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經濟學寫一本簡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難的事情。說它容易，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人人都可稱得上是經濟學家。例如，我們用不?別人來教給我們甚麼是價格——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它。專家們或許需要解釋，銀行為甚麼要為儲蓄存款提供利息，「風險厭惡」為甚麼是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我們衡量財富的方法為甚麼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衡量財富這件事的原本意義，但是所有這些其實我們都並不陌生。因為經濟學與我們密切相關，當我們覺得事情不對頭的時候，也會對於怎麼把事情弄好持有自己的觀點。我們會強烈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會決定我們的政治立場，而我們的政治立場將影響我們的經濟學。我們並不會在思考經濟學問題的時候懷有疑慮。因此即使當我們試圖揭示經濟世界的形成途徑的時候，我們研究經濟學的原因也是一塊「絆腳石」。但由於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和這些途徑有關（它是一門盡可能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絲毫不該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人們在經濟問題上產生的分歧，最終常常是與他們對「事實」的理解有關，而與他們持有的「價值觀」無關。
因此為經濟學寫一本簡介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起初，當我為撰寫這本書草擬計劃時，我腦子裏想的都是要為讀者們展示一幅經濟學的「概觀」，就像頂尖的經濟學期刊和教科書那樣。但是，即使經濟學的分析和實證核心在近幾十年來已經變得越來越穩固，我面對那些教科書上給出的供討論的話題（貧困地區的農村生活根本未被提到，而這是大約25億人的經濟生活） ，以及那些在頂尖經濟學期刊上被作為重點的題目（大自然很少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出現） ，卻絲毫沒有感到輕鬆。我同時完全理解了這件事情——牛津大學出版社要求我為經濟學寫出一本非常簡短的介紹，而有的經濟學教科書篇幅在1000頁以上！我頭腦中冒出一個念頭：我應該放棄我原先的計劃，轉而描述我們經濟學家為了理解我們周圍這個社會性的世界而採用的邏輯推理方法，再將這種邏輯推理方法運用到我們人類當今所面臨的一些最為緊要的問題中去。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我只有將這部著作圍繞我兩位虛構的孫輩（貝基和德絲塔）來展開，才能夠完成這一任務。貝基和德絲塔的生活有天壤之別，但由於她們都是我的孫輩，我相信我能夠理解她們的生活。更加重要的是，是經濟學幫助我理解她們的。
這裏提出的觀點已經在我的著作《貧富論》（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中形成並得到探索。在那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意識到，經濟學在不斷地驅動?我的道德觀念，而反過來我的道德觀念又激活了我的政治立場。由於這是一種不尋常的因果鏈條，因此之前的那部著作要更加有技術性，更加「沉重」。自從它出版以來，理論和實證上的進步促使我目前更確定地堅持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與那時相比，我對事物的理解更深，這包括為甚麼我對很多事情還不理解。目前這部著作是我對前一部的自然拓展。
在這部專著的寫作過程中，我從和以下諸位的通信和討論中獲益匪淺：Kenneth Arrow, Gretchen Daily, Carol Dasgupta, Paul Ehrlich, Petra Geraats, Lawrence Goulder, Timothy Gowers, Rashid Hassan, Sriya Iyer, Pramila Krishnan, Simon Levin, Karl-Goran Maler, Eric Maskin, Pranab Mukhopadhay, Kevin Mumford, Richard Nolan, Sheilagh Ogilvie, Kirsten Oleson, Alaknanda Patel, Subhrendu Pattanaik, William Peterson, Hamid Sabourian, Dan Schrag, Priya Shyamsundar, Jeff Vincent, Martin Weale, and Gavin Wright. 這一版本回應了下列人士對前一稿的意見：Kenneth Arrow, Carol Dasgupta, Geoffrey Harcourt, Mike Shaw, Robert Solow, and Sylvana Tomaselli. Sue Pilkington 在這本書準備出版的過程中，從無數方面對我提供了幫助。我對他們所有人表示感謝。
2006年8月在劍橋聖約翰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