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1162-1227。名鐵木真，中國歷史上的元太祖），他所帶領的部族（clan）崛起，在時間上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帶來震撼；空間上對中原王朝、北亞、中亞乃至歐洲部分地區影響延續至今。身為中外歷史上的世界征服者（World Conqueror）之一，他是最受西方人所認識的「東方帝王」，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2015年初《國際財經時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引述英國《自然》（Nature）期刊，提到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遺傳學家Mark Jobling的研究，指出成吉思汗的遺傳基因是亞洲影響最廣者，其「子孫」佔據亞洲男子的20％，全球男子的0.5％，此一論證是否?撲不破或可不論，例如所謂的染色體Y中發現的11個獨特序列如何確認來自成吉思汗？真正的意義亦不在於是否能賦予成吉思汗「亞洲之父」的頭銜，而是昭示了這位蒙古世界帝國創建者的魅力，即使在學術圈，亦能吸引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而不拘於文史學界。如同作者文中曾提到據稱麥克阿瑟稱其為「全人類的皇帝」；波斯史家志費尼（al-Juwayni，1226-1283）於《世界征服者史》中描述：「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在使計用策上當是成吉思汗的學生；攻城略池的妙策上，最好盲目地跟著成吉思汗走」；也引述拿破崙感嘆自己不如成吉思汗一般有四個虎子效力的好運。綜言之，成吉思汗可說是英雄界的標竿，其知名度與影響力自不待言，以至於關於他的學術研究、文學傳記與通俗戲劇、音樂、電影作品更是汗牛充棟。
成吉思汗作為研究與書寫的題材，不僅古老而且歷久不衰。廣義來說，中國的《元史．太祖本紀》可為濫觴，狹義則以十七世紀法國傳記作家克魯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利用了當時尚存、現今已佚的中亞多種語言文獻，撰成《古代蒙古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開啟近現代成吉思汗傳記的序幕。整體說來，成吉思汗的傳記數量之多，亞洲史上的帝王與名人皆無出其右，通俗性作品如蘭姆（Harold Lamb，1892-1962）的《人類帝王：成吉思汗傳》（Genghis Khan: The Emperor of All Men），書寫特色是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但內容卻謬於歷史事實。在學術界影響最廣者，以俄國漢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 Ya. Vladimirtsov，1884-1931）的《成吉思汗傳》（The Life of Chingis Khan）以及法國東方學家格魯塞（Rene Grousset，1885-1952）的《世界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World）。前者稱成吉思汗為「天才野蠻人」（savage of genius），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 ?????，1905- 1987）曾藉此說法刻劃成吉思汗結合游牧戰士與草原領袖的理想性格。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後的蘇聯社會，被指責具有「唯心主義觀點的本質」，將成吉思汗的個人成就凌駕於社會發展之上，符拉基米爾佐夫最終在壓力之下，在其遺作《蒙古社會制度史》之中改採唯物史觀描述成吉思汗的角色，否定其西征的正面意義，但是這本成吉思汗傳，對於共產國家以外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著有《世界征服者及其子孫》一書的蒙元史學者楊訥曾反思道：「何以相同的事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採用了不同的衡量是非的準繩」，用在成吉思汗的書寫與評價上，頗發人深省。歷史只有一個事實，成吉思汗是中國史、蒙古史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政治、學術環境的變動則不免會因為需求而在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標準做出衡量。在此，我想借用我的業師，已故的蒙元史學者 蕭啟慶教授對長久以來中外成吉思汗傳記的評論：「上帝的還給上帝，凱撒的還給凱撒」（Give 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which are Gods），作為最後的總結。成吉思汗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他愛酒、愛色、愛馬，更愛狩獵；他謹慎、自制、尊敬上天，也光明磊落，作為學術研究者，應該致力於將真實面貌還給這位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