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

推薦序

從憤怒出來的搖滾

劉克襄

　　前些時，在松菸湖畔的閱樂書店舉行新書《虎地貓》發表會，鐵志剛好是顧問，順道過來致意。會前閒聊，他詢及台東友人顧秀賢。進而提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創辨的自立早報副刊，對他青少年時代的影響，我才恍然悟起此段歲月。

　　當時我和秀賢等人負責此一副刊的編務，主採文化評論路線，約集諸多相關寫手，針對社會時局、城鄉發展和歷史風物等面向，提出各類包羅萬象的建言。出身環保運動的我，嘗試著把副刊帶向另一個可能。不僅僅是文學家創作發表的園地，同時也能成為各階層知識份子表述意見的場域。

　如今推算，那時的鐵志還在讀書，一個生澀、早熟的藝文少年，可能被搖滾音樂和鄉土文學略略啟蒙，但在社會體制的劇烈崩解下，早熟的靈魂也具體感受到時代即將銳變。我們的副刊不同於一般文學副刊的內涵，或許也幫他打開過一道眼界。時隔煙遠，我常奔走於野外和鄉鎮部落，早已忘記這一副刊跟我的關係，或者回顧當時可能帶來的意義。不想，他仍記得此一園地，同時充滿啟發的感懷。

　　當時編此副刊，報社高層對此路線多少是充滿疑慮，希望仍舊以文學為主體。但我以為時代不同，應該展現多樣文化論述，提供更多思考論辯，何況當時自立晚報副刊已走出鄉土文學重鎮的格局，早報更該摸索新方向。

　　當時若有些小扦格，無疑是來自這類的質疑。但我還是編得興緻昂然，尤其是創刊後不久，陸續聽到這類外界的支持聲音。但時隔近一甲子，還有人慎重提到，讓人不覺得眼睛一亮。彷彿當年編此副刊，還有這樣一位年輕人被啟蒙，似乎就值得了。

　　或許，對很多不滿體制的年輕人來說，這樣一份不時帶著憤青質地，對主流威權文化充滿反抗的園地，好像是滿潮前夕，最早到來的第一波浪潮。當潮汐衝抵一個青少年的腳踝，自是讓他感到新奇。

　　但我從未想到，如今換他成為造浪者，我成為佇立海邊的人。當年的海洋，換他來興風，在晚近的社會運動裡，掀起一波波時代的新浪潮。鐵志的敏銳觀察，以及激進的理想實踐，化作多樣的精彩論述。彷彿轟隆巨浪，不斷在我眼前翻滾。

　　本書結集的內容，都是當今發生的重要文化和社會運動議題，台灣、香港和中國，我們共同關心的三大區塊，鐵志以更年輕更貼近的睿智視野，全面介入。不論編輯策劃和書寫，關心向度常能嫻熟地涵蓋整個時代不同區域的文化脈絡和屬性，進而適時提出分析和看法。那是一個過往七○年代副刊主編如高信疆才擁有的高度，又彷彿混搭了哪吒三太子的青春叛逆。

　　我的共鳴特別強，或許也緣自於這一港中台三個地區的高度重疊性。在台灣，許多社會運動和環境議題上，我們幾乎都是站在同一陣線，譬如反國光石化。當然，更多是他成為第一線反對者，我只是站在後面搖旗吶喊。在諸多社會運動的議題，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或許是他最拿手的，以音樂結合政治的論述和實踐。重金屬、流行搖滾結合本土音樂。那樣憤怒帶來的聲音，澎湃嘹亮地常讓我浪漫的以為，整個時代已然來到翻轉的臨界點。

　　香港又是一個視野的高度。二○一○年後，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下，香港市民在生活上產生很多矛盾。梁振英當選特首，港人更確定一國兩制已經變調。年輕人的茫然和土地認同，還有各式各樣家園環境運動的保護，都在此時一併爆發。

