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苦難與英勇的紀念碑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瑞典諾貝爾基金會宣布，當屆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ksandrovna Aleksjeevitch，一九四八?），稱許她豐富多元的書寫為當代世人的苦難和英勇豎立了紀念碑。她是第六位獲此殊榮的俄文作家。其他五位：一九三三年布寧、一九五八年巴斯特納克、一九六五年索洛霍夫、一九七○年索忍尼辛、一九八七年布洛茨基，僅《靜靜的頓河》作者索洛霍夫獲蘇聯官方認可，餘皆作品遭禁，或被迫流亡國外。亞歷塞維奇的經驗相似，曾一再受阻於惡意審查。二○○○至二○一一年，移居西歐、北歐，獲英、美、法、德等地多項文學獎，西方讀者對她並不陌生。台灣因距離遙遠，一般對白俄羅斯所知有限。為便利讀者諸君瞭解本書意涵及作者思維，謹就若干背景略作補充。
白俄羅斯南方為烏克蘭，西鄰波蘭，西北與立陶宛、拉脫維亞接壤，北部、東部連俄羅斯，長期與俄羅斯歷史、政治關係密切。白俄羅斯語、俄語皆官方語言，俄語使用率較高。俄共革命後，一九二二年併入蘇聯，為加盟共和國。一九二九年起，實施農業集體化（即集體農場或稱集體農莊）。一九三九年九月，納粹德軍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佔領白俄羅斯，向列寧格勒（今彼得堡）、莫斯科推進。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爆，微塵百分之七十散落白俄羅斯土地上。戈巴契夫時期（一九八五?一九九一）政治改革，文化開放，亞歷塞維奇作品獲准出版，本書俄文版銷售逾兩百萬冊。一九九一年八月獨立，改名白俄羅斯共和國。十二月，蘇聯解體，與俄羅斯、烏克蘭聯合為獨立國協。一九九四年，忠於俄羅斯的魯卡申科（A.G.Lukashenko，一九六四?）當選白俄羅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至二○一五年十月數度連任，迄今在位。
本書末附錄作者〈創作筆記〉，從一九七八年說起：「我在寫一本關於戰爭的書……」為什麼要寫？難道戰爭故事、戰爭電影還不夠多？死亡的描述還不夠驚人？「童年時期，在學校、家庭，在婚禮、洗禮、葬禮上，我便被長輩回顧戰爭的驚恐與憂傷包圍，死亡的問題在我腦際盤旋不去，從此沒有停止對它的思考。」亞歷塞維奇體認，死亡是生命最深刻、最根本的奧秘。書寫戰爭應有更寬闊的視野，不能只敘述戰事，唯有努力探索生與死的真相，才可能對世人有益。「我不寫戰爭，寫戰爭中的人。不寫戰爭史，寫戰爭中的感情和心靈。」有關戰爭的一切，一向來自男人之口，上過前線的女人何以緘默不語? 女人能看見男人看不到的東西，有自己的思想和語言，為什麼不能訴說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亞歷塞維奇決定寫這場戰事，但要出自女性的角度，寫女人的故事。
完成一本書，亞歷塞維奇通常需要三至四年。為此書，整整兩年，她閱讀資料，跋涉全國各地，尋訪數百名從戰線歸來，如今（四十年後！）垂垂老矣的女人。數百卷錄音帶，收錄她們的血淚回憶。當年她們十五至三十歲，原是青春少女、普普通通的女人，平平凡凡地活著。情勢驟變，火車載走了她們，留下年幼弟妹和高齡父母。這些女人緊急受訓，學習裝拆狙擊槍、實彈射擊、投擲手榴彈、挖掘掩蔽體......，成為軍中各種專業人員：通信兵、狙擊手、工兵、步兵、護士、醫生、機槍手、偵察員、調度員、司機、飛行員、解碼員、高射機槍手、衝鋒槍手、裝甲車鉗工、偵查員、游擊隊員、 火車司機、掃雷員......。她們剪去長髮，取下耳環，穿上男性衣褲（包括男人內褲），蓬頭垢面，所有女人都失去了女性氣息，都男性化了。
春天，打完靶回營房路上，女兵摘下一束紫羅蘭，紮在槍桿上，遭營長大聲訓斥：
「妳是軍人，不是採花女！」傷兵越來越多，到處是死人，只能在樹林裡草草挖個坑，屍體放入坑裏，覆上泥土，沒有棺材，沒有儀式。戰爭是無時無刻都在埋葬死人。冬天，一批凍僵的德兵俘虜走過，其中一名士兵，一個年輕小男生，臉上淚水凍結成冰。「我推著板車和麵包去食堂。他的眼睛離不開我的推車……我拿出麵包，掰了一片遞給他。他拿在手中，不敢相信……。當時我的心裡是幸福的，為自己的不仇恨而幸福，也為自己的行為驚訝。」
這些女人常需背負傷兵，武器裝備當然不可丟失，重量超過自己體重一倍以上。「我穿著男人褲，戴著男人帽，用膝蓋跪著爬行，身上背著傷兵，不敢想還有可能直立行走。那年我十七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十八歲。」 也常急行軍二三十公里，或深夜一個人在墳場上站崗。搶救傷兵時，有人自己嚇暈過去。進行截肢手術時，傷者用盡俄語所有罵人的話，照護者身上濺滿血跡。那幾年，前線女兵做牛做馬做男人。生理機能異變，視力衰退，關節腫脹，腎下垂，內臟移位，沒有月信，戰後發現，失去了生育能力。
