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盈科研究》序言
應該承認,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公安派研究始終是晚明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切入,仔細觀察、分析公安派的種種特點,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毋庸諱言,幾十年來的公安派研究,無論是理論思維路線,還是具體操作方式,都還存在明顯的缺陷或不足。如對公安派「成員」的研究,就多半囿於「公安三袁」的圈子打轉轉。研究公安派,當然離不開研究「三袁」,但若僅限於此,絕對不可能真實、全面、深入揭示公安派的本質特徵。
公安派究竟有哪些「成員」?這是一個很難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公安派本是後人根據晚明若干作家具有大體相近的思想基礎、文化精神和文學主張、創作風格而為其命名的一個文學流派,當初他們並無明確的思想綱領、嚴密的組織機構和加入、退出的完備手續。「成員」云云,不過是取其大意而言。一般說來,「三袁」、江盈科、黃輝、陶望齡當為其核心「成員」。此外,可列入公安派陣營的文士,尚有雷思霈、曾可前、梅蕃祚、王輅、潘士藻、丘坦、蘇惟霖、蕭雲舉、方文僎、陶奭齡、潘之恒、龍膺、龍襄、陶若曾等人。基本「成員」約在三十人上下。而近年來的公安派研究,涉及的公安派「成員」還不到此數的三分之一。不少人連文集都未來得及整理出版,更不要說對其作深入研究。其中,江盈科算是比較幸運的,不但文集先後有輯校本、增訂本問世,而且海峽兩岸學者除將江盈科研究作為公安派研究的必備內容外,還撰寫了數量可觀的專著和專論。讀這些專著、專論,深感對公安派其他「成員」的研究,不單能給公安派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而且確實能促進公安派研究的深入發展。
在諸多研究江盈科的專著中,臺灣學者張覺明先生編著的《江盈科研究》,從課題設計到論述方式、到編寫體例、到功用績效都顯得很不一般。
《江盈科研究》的課題內容十分豐富,所選課題幾乎囊括所有江盈科研究的重要問題,諸如時代背景、生平事蹟、交遊往來、詩文理論、文藝創作、傳世著作、文學貢獻以及傳紀、年譜等等,無不列入。其中,全書大半文字用來敘說江氏生平事蹟、交遊往來。說生平,分為二十四個專題細道經歷;紀交遊,挑出十五位名士詳言故事。將江盈科生平、交往說得如此系統、完備,這是其他專著、專論所沒有的。而敘說中,遍引文獻(如歷史、地理、民俗文獻和江盈科等人的詩文)以介紹人物活動背景和充實交往內容,因而讀者對江盈科生平、交往可能會有的疑惑,多數都能讀其書而自得其解。這一點,也是一般研究江盈科的專題論文難以做到的。
《江盈科研究》的論述方式和一般論著不同。一般論著大多是論自己出,識見高明固然十分重要,但學者在論證其說、明辨其理上下的功夫並不比在提煉觀點、力求創新上下的功夫少。學者在論證其說、明辨其理時,也會引用大量的文獻,但都是用來佐證自己的見解或助說其理。《江盈科研究》立論有三種方式,一是於各章節入篇引出文獻前提出觀點,二是於所引一則文獻後用類似「按語」的話表明作者觀點,三是於數引文獻後(或在篇末作結時)說出作者觀點。總之,其立論離不開文獻的引用。事實上,通過大量引用文獻來展現自家的學術觀點,是《江盈科研究》主要的論述方式,特別是論述江氏詩文理論、文藝創作、文學貢獻幾章,尤為顯著。由於所引文獻數量巨大、篇幅很長,而本書作者辨析、評論的話很少,以至他人的觀點說得清清楚楚,而本書作者的觀點卻淹沒其中,少見甚至難以見到。這是本書論述方式的短處。長處是所引文獻眾多,不但古今皆有,而且各種說法兼取兼呈;又引用決不限於片言隻語或摘要式地引述,而是成節成段甚至成篇地過錄原文。這樣便帶來本書一大特點,即論述每一個問題,學者們的看法基本上都原模原樣彙聚到了一處。這種一網打盡式的引用方式,使得全書具有很強的學術「全息」性。加上書中所列專題明細而又系統化,《江盈科研究》直可視為江盈科研究的學術檔案。受論述方式的影響,本書的編寫體例,自然不同於一般論著論自己出、自為其說,而是分門別類地大量援引文獻,借文獻以達其意。其功用績效,除能表達作者研究江盈科的諸多心得和學術見解外,還給有心
研究江盈科的讀者提供了大量難得的研究資料,為他們省去了尋覓之苦、翻檢之勞。這種功用和隨之而來的績效,可能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如此嘉惠學林,亦為本書價值之一端。
