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本談保羅的書出版,當時我的事業剛起步。隨著這本《第一位基督徒》(The First Christian)而來的六集電視劇是由我執筆和製作。制訂拍攝計畫之初,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顯示保羅如何破壞了基督教,敗壞了耶穌原有的愛的教誨。保羅是一位很多人喜歡恨的使徒:他被醜化為厭女者(misogynist)、奴隸制度的支持者、並且極權主義的發聲者,激烈仇視猶太人和猶太教。但當我開始從第一世紀的脈絡研究他的書信,不多久便意識到以上的論斷全然站不住腳。事實上,追隨他的足跡時,我不只愈來愈敬佩他,還感覺自己跟這位難相處、傑出和可敬的人十分相投。
說來有趣,有些女性主義神學家認為以上的論證只是一種開釋。她們似乎強烈感覺有必要把基督教源遠流長的討厭女人傾向(misogyny)歸咎於保羅。不過,她們無視信而有徵的考證的態度卻是非理性的。在在看來,人們認為恨保羅比客觀評價他的著作還重要。事實上,近期研究顯示,保羅對這些議題的激進立場與我們自己時代的前衛立場極為相近。首先,正如霍斯利(Richard A. Horsely)、喬治(Dieter George)和愛略特(Neil Elliot)等學者指出的,保羅就像耶穌一樣,終其一生反對羅馬帝國的結構性不公義。在前現代的世界,所有文明毫無例外要依賴農產品的剩餘來維繫,而這些剩餘是硬從胼手胝足的農民身上壓榨出來的。所以,有五千年光景,世界九成人口都被化約為農奴狀態,以維持一個特權階級的存在。然而,歷史學家又指出,沒有這種無處不見的安排,人類便不可能走出原始狀態,因為只有特權階級方有餘暇發展科學與藝術,帶來進步。另外,弔詭的是,像羅馬那樣的大帝國看來是保障和平的最好方法,因為它讓互相敵對的貴族不會為爭奪可耕地爭戰不休。在前現代的世界,社會不安造成的農業歉收可導致成千上萬死亡,所以,人人對無政府狀態無不充滿恐懼,並把奧古斯都之類的皇帝譽為不世出的明君。不過,每個文化又總會有像耶穌和保羅那樣的聲音響起,抗議制度化的不公不義。保羅若是活在今日,八成會激烈批判帶來巨大財富不均與權力不均的全球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