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讀者的話
這本《馬基維利語錄》不是馬基維利思想的概要，而是摘錄。我想說明一下，為什麼我不全部翻譯出來，為什麼選擇了既不是概要，也不是解說，而是摘錄這種方式。
第一個理由是：尼可羅•馬基維利與我以前描寫的男人和女人，雖然在歷史人物這點上有共通之處，但是在一件事上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文藝復興的女性》、西撒•博爾吉亞和《上帝的代理人》中出現的四位教皇，以及在《海都物語》裡出現後又消失的男人，可以說決定性的不同點，就在於他留下了作品。
前面提到的人，雖然寫了詩歌、書信以及公文一類的東西，但是，寫作這件事對這些人和馬基維利而言，意義是不一樣的。
對馬基維利來說，寫作，就是人生的見證。雖然說因為失業而不得不寫作，寫出來的東西也只好成為人生的見證。但是，一旦寫作成為人生，在氣魄上當然就會有所不同。
我在《我的朋友馬基維利》一書中描寫的正是這樣的人物。
然而，我想寫他，並不只是由於對他的生涯和思想抱有極大的興趣，還因為我想寫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代表性的城市國家。既然在《海都物語》裡寫了威尼斯共和國，那麼剩下的該是佛羅倫斯共和國了。再說，我認為馬基維利是非常適合描寫佛羅倫斯共和國的素材。
雖然如此，他的一生只不過六十歲，這與延續了一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國相比是短暫的；而要將繁盛了三百年的佛羅倫斯共和國全部歷史寫出來也是不夠的。我常想，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歷史可分三個部分描寫：一是興盛期，可以寫但丁與他那個時代；二是全盛期，可以柯西莫•麥迪奇為中心加以描寫；三是衰退期，可以寫馬基維利的生涯。前面兩個部分，將來總會有人去寫吧！人一生什麼都做的話，時間太不夠用了。
在這裡，也許有人會說：那你是明知道不足夠而偏要去寫的啦？對此，我只能回答說：不，不是這樣！
曾經是興盛的要因會變成衰退的要因。如果我這樣的假設是正確的話，那麼，只寫衰退期也未必是不足夠；至少比只寫興盛期更有利於掌握整體形象。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儘管是衰退期，但有些部分還需要追溯到以前。因此，不能不將整體的情況放進視野裡。如果將整體放進視野，就可以抓住該民族固有的精神，而且，我認為這種精神就是「要因」。
馬基維利的一生對這樣考慮的我來說，是有足夠的素材的。
然而，正如前面所說的，馬基維利不僅是個素材，而且是留下了作品的思想家。也就是說，他的「人生見證」流傳到了今天，而且被當作古代經典，在現代仍然保持其價值。所以，只是追溯他的生涯，就他本身也行不通。我在決定寫他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為這樣的問題苦惱著，那就是：如何才能一邊將他的一生和思想並存，一邊與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衰落結合起來進行寫作呢？
結果，我最後的決定是將兩者分開。在《我的朋友馬基維利》中的他，既是一個普通人又是對他生活時代的佛羅倫斯作一描寫的素材。然而，我還想寫他的思想根源，也就是為什麼在那個時代仍富有獨創性？因為不涉及這個問題，不但無法寫他何以是「歷史性」、「戲劇性」、「悲劇性」般的存在，對於亦可評為「歷史性」、「戲劇性」、「悲劇性」的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衰敗情況，一樣是無法下筆。
既然將兩者分開來了，那麼就要考慮分離後留下的思想怎樣去寫。
在解決這個問題時，不能沿襲向來在研究學者之間的權威作法，也就是解釋馬基維利的思想。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在我的腦海裡牢牢記住了馬基維利寫過的一段話。原文（收錄在《君主論》第十五章）如下：sendo lintento mio scrivere cosa utile a chi la intende...（我寫在這裡的目的，在於寫出對這樣的事情給予關心和想要理解的人實際上能發揮作用的東西。）
毫無疑問的，在馬基維利腦子裡的對象是他生活的十六世紀初葉的佛羅倫斯人，或是即使範圍更大也只不過是同時代的義大利人。
