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穿越百年中東：中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資深媒體人冒險深入中東！第一本以華人觀點揭開中東神秘面紗

推薦序

散落百年的中東碎片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立樵

　　本書看似作者郭建龍在中東的經歷，但其實整本書讀來卻覺得他視野寬闊，還有相當程度的歷史關懷。

　　目前在中文世界裡探討當代中東議題的著作，多呈現出中東地區的亂象，諸多作者就算深入當地做採訪，也都帶有特定立場去訪談特定對象，呈現給讀者的中東不外乎是「動盪」、「戰爭」、「革命」、「暴政」、「貧窮」、「腐敗」這些面貌。然而，這麼廣大的中東地區就只有這些層面可以觀察嗎？而這是我們觀察中東所應有的角度與途徑嗎？

　　當下人們談論的中東，其實是個一百年前剛出生的小嬰兒。近代以來的中東，並沒有相當複雜，大致就是伊朗與鄂圖曼帝國。人們熟知的千年古國埃及，那時候屬於鄂圖曼帝國；阿拉伯半島，也屬於鄂圖曼。伊拉克、敘利亞、約旦在20世紀一次大戰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歐洲國家進入中東之後，因為彼此勢力範圍之爭奪，導致伊朗與鄂圖曼都失去了自身發展的自主性。伊鄂兩國並非沒有作為，更不是許多史家所稱的孱弱病夫，其實伊鄂就是太有作為、太會捍衛自身權益了，影響到歐洲強權的利益分配，免不了就是得打一場硬仗。伊朗與鄂圖曼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絕對沒有問題，但受制於軍事方面相對劣勢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的「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就是伊朗與鄂圖曼無法承受的壓力了。

　　一次大戰期間，英法兩方在1916年簽署了《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將鄂圖曼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一分為二，便是往後災難的開始。阿拉伯地區的哈希姆（Hashmite）家族原本希望藉由英國的力量打垮鄂圖曼，然後建立阿拉伯王國，結果換來的卻是這一場英俄的分贓。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讓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獲得強權支持，更加大膽進入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擠壓了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與資源。一戰結束之後，戰勝國瓜分了鄂圖曼，也透過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委任託管」（mandate），讓英法兩國名正言順接收了美索不達米亞。現在國際新聞常上榜的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也就在之後逐漸由地理名詞轉變成現代形式的國家。

　　一戰的戰勝國雖然獲得了中東世界，但卻帶來了百年以來沒能解決的問題，以阿衝突就是最直接的例子。阿拉伯國家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後，捲入了多次與以色列的戰爭，至今在西岸（West Bank）與加薩（Gaza）的巴勒斯坦人仍在奮鬥中。而二戰結束之後，冷戰的兩個主角，美國與蘇聯，立即在中東展開了爭奪合作夥伴的行動。美國在50年代初期爭取到了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的同意，成為圍堵蘇俄共產勢力的防線，而蘇俄在同一時期也擁有埃及與敘利亞。中東這個區塊深受美蘇冷戰的影響，很多混亂的情況或者不穩定的政局，多是因為外來壓力所導致。

　　本書作者帶給讀者的就是這一段百年歷史，當中東世界被西方勢力切割成一張張碎片之後，沒人能夠再撿起碎片，強權也只會用自身標準去做重整，越整越沒條理，就形成現在一副混亂的面貌。

　　然而，主流的觀察角度卻完全摒棄歷史層面之理解。太多有關當代中東局勢的評論與分析，都只著眼於當代問題。當人們未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質時，最常見的就是把問題歸咎於宗教，人們像是戴上「宗教」這副有色眼鏡來看中東。例如，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之間的對立關係，許多評論直接導入千年以來遜尼派（Sunni）與什葉派（Shiite）的糾葛，彷彿21世紀的問題都源自於7世紀穆罕默德去世前未說明誰是他的繼承者所導致。但沙烏地阿拉伯於1933年才建立，與伊朗一樣都跟美國友好。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成了反美國家之後，才出現沙烏地與伊朗交惡的關係。沙伊之間對立的問題，最大的因素還是因為美國的關係。只談宗教的話，怎能解釋這些情況？而多數國家都是遜尼派國家，可是埃及政府打壓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約旦打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這些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比起對什葉派衝突的比例來得高很多。只談宗教，一樣也不能解釋這些情況。我們一味從既有的印象與表象來理解中東問題，卻忽略了事件發展的根源與本質。

　　此外，專制腐敗、社會動盪、貧富不均是另一個批判中東國家常見的立場，但這幾乎討論不出任何結果。在任何國家之中，只要人們觀察的採樣對象都是反政府人士的話，我們一定輕易地能取得「專制腐敗」、「貧富不均」、「社會動盪」這些反對意見，絕無例外。我們可能因為得到一百個反政府的意見而興奮不已，但也別忘了我們可能沒發現另外有一萬個支持政府的意見。這樣的話，我們該怎麼評判？不看歷史，只看當代事件的表象，讀者的視野就受到鏡頭局限，觀念也受局限，儘管到了當地也只想要找平常看到的那些面向。儘管本書作者也都提到這些事情，但他有大量的歷史陳述，將過去與現在連結起來，讓讀者能知道這些事情背後的意涵。

　　很多負面的事情固然都是事實，但卻不是我們理解中東的出發點。我們該注意的，是長期以來主流國際社會施予壓力後遺留的問題，逼得當地人必須做激烈的反應。諷刺的是，最後中東國家對於外來壓力的反擊，不僅沒能取得成果，還遭受到主流輿論之批判。

