普魯士」。

　　

　　看來普魯士會讓人氣憤得做出「激烈反應」，甚至「陷入矛盾」。既然普魯士已不復存在，「盟軍管制委員會」又怎能「解散」（或「廢除」）那個不存在的東西呢？不過此一怪異事件已讓人初步領略普魯士的「傳說」色彩：它是一個擁有「死亡證明」的國家，生前既「不民主」又「危及各民族的和平與安全」，卻足以令東西柏林同時對它緬懷不已，而且它還具備某些「美德」……。於是譯者在一九八一年夏末從西柏林返回我那所位於東西德邊境的大學後，立刻開始仔細閱讀剛買來的精裝書，這才化解心中的疑惑，終於明白書中所強調的並非「普魯士沒有傳說」，而是普魯士被硬生生套上了五花八門的「傳說」，以致充滿著「神話」、「迷思」與「扭曲」。

　　

　　普魯士國旗只出現黑白兩種顏色（起初甚至沒有黑鷹圖案，光是上黑下白），而那些「傳說」就跟普魯士的旗幟一樣黑白分明，結果喜歡普魯士的人只看見白色（如「秩序」、「正直」與「寬容」），不喜歡普魯士的人只看見黑色（如「好戰」、「反動」和「不民主」），德國人則要等到一九七○年代，才打破禁忌來正視普魯士「白」的一面。哈夫納就在整體氛圍出現微妙變化的時刻，以普魯士人的出身、批判的態度和不存偏見的做法，探討了那個不尋常的國度。既然哈夫納的著眼點是要破除神話與迷思，於是我在一九八一年秋季決定，乾脆把書名稱作《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好了。誰知時隔三十年後，它成了本書中譯版的正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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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魯士最為人詬病之處和各種傳說的根源，無疑是其軍國主義。現在就讓我們看一個軍事方面的統計數字：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在一七四○年五月登基時，他的父親（「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留給他一支八萬三千人的軍隊──當時普魯士已將近三十年沒打過仗了。

　　

　　對面積為台灣三點三倍的國家來說，八萬三千人的常備兵力似乎不多。然而普魯士當時總共才二百二十萬人，因此軍人占了國民的百分之三點八。這看起來也還正常，但繼續計算下去的話，我們只會得出十分聳動的數字：其情況相當於美國在承平時期養兵一千二百萬，或者中國和印度隨時維持五千萬大軍！更駭人聽聞的是，普魯士那年的軍費支出高達全國歲入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隨後數十年內更動輒超過百分之八十！若在別的國家，這種國防開銷恐怕早就把經濟拖垮。一七四○年時的普魯士卻同時握有「完成戰備的部隊」和「裝得滿滿的國庫」，以致腓特烈二世在同年年底放膽出兵奪取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結果戰爭時斷時續地進行到一七六三年。最後普魯士同時跟歐陸最強大的法、奧、俄三國鏖戰七年，打成了平手。莫非普魯士天賦異稟？

　　

　　那倒未必。不過普魯士人的確具備許多美德，而美德往往源自「迫於無奈」或「後天養成」。想明白這點，我們不妨翻閱一下書中附上的幾張地圖。

　　

　　一九八一年譯者首度看見它們時，浮現的第一個印象是「怎麼好像在下圍棋？」因為那些土地互不相連，從荷蘭、瑞士一直散布到立陶宛和波蘭。「棋盤」的重心在易北河東方，而那裡起先主要只有「布蘭登堡邊區」和「普魯士公國」兩個不相干的國度：前者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邊陲之地，乃十二世紀「東向殖民」創造出來的結果；後者則為十三世紀「條頓騎士團」所建立國家的殘餘部分，在十七世紀中葉成為自主國。歷史的因緣際會，使得布蘭登堡邊疆伯爵在三十年戰爭爆發那年（一六一八年），開始兼任普魯士公爵。「布蘭登堡－普魯士」不僅誕生於戰爭中，瑞典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的來回肆虐，更導致布蘭登堡邊區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等到三十年戰爭終於結束後，那個地寡人稀的國家開始創建常備軍來自衛。軍隊雖然主要只使用為談判時的籌碼，但隨著軍備規模的不斷擴大，財政負擔日益沉重，迫使普魯士全國上下必須以最務實的態度，做出最合理的規劃、最具效率的措施，以及最精確的行動──我們大可將此簡稱為「窮人的儉樸美德」。哈夫納在本書第二章，便對此做出非常精彩的敘述，說明「國家自保本能」和「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如何鞭策普魯士在十八世紀那個崇尚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和開明專制的年代，逐步成為歐洲國家之典範，甚至成為全歐洲受迫害者的庇護所。那些來自歐洲各地的人才，又在工商業、科學和文化上帶來了進步。十八世紀初的時候，柏林市的人口甚至三分之一來自法國，而且他們一直留了下來，例如東德末代總理德．梅西爾就是昔日法國難民的後裔。

　　

