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理論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在經典體系中辯論、挖掘和發展；一類是構造一套自己的概念與邏輯。前者屬學術，受學術體制的供養、約束和保護；後者往往只能置身邊緣獨自思考。其實經典體系無論看上去多神聖，最初也都曾位於邊緣。不過，現今學界對新創體系的排斥也非完全無理。每個領域都有了各自的經典體系，代代學者在那塊田地上耕耘澆灌使其不斷生長，足以滿足該領域的大部分需求。新創體系即使有獨特之處，卻不是非有不可，沒有必要讓其擾亂既定的格局。因此學界對新創體系普遍採取漠視的態度，任其在邊緣自生自滅。
單從解釋世界的角度，我同意迄今已有的經典體系基本夠用，不一定需要新創體系。想得到學界認可，就納入經典體系「老老實實做學問」，建樹不過是在「巨人肩上」微微踮腳。若想另起爐灶，便只能當作自娛，不要指望得到關注和承認。不過有一種情況是例外—若是為改變現實世界提供的方法，當那方法構成完整的操作體系，便不可能不對現實世界有全新的認識。或者說，可改變世界的操作體系背後，必然少不了重新詮釋世界的體系，由此才能支撐其推動的變革。否則，既有的經典體系既不能提供對其變革的說明，更無法提供支持變革的佐證。這種時候，新體系的問世便成為必需。
我將本書命名為「權民一體論」，其中不攙雜任何學術野心，無意挑戰經典體系，只是為我多年思考的操作體系—遞進自組織—進行解說，論證其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當今社會面對的問題。「問題」在先，「主義」在後。此書的目的和興趣，在方法而非理論，並始終以感恩之心從經典體系廣汲養分。
不過，談到方法又會觸碰到學界對「開藥方」的忌諱。在二十世紀的各種社會改造失敗後， 學界對任何「總體性」—尤其對關於社會的設計和操作恐避之不及。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認為追求社會正義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於事先樹立「理想」必定同時確定路徑，從而會剝奪人的自由選擇和行為，「理想」的確立者成為當然指路人和裁判者，奴役由此而生。他贊成出於人的活動而非人的「明確意圖」所形成的「自生自發秩序」。這已基本成為中國學界的共識。的確，以往的社會設計及操作體系多數造成災難。然而社會發展既然受人類能動的強烈影響，設計就不會不起作用。處處進行設計的人類怎可能不設計社會？面對層出不窮有「明確意圖」的干涉，堅持「自生自發」等於拱手讓那些「明確意圖」自行其是。「老大哥」們不會因學界否定而放棄「總體設計」。我們哪怕只為避免納粹、文革、紅色高棉一類災難重演，也不能不從總體的角度應對。況且人類目前面臨的生態危機、族群衝突、科技奇點等，都離不開總體性解決。發展可以自發進行，節制卻不能自發實現；經濟活動可以自發運轉，價值與正義卻不能自發降臨。當社會前途越來越取決於普遍正義與共同節制時，放任的自由不可能勝任，在原框架內的「零星工程」或「自生自發秩序」也無法超越，除了進行轉換體系的總體變化，別無他途。
設計不是問題，設計了什麼才是問題。美國從一片荒原變成超強大國，那幾十個集聚費城的人類頭腦殫精竭慮的設計正是決定因素之一。需要區分的是兩種設計，一種是對目標的設計，即過去那些造成慘痛教訓的烏托邦；另一種是對方法的設計，即海耶克所說「會產生秩序的規則」—美國憲法是這種規則，遞進自組織也是這種規則。主義著眼應該怎樣，方法卻著手於能夠怎樣。不同的社會形態歸根結蒂在於採取了不同方法—使用奴隸、封地建邑、代議制、三權分立、競選、國有化……正是不同方法的出現與實施，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與時代。
當然，可以劃時代的方法一定會觸及本質，因此必會蘊含解釋世界的主義。沒有主義的方法只是雕蟲小技，不可能劃時代。主義與方法的相輔相成一直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源泉。今天，從東方到西方，人們普遍喪失信心，四顧茫然。相互競爭的舊體系在各自的困境中步履蹣跚，難以自拔。面對這種方向迷失和窮途末路，故步自封的學術只會變著花樣老生常談，冷凍在邊緣的思想只能顧影自憐或孤芳自賞。足以開闢新時代的大方法和新主義最終能否問世並造就新社會，謀事雖然在人，成事卻需在天。
追溯下來，這些年我對本書所談的方法有過三種稱謂。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溶解權力》（明鏡出版）稱之為「逐層遞選制」—源於我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構想並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黃禍》一書（明鏡出版）中描述過的選舉方法。迄今圍繞此構想的內容已擴大許多，但是「逐層遞選制」仍佔據一通百通的位置。《溶解權力》為其建立了理論框架，這個稱謂卻被認為有些狹窄，容易被理解為只是關於選舉的技術調整，缺少引向新型社會的想像。
我在二○○六年出版的《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一書中改稱「遞進民主」。定義擴展為「逐層遞選制+ 遞進委員會制」。這個概念增加了涵蓋性。問題在於「民主」是當今誰都要戴的帽子，專制政權也如此標榜，從而被搞成了含義模糊的形容詞，讓人對其不加深思，甚至把「遞進民主」理解為民主需要循序緩行，和我的本意背道而馳。
本文使用「遞進自組織」，比「遞進民主」偏重體現方法，又比「逐層遞選制」涵蓋面廣，可同時包納「遞進委員會制」，也更適合本文從「自組織」切入的論述。不過這並不意味我拋棄了「遞進民主」之稱。綜合而論涵蓋性和延展性，我認為最貼切的稱謂仍然是「遞進民主」。
感謝Jessica Noble 對本文研究寫作過程的長期支持。
感謝多年來與我就遞進民主進行思想碰撞的陳宜中、林猛、李曉林、李嵐、郭玉閃、王彥、王超華、PerryAnderson、蕭瀚、張祖樺、陳子明、劉蘇里、劉曉波、吳思、梁曉燕、王維洛、盧躍剛、徐向東、冼岩、海壁、黃渡海、李依燃、王偉、周濤、于奇、陳冠中、潘婧、陳志偉、李憲源、朱建剛、陳越、楊支柱、朱雨心、鄧白洋、劉自立、陳初越、凌幼娟、知原、韓建濤、汪曉濤、楚望台、崔衛平等人士。
感謝多年來在我研究和推動遞進民主過程提供過幫助的盧紅、郝明義、達賴喇嘛、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郝維真、呂邦列、閆玫娟、曲輝、劉毅、王江雁、王建軍、穆軍、史克(Bertha Sneck)、Carma Hinton、何頻、湯皓全、韓方明、柯銀斌、嘉日洛珠(Lodi Gyari)、才嘉、次丹旺秋、更特才讓、鄧儀、王小強、張木生、林培瑞（Perry Link）、Elliot Sperling、蕭強、蔣慧娜、王我、冉麗芳、郜華欣、侯笑如、徐曉、楊明輝、童屹等友人。
感謝妻子唯色和去年去世的母親鄭荃在我沉迷思考的寂寞歲月與我的相濡以沫。
感謝台灣大塊文化出版公司、明鏡出版社、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的有關作品。
感謝本書編輯張人弘先生。
感謝《香港社會科學季刊》、《領導者》雜誌發表我的有關文章。
感謝多維網、博訊網連載我的有關文章。
感謝互聯網，除了作為便捷的交流管道和材料來源，更有眾多網友給我帶來啟發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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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二○一六年八月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