　　當香港開始浮躁不安，我們是少數身在其中，最密切注意這一波波社會運動的台灣作家。鐵志因為妻子為港人，常在港台間來去。我在香港，則因作家訪問和教書，長時旅居。鐵志在香港主編《號外》，正好是我積極宣揚香港郊野信念時。他的香港觀察更讓我清楚地靠緊這個城市，從多元的角度觀察它的未來。甚而，從這個城市的位置，觀看中國的龐然，以及跟台灣的互動。

　　這樣不循過往本土文化的變革，把台灣當下的狀況和世界緊緊接軌。鐵志跟許多年輕的文化工作者一樣，灌注了許多新的思維和實踐創意。前年結束香港編務，回到台灣，他的活動面向更加寬廣。個人寫作也好，經營媒體平台、獨立書店亦然，乃至參與網路新媒體的創辨，他都繼續嘗試搭建一個更深刻多元的公共領域，推動在地思想深化的可能。這本書的結集，當是了解此一階段的重要指南。

　　但乍看彷彿成功，彷彿是文化大前鋒，時代不盡然是站他那一邊，或者可以適時地提供他盡情發揮才情的空間。以前在一些聚會場合，我曾試著推舉其擔任政府要職，或者擔任重要媒體的負責人，怎奈都遭到相關單位的委婉推拒。我才訝異整個社會對他的理想信念仍充滿猶疑。

　　理由或許不少，但直白的原因只有一個，聽到他的名字，彷若聽到文化小太保那般驚悚，隨即有一種害怕。他們不擔心鐵志帶來新的視野，新的創意發想，只是怕他也顛覆既有的基礎。

　　鐵志彷彿代表著革命，最容易推翻體制的危險知識份子。或許，他太憤怒了，但社會依舊溫和。拒絕者並非不知，時代已滾向鐵志那兒，只是不以為，社會應該如是快速進展。但鐵志比我們更接近那要求改變的脈動，他在第一線，清楚掌握年輕人的渴望。同年級的人，也只有少數像他，擁有全面的高度視野，跟當代的時代潮流熱情對話。不斷地以合理的創新，衝撞社會體制，試圖走得更好。我們的猶豫有時是理智、成熟的，但也常像絆腳石。

　　就不知哪天，鐵志若有公職的機會，他的信念透過社會公器實踐時會是何等情景。或者，他永遠在民間，反而更能朝理想的方向實踐。

推建序

文章淑世，公器兼達天下

陳冠中

　　二○○四年中，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的張鐵志「飄移出學術軌道」，開始了他以筆為幟，在「公共領域」評論公共議題的生涯。幾年後，他在台灣的筆耕，吸引到一群銳意求變的大陸媒體人的注意，邀他「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認識更多媒體人、文化人和異議份子」，並在當時最開放的重要報刊如《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南都週刊》、《鳳凰週刊》、《讀庫》、《財新新世紀》等版面上，發表政論、書評、樂評文章。本世紀的第一個十二年是大陸思想傳媒、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較為活躍的階段。

　　我認識鐵志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足跡遍兩岸、甚受大陸傳媒注意的新銳評論家，也即他自己所說的「中國公共領域的活躍作者。」我們同屬一個三地知識份子的谷歌郵件群組，並有許多傳媒界、學術界的共同朋友。價值觀和世界觀方面，我認為我們堪稱同路。

　　但時代是倉促的，究竟這已是公共領域日益崩壞的年代，也是公共知識份子處境江河日下甚至有人身風險的時期。我欣賞鐵志的是，他對此趨勢看得很清楚，但卻沒有放棄或只獨善其身，仍選擇兼達天下，他說：「台灣主流媒體的墜落速度讓人難以想像，而中國媒體的言論空間則不斷緊縮」，「我成為一個敏感人物。」一個年輕公共知識份子有這樣的堅毅淑世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難能可貴。