在本書《結論》部分,作者一方面肯定近年來江盈科研究的成就,同時也指出「存在三點不足」。一是「研究者陣容太小」,問世的論文、專著太少。二是「研究面相當狹窄,學術界針對江盈科其人及其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氏的詩作及小品文上。橫向方面,沒有與其他人物(包括公安派人物)比較;縱向方面,沒有拿整個中國文學史來作比較」。三是「研究方法有待更新」。並且建議「結合政治、法律、宗教、哲學、書畫、音樂、歌舞、園林、商業、醫藥、民俗等學科,作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或從地域、性別、家族、文體、敘事學、文學生產、文學接受與傳播的角度,對有關文學現象作新的觀照與闡釋」。這是作者研究江盈科研究狀況後的心得,也可以說是他系統梳理江盈科研究文獻後的感想,所提建議是可取的,所說「不足」則還有不足之處。我以為已有的江盈科研究,該涉及的課題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研究中最大的不足,是沒有在對問題的分析、評判力求深細精準方面用足功夫,多半停留在概敘其事、泛論其理上,因而所言雖多,總覺得未得要領。如有人將江盈科重在論為人(旁及論文)之道的「元神活潑」說,簡單地等同於袁宏道重在論詩文創作原則的「性靈」說;簡單地將他宣揚袁宏道「性靈」說的序、引之類的散文,說成是以具備儒家文化精神、法度謹嚴為特徵的所謂「傳統古文」,即為其顯例。就是對江盈科和公安派關係的確認,也是眾說紛紜。或稱其為「公安派的創建者」、「創始人之一」,或稱其為公安派的「主將」、「副將」、「健將」,或謂其與宏道並稱「袁江」,或稱其為宏道「摯友、同調」、「與中郎同調者」,或稱其為宏道之「重要羽翼」、為「三袁」之「附庸」。有些說法乃學者深思所得,有些說法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如何用一種為眾多學者所能接受的說法(包括用語)來揭示江盈科和公安派的關係,恐怕還得在對問題分析、評判力求深細精準方面下功夫。
最後說說張覺明先生撰寫本書的初衷。張先生祖籍在湖北省公安縣夾竹園鎮,本人出生於臺灣省桃園縣大溪鎮,現任臺北市公安縣同鄉會理事長。他出於對父輩故里的熱愛,對鄉里先賢名士的景仰,近年來撰寫了多種研究公安地方傳統文化的著作,諸如《智者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湖北公安二聖寺志》等。他為什麼要用心撰寫《江盈科研究》?該書《自序》說得明白。《自序》有云:
以公安派的祖地「三袁故里」而言,研究公安派理應走在前頭,遙遙領先,然而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成績太不理想。前賢高瞻遠矚,一九八六年,公安縣成立「公安派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七年五月,舉辦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會,出版論文集《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公安縣成立「公安三袁研究院」,經過二十多年,卻予人「一蟹不如一蟹」之譏。由「公安派文學研究會」到「公安三袁研究院」,從起名來看,路越走越窄,研究範疇由「公安派」縮小到「公安三袁」。才、學、識影響研究成果,難怪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沒有耀眼的成績。……研究焦點仍只著眼在「三袁」,尚未見研究公安派思想或比較文學的專著。至於對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則付之闕如。這意味著對於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公安人無太多的關注或是太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是力有未逮?或未見及此?不得而詳。四百二十餘年來,公安人研究成績僅止於此,實在愧對前賢「三袁」。
張先生對公安人研究公安派的評論未必完全符合事實,對公安人研究公安派務必遙遙領先於學界同仁的要求也未必合理,這些都不重要。難得的是洋溢於字裡行間的一片關心父輩故鄉、熱愛父輩故鄉的拳拳之心。他對公安縣公安派研究「路越走越窄」的批評,也不無道理,雖然言辭犀利一些,不過是愛之切、責之狠而已。可貴的是他能置身「公安人」之中,以責無旁貸的主人翁態度弘揚公安地方文化傳統,不但能認識問題之所在,還能身體力行堅持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問題。《江盈科研究》的撰寫,就是為了「補公安人研究公安派之空白」,以盡他這個自稱「在臺灣的公安人」的責任和義務。接著他還會撰寫《雷思霈研究》、《袁宗道研究》、《曾可前研究》,可見其決非空言之輩。在我看來,覺明著述的意義,不單存在於著述之中,還表現於著述之外。我相信,受他公安派研究系列著作的啟發、受他熱愛故鄉、服務桑梓精神的激勵,一定會有更多的公安人、湖北人、中國人來系統、深入地研究公安派,我們熱切期盼公安派研究新局面的出現!
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導、中國古代散文學會會長 熊禮匯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武昌南湖山莊梅荷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