　　本書作者的走訪與觀察，並未落入主流觀念的窠臼之中，反而從歷史觀察的制高點，帶領讀者往下進入近一百年來這個破碎中東的核心深處，而且史觀正確，批判西方強權的蠻橫無理也頗有力道。然而，可惜的是，這散落百年的中東碎片，無論哪種方式的關懷，在外來壓力還未離去之下，還不知道要有多少個百年才能有平靜的時刻。

推薦序

帝國崩塌之後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涂豐恩

　　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過調查，在臺灣的國際新聞中，究竟都報導了哪些地方的消息。如果按照頻率統計，我猜想中東應該榜上有名。

　　儘管本地媒體偏好花邊八卦，喜愛輕薄短小，但在中東發生的那些事，恐怕還是很難讓人不投以目光。戰爭、仇恨、革命、死亡，那方土地上所發生的事，用一種另類的方式占據了新聞版面。而在這個屬於社群媒體的年代，令人心碎的細節，更隨著人際網路快速流傳，不斷放大。一年多前，敘利亞小男孩陳屍海灘的照片，讓人記憶猶新；而中東難民在歐洲等地引發的爭議，仍是個正在延燒的議題。

　　透過那些零碎的片段，我們看到一幅灰暗的景象，我們好似感受到那些動亂與憂傷，彷彿目睹了遠方的戰火與喧囂。但也許我們真正學到的是，借用蘇珊．桑塔格著的書名，如何「旁觀他人之痛苦」。

　　在這本書中，她這樣寫著：「作為他國災劫的旁觀者，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這經驗是由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種名叫『記者』的特殊專業遊客奉獻給我們的。」

　　拜新聞所賜，我們看見了那些原本看不見的人與事，但儘管我們對著新聞憐憫嘆息，最後卻也總是選擇轉過身去。桑塔格有些尖銳地寫著：「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因為他人的苦痛太過巨大，所以我們知道，然後遺忘。就像那海灘上的敘利亞男孩，轉眼也就被淹沒在資訊浪潮中。

　　在《穿越百年中東》一書中，郭建龍也寫苦痛。但他要的不是憐憫，而是理解。正如書名所顯示，他選擇了拉長視角，把支離破碎的新聞，放回了各自的歷史脈絡當中。每一個頭版頭條的新聞報導，每一張怵目驚心的新聞影像，都不只是一天之內發生的事，而是有著背後漫長的累積。這些在背後發生的事，大多為我們所不見，甚至從未曾在媒體上曝光，因為在事件當下，他們看起來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稀鬆平常，也許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衝突，一些偶然發生的事件。唯有在回過頭去看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那些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一一串聯起來，也才能夠看懂，我們眼前的世界是如何在無數的偶然當中，一步一步的形成。這是歷史之所以不同於新聞的地方：不只是告知我們發生了什麼事，還要解說他外在的脈絡與內在的理路。

　　郭建龍抓住了過去這一百年，這是中東，也是整個世界翻天覆地的時代。如他所說，今日的中東，是當年鄂圖曼帝國崩解之後所留下的滿地碎片。其中的改變如此之巨大，以至於許多人今天幾乎難以想像當年鄂圖曼帝國的榮光。

　　而在帝國廢墟中重新建立起的世界，是由三個新的規則交織而起，分別是民族自決，比例代表選舉，與國界的無限加強。這三個定義了「現代」的概念，曾經帶給世界上許多的人們無限的希望和巨大的誘惑，讓他們前仆後繼地追求。但在中東，這三個規則間彼此的衝突，竟在之後產生出了無比棘手的難題。郭建龍告訴我們，在這百年的中東，衝突往往不是二分的，不是好與壞，不是左與右，不是東方與西方、保守與前進，也不是遜尼與什葉、或宗教與世俗。這些分類當然都存在，但往往是互相交錯，讓衝突的局面從從敵我雙方演變成了多方角力。

　　如果鄂圖曼聽來遙遠，那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另一個多數人相對熟悉歷史：清帝國的崩解。不同於鄂圖曼帝國分崩離析的狀態，在清帝國終結之後，原本的版圖大多數先後由兩個現代政權所承接，一直到今天，我們所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仍然透露著當年清帝國的痕跡。

　　但與中東相同的是，近代中國同樣經歷了從帝國到近代民族國家的劇烈轉換，儘管外貌相似，但本質已經天差地遠。像是同一個人的軀殼，卻換了一個完全不同人的靈魂。比如帝國對於統治疆域之內的族群與文化差異，往往比較寬容──郭建龍在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但在現在國家的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得接受同一種民族身分。而在帝國時代相對寬鬆的邊界問題，到了民族國家時代，更是成為國家之間你死我活的問題。這樣一想，我們在東亞看到的衝突，甚至包括臺灣本身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其實與中東之間也有互相呼應之處。

　　但郭建龍不是書齋內的歷史學者，他雖然提供了大量的歷史素材，卻也搭配了他在中東的親眼見聞。他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旅行家。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中國的郭建龍，也提供了另一個不同於西方評論家的視角。正如他在書中所提的一個小故事：一個擁護敘利亞政府的土耳其人，一見到他，不由分說地就認定他是同路人，因為西方國家往往反對敘利亞政府，而中國往往又與西方國家的立場不同，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朋友了——當然，現實比這位熱情的土耳其朋友想的要更複雜些，這正是郭建龍一再提醒我們的。

　　中東複雜的處境，加上許多我們平時陌生的人名與地名，讓閱讀這段歷史時而構成一些挑戰，但這樣的挑戰，或許反過來也映射出了中東所面對的錯綜難題。也許我們不免還是個旁觀者，但《穿越百年中東》提供的豐富材料，能讓我們在對於這些苦難的來源，更多了一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