　　二○一二年，他受聘出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在他到港履職那天下午，我安排了他與《號外》一眾元老、現任出版人以及編輯一起茶敘。這是我作為退休老號外人的唯一貢獻。隨後幾年的香港社會翻天覆地，而鐵志不負眾望，義無反顧的帶著酷愛弄潮的《號外》再度走到時代的尖端。

　　兩年半後，回到台灣，他繼續以文章為思想武器，同時以時政網媒、問政視頻以及書店空間為社會公器，矢志「拯救台灣的新聞，重建台灣的媒體公共領域」，堅定地「與這個時代肉博」，將脆弱的公共領域公知事業進行到底。

　　像鐵志這樣能夠近距離接上台灣、大陸、香港的「地氣」，並對三地社會政治文化都有真知灼見的健筆，並不多見──這本文集，就是說明。

自序

像搖滾般寫下去

　　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第一本關於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文化評論集。在兩本西方音樂與文化的專書《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關於美國文化評論的書《反叛的凝視》之後，終於有了這本遲到很久的書。

　　《燃燒的年代》試圖描繪當下台灣文化的幾個重要趨勢：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這些力量不僅改變了當代台灣文化的內涵和文創產業的樣貌，更衝擊了既有的政治版圖與經濟模式，前者包括從太陽花到二○一六年大選，後者如這幾年興起的所謂「生活風格」產業或新農業（或被標籤為「小確幸」產業）——這些在本書中都有詳細討論。簡言之，台灣的青年世代（亦即是後解嚴世代）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希望在壟斷資本和既有政治力量之外尋找新的可能，他們更有獨立精神來追求自我實踐，也更有公共參與開放的精神，而這三者都有於網路的出現而有了更豐富的可能；或者說，這三者是網路世界應該帶來的解放力量。

　　但這不只是一本文化趨勢觀察手冊（雖然可以這樣用），我也試圖在不同文章中探索文化與政治與商業力量的糾葛，拆解文化作品（音樂電影或文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以探索一條文化自主性之路。

　　在這裡，我們既要拆解，也要重建，以重新想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

　　書名主標題「燃燒的年代」，是因為在過去這幾年，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在台灣和香港都引發熾熱而猛烈的燃燒：在新舊典範之間、新舊想像之間、新舊資源和權力之間的衝撞與摩擦，造成了熊熊火焰。至於中國，如我在書中描述，在○八年到一二年之間也有幾點星火，但在過去幾年卻被暴力地熄滅。

　　在這個燃燒的年代中，我自己用不同的角色參與部分，並且在這過程中從青年世代走到不再青春的「大叔」。

　　我最主要的認同是一名寫作者。當初從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轉向寫作，是因為學術工作是對一個知識領域漫長而深刻的不斷鑽研，這當然令人感佩，但我對於寫作具有更大的熱情——我的寫作不是虛構創作，而是關注不同知識（從搖滾樂到國際思潮到台灣政治），並以知識介入現實，去改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我想要冒這個險，試試作為一個獨立寫作者、一個有機知識份子的可能性。

　　我很喜歡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何要寫作中」一文所陳述的理由：

　　1.純粹的自我。包括向那些在你童年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氣，決心要過自己的生活到底。

　　2.美學的熱情。對文字和它們的恰當組合的感知，在語音的碰撞、堅實的文字、有節奏的好故事中所取得的愉悅感，希望分享自己認為寶貴而不可缺少的體驗。

　　3.歷史衝動。希望看到歷史的真實面貌，尋找並為後代儲存真實事件的欲求

　　4.政治目的。這裡的「政治」有極廣泛的意義：把世界向某個方向推進，改變人們為之奮鬥的社會的理念。

　　這四個理由在我身上都有。一如歐威爾的自我描述，我的評論也首先是立場鮮明的，希望能揭露事件背後的結構性權力，呈現人們未能見到的事實與歷史，詮釋與賦予事件和行動意義。這是我寫作最初也是最終的目的。

