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

前言

　　本書要談的可能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事，雖然很多人大概不會相信，不過長久以來，暴力正在減少，現代人可能正處在人類史上最和平的年代。暴力的減少當然並非直線下降，暴力亦未因此消失，更不保證未來還會繼續減少，但這趨勢的確存在，不論是從數千年間或數年間的趨勢演變，或者是從戰爭到體罰兒童的態度改變來看，全無例外。

　　暴力的減少對我們生活中的每個環節都產生了影響。若要時時擔心被擄拐、強暴或殺害的話，那日子就不一樣了，也很難發展出精緻、繁複的藝術、教育、或商業行為，因為支持這些活動的體制習俗，才剛成形就因焚燒掠奪而夭折。

　　人類暴力的消長，影響所及，不只是人類的生活品質，也左右了我們對生命意義的看法。自有人類至今，一路來的努力，究竟是讓我們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沉淪？有什麼比回答此問題更能觸及人類存在意義和目的根本？尤其是，該如何看待現代化？現代化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全球化、理性和科學，侵蝕了家庭、部落、傳統和宗教，這究竟是好是壞，端視我等如何理解此轉變所帶來的影響：當代世界究竟是由犯罪、恐怖主義、種族大屠殺和戰爭共同織起的夢魘，抑或相較於古代，是前所未見、和平共榮的人間仙境？

　　這道暴力消長的算式該標為漸增還是漸減，也左右了我們對人性的看法。儘管眾多以生物學為基礎所建立的人性理論，多半認為人性暴力是命定難逃，而人性白紙論?認為暴力與人類進步有關，我則持相反意見。因為，若依此二種看法，該如何看待人類物種初現、歷史肇端之時，生命的自然狀態？若是相信暴力日增，就表示我們所造的世界污染了我們，而且恐怕只會江河日下；若是相信暴力日減，意味著人類起源時不甚善良，靠著人類文明的指引，才帶領我們向上提昇，日後也可望延續下去。

　　此書相當有分量，這點無可避免。首先，我要說服各位，千百年來，暴力真有漸減之勢，我知道這說法一定會惹人非議，甚至招來眾怒。覺得自己活在暴力年代，是人類認知系統天生傾向使然，加上媒體堅信「見血則收視長紅」，更為此錯覺推波助瀾。人腦的運作有這傾向，愈是容易被想起來的事，大腦就會推斷其發生機率愈高，而因為血腥殺戮現場的畫面較容易被報導，也就更容易深植人心，遠非報導某人壽終正寢或尋常新聞所能及1。暴力致死事件發生機率再怎麼低，也絕對夠嗜血的夜間新聞播報，而人們對於暴力發生機率很高的錯誤印象就這麼固定了。

　　另一個扭曲我們對於安危判斷的因素，是我們自己的道德心理作用。如果說世界正朝更美好演進，還有志工會投入公益嗎？傳達好消息的人也常遭勸退，因為這會讓人們安於現狀。更且，知識份子總不願承認文明、現代化、西方社會有任何優點。但或許，我們會認為暴力如影隨形，形成如此錯覺的主因，正是讓暴力逐漸減少的關鍵。暴力行為的減少，與容忍暴力和歌誦暴力態度的減少息息相關：態度往往左右行為。拿史上幾次大屠殺的標準來看，德州政府以毒液注射處決殺人犯、或是小流氓欺負少數族裔，根本不算什麼，但以現代角度來看，卻會認為這些是人性沉淪的徵兆，而忘了這是因為道德標準提高了。

　　面對這樣的成見，我勢必要以數據來說服大家，本書中我收集數據集並將之以圖表呈現。只要用到這類資料，我都會說明數據來源，並據以詮釋其發展趨勢的背後原因。寫這本書是為了解答一個問題：暴力為何在很多不同大小的場域中都減少了：包括家庭、社區、到部族間和武裝派系、乃至大國和小國之間。如果研究下來，每一個層面所呈現的暴力各有消長，那就該分冊討論，但研究過程中我一再發現，幾乎所有數據都顯示，以現代角度來衡量，都有暴力減少這樣相同的趨勢。因此，我們有必要將各種趨勢放在同一本書中加以討論，以利探討其發生時間、原因和模式等方面的共通處。

　　藉此我希望說服大家，許多暴力模式都朝向同一方向演進，這絕對不是湊巧，必須詳加深究。談起暴力史，很自然會朝警世方向去談，像是捍衛正義、對抗邪惡的英勇奮戰，但這不是我的動機所在，本書中我採用科學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基本上是要探討原因。各位在書中可能會發現，某一和平進步現象，是因為道德倡議者所鼓吹的道德運動?；但也可能會發現，背後原因相當平凡，比如說來自科技、國家治理、商業或知識的變革所致。但不能誤解成，暴力的減少是一股持續進步之勢，毫不費力載著我們前往完美和平的終點?。我做的只是將人類歷史上不同年代中，人類行為演變的趨勢做數據上的整理，再據以探討其歷史和心理層面，以求了解人類心智如何面對更迭的環境。