然而，真正的古典作品應該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超越時代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就會想：對於五百年後的「想要關心和理解這種事情」的現代人，是否也「實際上能發揮作用」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如果只有這個問題，我會說只須去閱讀他的《君主論》與《李維羅馬史論》。雖然並不是全部的馬基維利著作都有日文譯本，但這兩本是代表作，只要好好閱讀這兩部作品，幾乎就可以掌握馬基維利的全盤思想。
但是，不僅是他的生涯，在他的思想方面，我也想把橫隔在他和五百年後現代人之間的障礙清除掉，希望讀者也能體會作品在當時洋溢的生機。
對於抱有這種願望的我來說，如果不把人們為什麼對古典作品敬而遠之這個問題解決，就不能從根本上進行。
為什麼會對古典作品敬而遠之呢？
依我個人淺學之見，原因似乎在於附在正文裡龐大的「註解」。可是不詳細閱讀註解，又無法充分理解文章的內容，因此感到很麻煩。特別是馬基維利，因為他是採用了一邊引用具體的實際例子、一邊進行論述的方法，所以，如果不明白那些具體的事情和人物，論述方面就無法理解。在譯文中的大量註解，正是對那些事情和人物所作的解釋。但是，在他的手稿和他去世後五年出版的第一版書裡，卻沒有任何的「註解」。
那是當然的。因為馬基維利一邊把不需要作「註解」的事情和人物引用為例、一邊進行論述。所以只要是和他同時代的人，一看就明白。馬基維利正是藉由引用這樣的例子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尤其是他在《李維羅馬史論》中用作「教材」的李維《羅馬史》，對於當時的西歐人來說，就像司馬遷的《史記》對於從前的日本人那樣熟悉。
所以，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如果馬基維利是生於現代的日本，在寫《君主論》時引用的人物，一定會是聖德太子和秦始皇，以及中曾根康弘、竹下登、雷根、戈巴契夫、柴契爾夫人等等，對於這樣的人物，難道還需要作「註解」嗎？
我想說，這種條件的差異，不只限於日本人，對於現代的西歐人也是一樣。但事實並非如此。
聖德太子和成吉思汗對於我們是不需要作特別「註解」的人物。同樣的，凱撒、亞歷山大大帝對於現代的歐洲人，即使是沒有接受過特別高等教育的人也不會不知道。現在出版的《馬基維利全集》裡也幾乎沒有「註解」這類東西。義大利語版的，也就是正版原著中的註解，只是將某些古代用語改成現代語言的表達形式。即使是英語版和法語版，也不過是簡單的義大利歷史常識而已。
總而言之，不僅是十六世紀當時的義大利人，就連現代的西歐人，也不用受龐大註解的干擾就能輕易地接觸馬基維利的思想，而且能表示贊同或不贊同的意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書中引用的都是些不用敬而遠之、眾所周知的人和事物。也正因為如此，在這五百年間，在西歐，馬基維利派和非馬基維利派之間的爭論從未間斷過。論爭的活躍，說明古代產物仍具有生命力。
於是我決定去掉「註解」。
另外，由於即使是對於西歐人是眾所周知的事物，但對於與他們不是同一個文化圈的我們卻不一定是廣為人知的事情。所以，我決定把沒有註解就無法理解的、馬基維利所引用的具體例證也刪掉。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馬基維利的思想，以較為容易理解的方式，提供給他認為應該提供的現代人。所以這部《馬基維利語錄》是他「人生見證」的精華。這是否適合現代人，我並沒有考慮，我只是想將精華抽出來。我個人的主觀是考慮哪些是其真髓，其他的就不管了。
另外，從《論戰爭與藝術》中摘錄的次數比較少，我想馬基維利對此是會同意的。因為他曾經這樣寫道：過去和今天差距最大的是關於戰爭的部分。只是這個部分，即使在古代是非常有效的，但在今天往往有許多內容沒有採納的價值，因為那是受技術進步影響最大的領域。
馬基維利生前可以看到的自著印刷本只有這本《論戰爭藝術》。據說這部著作比《君主論》和《李維羅馬史論》更被當時的人所接受。儘管如此，在五百年後的今天，用不著伯特蘭•羅素的認同，大家都公認他的代表作是在他死後出版的《君主論》和《李維羅馬史論》。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越是被時代接受的東西、越容易落後於時代的一個例子吧！
基於這樣的理由，這本《語錄》主要摘錄於《君主論》和《李維羅馬史論》。
我在分析馬基維利的思想時，之所以不是進行「解說」，而是選擇了「摘錄」的方式，除了上述的理由，另外，這也是我在研究了五百年來對馬基維利的思想贊同與否定的兩種對立觀點後作出的結論。
批評馬基維利的人的觀點可以簡單地歸納為：那是違背人倫的東西。
另一方面，為馬基維利辯護的人又是怎樣的觀點呢？他們主張看一下馬基維利那個時代的佛羅倫斯和義大利的實際情況。這其實是不得已的結論！
