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的變遷，大抵可以從中世紀以人群生活聚落活動而衍生的空間場域來發展，是一種典範性的「人性尺度」的原型（prototype）；文藝復興以後雖以「人性召喚」取代了「神性（divine model）」，然而在空間的發展邏輯上逐漸走向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一直到工業革命以來達到巔峰，一切向「科學（science）」看齊，「形隨機能（form follow function）」、「簡即豐富（less is more）」說明了科學性、物理性、機能性的掛帥；到了戰後，人類思索工業和科學帶給人類是幸福或浩劫，因此 50 年代開始了舒瑪克的「小即美麗（small is beautiful）」的觀念反思，加上了工業城市帶來的汙染及城市品質的下降，讓人們重新思考城市設計的新方向（new dimension），隨著 60 年代的社會運動、平權運動，傳統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開始被視為一種罪惡，使得城市開始了一種新的取向「再發展（redevelopment）」，70 年代德希達的「解構主義」激發了許多的城市想像和多元解決方案，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福特主義（post- Fordism）」的觀念也改變了城市空間組成和結構性的解放，「複合體（complex）」取代了「分區（zoning）」、「巨型城市（meta city）」，遂也改變了「都會結構」成「後都會化現象（postmetropolis）」，「後現代地理學」、「第三空間」、「科技都會（technopolis）」也不斷地湧現，然而城市的「再生（regeneration）」理論也重新回到了揚．蓋爾所提的「人性尺度」。
城市不只是機能，空間應回到人群的生活本體，地點（place）應有透過日常的攀談、偶遇、邂逅……所凝聚成的「地點感（sense of place）」及「場所依戀（place attachment）」；藝術可以介入空間、文化和事件可以強化空間的敘事和感覺形式的意象；城市不是形式的建構，而是豐富的生活內容和人群之間互動的提供者甚或觸發者。這些就是揚．蓋爾在本書中所提揭的「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