　　也如同歐威爾說，「過去十年裡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讓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也相信文字的美學是表達不可或缺的。我希望自己的評論文字不只是乾燥的論理，也要有散文的感性風格。一些前輩與朋友確實看到我的努力，評價我的作品為知性散文，但我深知，要走出自己風格的散文之路，路尚遙遠。

　　除了寫作，過去七、八年我也經歷不同媒介的媒體主管工作。

　　我喜歡創新與改變，所以把每一個媒體工作都當作一場公共領域的實驗。除了年輕時代當過一兩年記者，第一份媒體主管是參與《旺報》創刊，擔任文化副刊主任，創辦一份每週一次二十頁的文化週報，不僅製作當代中國文化專題，且引入許多中國重要的且異議的作者（註），然後是擔任《陽光時務》雜誌台灣總監——這是華人社會第一份純iPad雜誌，具有高度運動性和思想性；2012年秋天到赴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兼共同出版人，把這份香港傳奇文化與時尚媒體變身為更有文化深度和社會介入性格，以及參與創辦《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和《號外》同公司，所以同時身兼籌備創刊工作和初期編務），再到2015年回台參與《報導者》和《政問》的創辦（詳情見本書）。這過程讓我幾乎參與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媒體，但對我來說，本質都一樣，就是回到本書副標：希望更與新世代對話、更昂揚多元獨立文化，更深化公共精神。

　　從大學積極參與學運以來，這二十年來也參與許多公民運動。尤其是在過去十年，開始以藝文界身份和朋友們一起參與關注野草莓學運、三鶯部落拆遷、反對國光石化、反核、反美麗灣等等，另方面也和另一群藝文界朋友關注文化政策，在2011組成「文化元年」，舉辦了總統大選三黨後選人文化政策問答會——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針對文化政策提出政見、並接受文化界提問。

　　二○一四年年底，我被藝文團體推薦參與台北市長文化局長遴選，目的就是希望把這幾年累積的文化能量和理念帶進公部門，以重新想像文化政策，並很榮幸獲得遴選委員票選最高票。雖然最終落選，但民間還有太多文化工作可以開展，我也沒有一刻停下腳步。這本書可以說是這幾年思考與實踐的部分集結。

　　我是一個搖滾樂迷，搖滾始終是我心中那把不滅之火，讓我可以不斷勇敢去冒險、去衝撞、去顛覆式創新。克襄在序中所說「文化小太保」或許誇張了些，但是似乎也捕捉到我的寫作和工作態度。回首大學畢業來這二十年的工作，離開哥大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冒險，而我的寫作主題也大部分是走人少之路：不論是音樂與政治，另類文化與社運，中國人權與香港政治，起初都是寂寞的議題。我的媒體之路也多半不是在舒適圈，而是去創造與改造。在寫作與媒體之外，還有一個中年大叔心中對改變世界不斷燃燒的天真與熱情。

　　這是搖滾帶給我的生命態度。要像一首搖滾曲般寫下去，像一首搖滾曲般活出自己。

　　註：這需要特別說明。二○○九年初，旺旺集團剛買下中時，人們尚在觀望。創刊總編輯黃清龍先生請我加入旺報擔任文化副刊主任，我當然不會來頌揚這個政權，但天生有點反骨的我決定接受挑戰，主要是因為總編輯允諾我可以辦一份週日的文化週報。英美等國報紙的週日版，都是重視文化與與思想內容，即使中國的好報紙都是如此，但台灣媒體週末只有休閒娛樂，這是我一直希望改變的。更何況，我熟悉許多中國的優秀作者（許多當然是異議份子），讓他們在台灣媒體上提出對中國的批判與反思（如廖亦武、余杰、滕標等）更有意義。但是，籌備期半年紅線尚不明顯，創刊兩個月後，蔡老闆就對我的部分有意見，我當然不願編輯自由受限，只能選擇離開，回到一個獨立寫作者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