我在寫《我的朋友馬基維利》時也曾困惑該如何處理後世對馬基維利思想的看法，最後我決定迴避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無論是贊同還是否定，都無礙於人們正確理解馬基維利的意圖。所謂「違背人倫，對於良好的基督教徒是有害的思想」，這是批評派的意見。儘管我不屬於這個派別，但也只能回答說：哦！是這樣吧！
但是馬基維利說過：所謂政治，有時不得不做違背人倫的事情。他思想的獨創性正是在這一點上，也就是說，要將政治和倫理明確地區別開來。否定這種觀點，不是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選擇的問題。所以，不選擇馬基維利式的政治觀點，當然就是持否定態度的了。
不過，我也不贊同所謂辯護派的觀點。辯護派認為：馬基維利之所以產生那種思想，是因為他生於那種時代。這種觀點隱藏著他們自己也沒有注意到的一個漏洞，那就是：越是強調馬基維利生活時代的特殊性，就越否定他思想的普遍性。所以如果按照這種觀點，就不能說馬基維利的思想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超越時代了。也就是說，辯護派打算為他所作的辯護卻成了對他的否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馬基維利的著作成為世界名著之一，被列入人類智慧系譜，原因是什麼呢？
對思想的評論，不管是贊同還是反對，歸根究底還是反映出評論者及其所處的時代。既然這樣，為什麼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不直接接觸馬基維利的思想而要透過第三者呢？儘管他們是研究學者。我認為唯有不透過這類過濾，直接面對馬基維利的思想，即使是反對他的，也會從中得到莫大的收穫，不是嗎？
就像某書評家指出在《我的朋友馬基維利》中，我採取的是既不批評他、也不為他辯護的態度一樣。在這本《語錄》中，我用的還是相同的作法。
在日本，曾經也有人想將馬基維利的思想，不用全本譯文或解說的方式，而是以日本人容易親近的形式作介紹。這是我從佐佐木毅著的《馬基維利》（講談社）書中知道的，這個人的名字叫森鷗外。那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情。鷗外先生在題為《人主策》一書中陳述了為什麼他明知道《君主論》已經有兩種日語翻譯版本，卻還要重新用概要的形式進行寫作的理由：「馬基維利的《人主策》雖然已經成為一本小冊子，但文章迂曲，證例冗長，不可稱為易讀之書。吾曾在閱讀之時摘要抄下。」看到這段話，我不禁笑出聲來，心想：鷗外先生讀到了笨拙的翻譯！
擺在我面前的是義大利語的原文。現代義大利文豪莫拉維亞在文章中曾這樣指出：只是讀一次，就感到馬基維利文章所蘊藏的力量，就像運動員的肌肉運動雖然隱藏在皮膚底下，但仍能被人們感覺到一樣。而要將這樣的文體簡括成我的文體，我無論如何也沒有這樣的勇氣。
我選擇摘錄這種方法時有這樣一種願望，那就是：希望讀者也能體會到馬基維利毫不「迂曲」的文體給予的快感；而且摘錄精華的方式，絕對不會被人說是「證例冗長」。
然而，即使成功地將他「真實的聲音」呈現於讀者面前，僅僅這樣還不能說我的目的就完全達到了。因為馬基維利本人說，他的目的是要寫實際有用的東西。
所以，讀者們，我在此有個請求。
我想聽聽你們感興趣的是哪些地方。認同和不認同都沒有關係，即使是深受馬基維利影響的我，也有些地方是和他持不同意見的。
說不定，我相信最想知道你們的，其實是現在人在地獄因為他曾經說過天堂裡都是無趣的人，所以應該是在地獄正與歷史上偉人們交談的馬基維利本人。
順便提一下，我用來為翻譯的原著是現代最有信譽的版本，也就是1960年出版的「菲爾德里尼利版」。另外，我還想說句也許是多餘的話，菲爾德里尼利公司在義大利是有很高評價的左翼出版社。
請不要說因為在談論政治，就聯想到在國會和縣政府裡進行的那種政治。雖然那也叫作政治，但遺憾的是在那種地方進行的政治，不過是狹義的政治罷了。而真正的政治應該是更廣泛的。具體地說，是能夠更加公正、有效地發揮力量的一種技巧。正因為如此，古代希臘人比起經濟人更看重政治人。歷史也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民族的興亡總是始於經濟的強大，然後達到政治的成熟。也就是說，政治是值得人們竭盡智慧作為的一種藝術。
也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馬基維利也曾經想將自己的人生賭在政治上。我也認為，現代人所追求的應該是這種政治。
最後，我想說明一下西歐人對於「君主」的原詞“Principe”的理解，這個詞在現代也常用於指創始人、領袖以及領導者。而「國家」一詞也是根據不同場合，有時可譯為共同體或組織等。
?野七生
1988年春於佛羅倫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