德軍占領白俄羅斯初期，解散集體農場，分給民眾土地，人們付地租，為脫離史達林體制高興。不久，德方便將佔領區視同殖民地，強暴、虐待、殘殺，不遺餘力。還燒毀房舍，帶走牲畜，許多村莊完全被毀。居民對德軍從擁護轉為仇恨，許多人進入森林，參加游擊隊。「草叢和樹葉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清澈明亮。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反差那麼鮮明。……我和媽媽學機床車工，十二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只有一個念頭：上前線去。」「爸爸陣亡，哥哥也犧牲了。死或不死，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我不是女英雄，不想死。我怕黑、怕開槍，怕進入叢林，怕野獸。無法想像遇上狼或野豬，該怎麼辦? 小時候連狗都怕。在游擊隊學會使用手槍、步槍、機槍，還學會除了刀鏟以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跟敵人搏鬥，也不再害怕黑暗和野獸了。」「兵役委員會貼出公告：需要司機。我就是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過六個月駕駛。訓練班有很多女生，我們組成整整一個汽車營。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有一次，發現一名少女的屍體躺在地上，所有人都沉默不語……」
一九四五年四月希特勒自殺，五月德軍投降，歐戰結束。戰後很長的時間，人們仍活在痛苦中，流不盡的淚……。「從戰場回來，我已成了另一個人，與死亡建立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奇特的關係。」「在前線，見的死人那麼多，我們習慣了與死人為伍，在屍體旁吃飯、聊天。死去的人不在遠方，不在地下，像和平時期一樣，在我們身旁，與我們同在。」
戰場上，男人女人心中的信念首先來自對祖國之愛，相信那是偉大的東西，也相信史達林，為此英勇奮戰。然而，共產黨並不信任他們。一位受訪者說，勝利後，在前線四年的丈夫返家，只待了一夜，就被帶走。因為他曾經被俘，調查人員大聲喝斥：「你為什麼還活著？為什麼還活著？」史達林說過，軍人不能被俘，誰被俘虜，誰就是叛徒，叛徒是人民公敵。換句話說，被俘之前，必須自我了斷。她的丈夫關入了勞改營，七年之後才回來。「等了十一年。這段時間，我也被視為人民公敵，是叛徒的妻子。戰前我是教師，戰後到學校申請當清潔工，不被接受。我充滿困惑，只能沉默不語。現在我想問：我們數百萬士兵和軍官被俘，究竟是誰之過？即使今天，我仍恐懼害怕......」。書中另有多處，記述人回來了，卻立即被自己人槍斃……。
一位女兵直言：「我想保衛的是祖國，不是革命理想的叛徒史達林。」她的朋友奧克薩娜來自烏克蘭，那裡原是土壤肥沃的穀倉，卻因農業集體化導致嚴重歉收，七百萬至一千萬人死於大饑荒，史達林坐視不顧，繼續強制徵收糧食，繼續以殘酷手段整肅異己。戰爭期間，蛤蟆、老鼠都沒了，被吃掉了。奧克薩娜的村子死了一半的人，她的親人都死去，只剩她一個人活下來。奧克薩娜吃集體農莊的馬糞，「馬糞熱的放不進嘴裏，冷的才行，凍的更好，聞起來像乾草。」
俄國反猶主義亦開始甚早，沙皇時代，猶太人即備受歧視。蘇聯時期，黑海岸奧德薩的屠猶事件，烏克蘭基輔附近巴比亞山谷的大屠殺，亂葬坑裡堆積數萬屍體，都令人難以理解，不寒而慄。奧克薩娜說，她父親是歷史老師，相信總有一天，史達林會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父親走了，懷著憾恨。
希特勒以獨夫野心挑起戰爭，納粹的種族歧視與對猶太人的殘酷虐殺，無疑是重大惡行。亞歷塞維奇呼籲悲劇莫再重演，她的悲憫是本書重要價值，讀者不能忽略。
對俄國人而言，二十世紀世紀德蘇之戰是他們的第二次衛國戰爭，第一次衛國戰爭是一八一二年俄法之役。兩次衛國戰爭，俄國人都全民堅毅，力抗外敵，是拿破崙和希特勒徹底失敗的決定性戰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亞歷塞維奇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前後呼應，值得世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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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茵西�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