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錄）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
一
文學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學批評史。從來沒有一種歷史，都是以單一的價值在發展。依照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也沒有一種歷史，只能容納一種觀點。他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複數的，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都同時在進行。因為不是連續 的，在時間發展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縫隙與裂痕。身為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曾經也以單一的觀念在回望歷史。尤其是接受中國歷史的教育，總是以為中國歷史最悠久，而且連綿不斷。這種錯誤的觀念，曾經主導著我的前半生。新歷史主義的觀念浮現之後，才漸漸發現自己曾經接受過嚴重的誤導。中國歷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是漢人史。凡是沒有寫進歷史紀錄的性別、族群、階級，從此就從歷史地平線消失。這種史觀非常粗暴，尤其是以儒家的立場來寫歷史，更是粗暴。由於史家都是男性，都是異性戀者，都擁有當權派的地位，他們習慣於偏向自己所堅持的理念。這種史家，擅長以二分法的方式，來區別這個世界。而且也擅長以審判的語氣，來看待他們眼中的異類。凡屬邊疆民族，便被劃入野蠻的領域。凡屬女性，就輕易被貶低身分。更可怕的是，傳統史家總是堅持 萬世一系的觀念，他們堅持著長子繼承制的閉鎖態度。一個父權的、統治者的、貴族的中心史觀，便如此建構起來，而且牢不可破。如今我們已經發現，所謂主流歷史都是發明出來的。主流史觀一旦誕生，其他支流的脈絡必然遭到湮滅。這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後代在看待歷史時，都只發現一條歷史主軸，其他都消失不見。
不見，其實就是偏見。我們只看到傾斜的、歪了一邊的歷史。在戒嚴時期，歷史教育可以說非 常成功，都只容許看到中國、男性、漢人、異性戀史。新歷史主義特別強調，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只依賴一條主軸，而是以多軸的線索持續延伸。從來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而是充滿了太多的缺口、縫隙、斷裂，並且是以多軸的形式持續發展。歷史學家慢慢發現，在縫隙與斷裂之處，就是可以填補不同的歷史記憶進去。由於歷史是多軸的，就不可能有所謂的主流或支流之分，而是同時並排進行。所謂歷史主軸，其實是一種二分法、兩元論的觀念。把男女分別放在主客的位置，也同樣把黑白膚色區隔開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白人歷史總是優先於有色人種。從中國史來看，漢族總是優先於邊疆民族。白人的重要性，或漢人的重要性，便是不斷把不同人種遮蔽起來，而彰顯了白人或漢人的優越位置。這種偏頗的歷史觀，無法讓後人看到過去的全貌。從而也使歷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種，壟斷了文化解釋權。
如果我們接受歷史多軸的觀念，則曾經受到遮蔽的種族、性別、階級，又可以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應該可以視為台灣學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把這本書的出版，視為一個事件，並不過於誇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抱持著偏見來看待同志族群，也一直以扭曲的態度來解釋同志文學。紀大偉有意撥開歷史迷霧，讓被遮蔽的同志文學撥雲見日。身為《台灣新文學史》的作者，我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縱然在自己所書寫的文學史也討論了同志文學，卻只能以極小的篇幅讓台灣同志文學被看見，無法讓讀者發現同志文學的全貌。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由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撰寫，才有可能讓受到蒙蔽的文學書寫展現真貌。
我也深深相信，在未來新的文學史一定會誕生。不僅是同志文學史，還包括女性文學史、原住民文學史，都有可能問世。身為異性戀的文學史家，我無法深入同志文學的世界。同樣的，身為男性文學史家，我也不能窺見女性文學的全貌。身為漢人文學史家，我也必須承認，對於原住民文學傳承的真相，我還停留在皮毛之見。如果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就有必要讓女性、原住民、同志的文學史家共同合作來撰寫。當代台灣文學史可能時間稍短，但是內容卻相當龐大而豐富，絕對不是依賴一個人的力量就可容納全部。這也是為什麼看到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完成時，我不只是喜悅而已，也已經預見了一個更開闊的史觀就要誕生。
二