　　一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布蘭登堡－普魯士的統治者做出一個「借殼上市」的動作，在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普魯士公國加冕為國王，其轄下宛如由一群變形蟲組成的國家從此更名為普魯士王國。此「借殼上市」之舉具有兩層意義。首先，布蘭登堡邊區形同將自己位於帝國內部的領土「轉移到境外」，從此更方便名正言順地跟帝國打對台。從另一方面來看：東向殖民者剛越過易北河的時候還是日耳曼人，但他們很快就在血源上融合成為一個半日耳曼、半斯拉夫的民族──古普魯士人卻是跟他們格格不入的「野人」，使用一種讓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聽不懂的語言。換句話說，那些「新普魯士人」決定把「異族」的名稱使用為共同的國號！

　　

　　這讓人再度回想起普魯士國歌的歌詞：「吾列祖列宗為自由而犧牲」可烘托出普魯士努力讓國家在帝國旁邊自由活動。就「無論天色昏暗或陽光普照」而言，軍國主義豈不像是太陽，同時映照出普魯士陰暗與光明的一面，逼迫普魯士既「侵略成性」又「充滿美德」？至於「普魯士」這個「借殼上市」的國號，不正是「願為普魯士人」之最佳體現？

　　

　　由於普魯士王國並非民族國家，其疆域支離破碎，各地民情差異頗大，「願為普魯士人」便意味著認同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若按照普魯士哲學家康德的講法，那叫做「只按照……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特殊的歷史和地理條件，再加上軍事壓力、財政負擔和政治需求，促成普魯士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結合了「啟蒙運動精神」與統治者的「新教倫理」，創造出所謂「普魯士美德」，大致為：誠實、自制、紀律、勤奮、服從、直率、公正（各得其所）、虔誠（但宗教寬容）、剛直（嚴於律己）、勇氣、守秩序、責任心、精確、正直、無私忘我、節儉、無畏（不自怨自艾）、忠誠、廉潔、謙遜、開明、實質重於表象、可靠。由於普魯士最後統一了德國，而且德國三分之二的地方直接歸普魯士所有，那些「普魯士美德」多半進而成為一般人印象中「德國人的美德」。

　　

　　固然不可能人人具備這些美德，但普魯士國家理念可以此為標準來形塑國家的統治者和國民，讓他們共同替一位抽象的「普魯士國王」效力。上述美德又可總結成「鐵的紀律」、「強烈的責任心」與「高度的服從性」，而其成效有目共睹：普魯士在極短時間內，便從窮鄉僻壤躍居歐洲五強之一。地理因素雖使得普魯士成為「肉食動物」，必須不斷向外擴張和推動土地調整政策，否則國家疆域連形狀都沒有。但普魯士通常卻寧願只當「食腐動物」，在談判桌上和平繼承別處的土地，甚至表現得僅僅像是「刺蝟」一般。軍隊往往只是最後的手段，能不出兵就不出兵，因此普魯士在歷史上經常連續偃兵息鼓幾十年，不像英法俄老是在某地動武。但普魯士不打仗則已，一打起來就轟轟烈烈，於是給人一種「特別好戰」的感覺。其實除了腓特烈二世的西里西亞戰爭、一八一三年反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以及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的三場戰爭，普魯士打過的仗並不多。

　　

　　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再也無法隨心所欲自由行動。它先是被拿破崙擊敗而淪為法國附庸，接著又融入梅特涅的歐洲體系，並且與奧地利和俄國結成「神聖同盟」，在一八四八革命之前成為對抗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急先鋒。結果十八世紀那個理性十足，既進步又寬容的模範國度，變得既反動又充滿嚮往中世紀的浪漫主義作風，普魯士國王則始終未能走出開明專制的階段。等到梅特涅體系崩潰後，普魯士繼續跟著新的時代精神齊頭並進，可惜時代精神已變成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結果普魯士遭到德意志民族主義綁架而走上悲劇之路。

　　

　　普魯士統一德國的行動，到頭來只意味著一種「最光榮的退場機制」──大多數普魯士人從此「願當德國人」，而且往往變成狂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俾斯麥終於讓普魯士「吃飽了」，不必再進行擴張。普魯士卻逐步邁向死亡，被另外一個餓肚子的國家（德意志國）取而代之。普魯士軍隊已轉軌成為德國軍隊，只向德皇或「元首」個人宣誓效忠。在德皇威廉二世那個狂妄自大的時代，德國社會已全面軍國主義化，幾乎到了「只有穿軍裝的人，才算得上是人」的地步。而就在普魯士早已名存實亡之際，普魯士「黑白傳說」卻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冒出，而且黑色逐漸壓過了白色；白色的傳說則往往淪為極右保守派的宣傳工具。等到希特勒上台的時候，普魯士已在半年前死於「普魯士政變」。希特勒卻濫用了普魯士人美德，將從前知所節制的「肉食動物」改造成紀律嚴明、責任心強、高度服從的「掠食動物」，製造出千古浩劫。

　　

　　其實不光是普魯士，就連德國也因為希特勒而永遠留下了污名。可是把希特勒的帳全部都算到普魯士和德國頭上，則未免有欠公允。我們讀完《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以後，或許更可體會德．梅西爾以「法國胡格諾血統的普魯士人、具歐洲色彩的德國國民、世界公民與基督徒人道主義者」之身分說出的話：「把普魯士縮減成『軍國主義』與『反動作風』的做法，就和把最近四百年來的德國歷史縮減成十二年（納粹德國）的做法一樣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