在這本書裡，紀大偉企圖突破線性的史觀，借用新歷史主義，來重建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具體而言，他並不依賴連續不斷的時間感，而是利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縫隙、斷裂、空白，填補了同志文學的記憶。他所遵循的是複數歷史觀，讓同志文學與一般的文學類別並列。借用所謂並置（juxtaposition）的觀念，使多軸的歷史發展平行陳列出來。這種並置的發展論，既可與所謂的主流歷史軸線相互參照，也容許了同志文學的獨立發展。這使得整本書更為豐富而精采，尤其他透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讓同志作品再次浮出歷史地表。他的挖掘與鉤沉終於讓讀者看見了從前所未見的史事。
對於異性戀讀者而言，許多文本往往輕易瀏覽過去就好。但是，紀大偉則重新詳細穿越許多被忽略的文本與作品，發現字裡行間所暗藏的同志傾向。在同志文學的文本正式誕生之前，前輩作家早就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他把同志文學史往前延伸到一九五○年代，並特別指出，更早的前行代作家已經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紀大偉雖然是在寫文學史，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閱讀範式。在文本底層，其實是潛藏許多未能定義的流動情感。
紀大偉的史觀應該可以成立，也就是把「閱讀史」納入文學史的一環。眾所周知的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他早年從事文學創作時，也曾經耽溺在法國作家紀德（Andre Gide）的唯美文學裡。紀德的詩與小說，也曾經是西川滿的模仿對象。如果沿著這一條軸線去挖掘，當可發現台灣社會的同志文本閱讀，應該還更深遠。身為西川滿學徒的葉石濤，早年所寫的唯美小說，乾淨而透明，幾乎直追紀德的耽美。作品閱讀史，在不知不覺之間，為文學發展埋下一定程度的暗示。這也是為什麼紀大偉在第二章第一節揭示「先有讀者，才有作者」。這是相當睿智的解釋，也是使同志文學史的源流找到線索。
性別差異往往也會導出閱讀差異，這正是文學史精采之處。對於同志文本或酷兒文本，紀大偉在閱讀之際，總是採取游移、流動、跨界的態度。以白先勇的《孽子》為例，就可分辨出《台灣新文學史》的解讀，與他的解讀非常不一樣。身為異性戀的作者如我，把小說中父子決裂的那一幕，認為是對儒家傳統的背叛。在書中特別強調，「這個場景是台灣文學的一個經典：那位憤怒的父親，可能是傳統歷史的最後投影；那位被驅逐出走的兒子，則正要開啟一個長路漫漫的新時代。兩條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長河，從此就要改流。」換言之，我的閱讀是把小說文本置放在儒家傳統的歷史脈絡裡，仍然沒有擺脫大敘述的史觀。紀大偉的解讀，則是把離家出走的阿青，視為一種「罷家」的行動者。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正好彰顯阿青的被動轉換為主動。離開了父權的家庭，阿青便獲得了喘息甚至新生的機會。這種文本閱讀的差異性，正好可以證明一部同志文學史的建構有其必要。等於把同志小說的文本，從傳統文學史觀拯救出來。同時，也讓同志文學獲得獨立自主的空間。
捧讀這本書之際，或許讀者對於紀大偉所建構的歷史分期會有意見。因為他劃分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的模式來劃分，似乎太過於異性戀男性的觀點，也太過於強調歷史的線性發展。但是，如果考察戰後的台灣歷史，就可以發現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每十年就發生一次變化。例如一九六○年代台灣社會首次開放外國資本家投資，一九七○年代加工出口區開始普遍成立，一九八○年代新竹工業園區正式完成。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衝擊。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文學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強烈影響。具體而言，同志文學可能也與其他文類的發展，都同樣被編入資本主義的共構。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就反映在文學生產裡。
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標誌著台灣同志運動的漫長道路，也在於彰顯台灣社會風氣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任何一部小說或散文，都可視為一個時代的墊腳石。面對一個非常不寬容的社會，同志文學的書寫正好代表了一股不滅的意志，不僅在文學上開花結果，也在文化上開枝散葉。確切而言，同志文學史的出現，意味著戰後台灣歷史從來都是以多軸的形式在發展。
台灣民主運動走到這麼遙遠，也等同了同志運動所開創的格局。當整個社會陷入「婚姻平權法」的爭議之際，這本書的誕生，等於提出了相當雄辯的歷史證詞。在爭議的硝煙高漲之際，紀大偉引導我們重新去回顧文學史是如何發展的。其中的起伏跌宕，都在他的歷史敘述中歷歷可見。身為他的文學同伴，身為他的教學同事，我以嚴肅但揉雜著喜悅的心情，向街頭對抗的人們呼籲，請大家靜下心來，好好捧讀這部《台灣同志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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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