　　本書泰半篇幅將會著重於探討暴力和非暴力的心理層面，當中我所提到的心智理論是結合認知科學、情感神經科學（affective neuroscience）、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和演化心理學，以及我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人性如白紙？》、《思想之為物》（The Stuff of Thought，暫譯）等書中所使用來探討人性的各種科學方式。人類心智是一個複雜系統，由大腦中認知能力和情感能力所組成，其原始設計是漫長演化過程的產物。有些心智能力讓人類有施行各種暴力的傾向，其他的心智能力，套美國前總統林肯之語，即「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則讓我們樂意與人合作並追求和平。要想解釋人類暴力的減少，就必須要找出人類文明和物質環境中，有哪些變化讓我們渴求和平的動機凌駕於天性暴力之上。

　　最後，我還必須點出，人類的歷史與人性心理形構息息相關。人類與周遭環境彼此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尤其在討論暴力時更是如此。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一個愈是平和的社會，通常就愈富裕、茁壯，也愈開化、治理有方、對女性愈尊重、且善於貿易。這些幸福特質中，是何者開啟了人類走向和平的良性循環，而哪些只是搭順風車，要找出原因並不容易，讓人不免輕易得出類似「因為文化變得較不暴力，因此暴力減少」這樣不盡理想的結論。社會學家認為影響社會變化的因子有內因（endogenous）和外因（exogenous）兩種，前者是發自系統內部，亦即現象本身就是造成該變化的成因；後者則是由外部影響所推動的變化。外因因素有可能是源自實用操作領域，如科技、人口結構、商業運作或管理機制的改變，但也可能是源自知識領域，比如新的想法出現，經過散播後，自行發展。解釋歷史演變成因，若能找到外因性成因，最能讓人滿意。本書中，只要能獲得完整資料，我都會竭力找出各個年代中，影響人類心智，造成暴力減少的各種不同外因性成因。

謝誌

　　許多人問我怎麼會從事暴力分析的工作，但這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暴力本來就是研究人類本性的學者會關注的課題。我最早得知暴力減少的事，是在馬丁•戴利（Martin Daly）和瑪格•威爾森（Margo Wilson）的演化心理學經典著作《兇殺究竟》（Homicide）中讀到的，這兩位作者在書中探討了非國家社會中出現的高度暴力死亡率，同時也檢視了從中世紀至今，兇殺案減少的情形。我出版的書中，有幾本已經引用其減少趨勢，並將西方歷史上人道發展進程並陳，諸如廢止奴隸制度、推翻獨裁統治、終止酷刑等，藉此支持用生物學方式探討人類心智，並承認人性黑暗面，和促進道德進步並不相忤這個想法2。這些觀察我隨後又在回覆「邊際」線上論壇（www.edge.org）的年度問題時重申，當年（二○○七）的年度問題是「你是在樂觀什麼？」我小小的一篇回覆，引起許多研究歷史犯罪學和國際研究的學者一連串魚雁往返，他們都告訴我，歷史上暴力減少的證據之多，遠超過我所知3。他們所提供的各種數據讓我相信，有個少為人知的故事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首先我要向以下幾位學者表達最深的感謝：雅札•加特（Azar Gat）、喬舒華•葛登斯坦（Joshua Goldstein）、曼紐爾•艾斯納（Manuel Eisner）、安德魯•邁克（Andrew Mack）、約翰•墨勒（John Mueller），和約翰•卡特•伍德（John Carter Wood）。撰寫本書時，我同時也從和這幾位學者的回信中受益匪淺：彼得•布瑞克（Peter Brecke）、塔拉•庫柏（Tara Cooper）、傑克•勒維（Jack Levy）、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e），和藍道夫•羅斯（Randolph Roth）。這些慷慨的學者分享了他們的想法、寫作、資料，在許多我非我專業的領域裡給我大力協助和指引。

　　大衛•伯斯（David Buss）、馬汀•戴利、蕾貝卡•紐伯格•葛登斯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大衛•海格（David Haig）、詹姆斯•佩恩、蘿絲琳•平克（Roslyn Pinker）、珍妮佛•雪伊•史柯芬頓（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和波莉•魏斯納（Polly Wiessner）等人都讀完或讀了大部分此書初稿，並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批評。彼得•布瑞克、丹尼爾•奇羅（Daniel Chirot）、艾倫•費斯克（Alan Fiske）、強納森•高茨修（Jonathan Gottschall）、葛雷林（A. C. Grayling）、奈爾•佛古森（Niall Ferguson）、葛萊曼•賈拉德（Graeme Garrard）、喬舒華•葛登斯坦、傑克•侯班上尉（Capt. Jack Hoban）、史帝芬•勒布蘭（Stephen LeBlanc）、傑克•勒維、安德魯•邁克、約翰•墨勒、查爾斯•塞福（Charles Seife）、吉姆•席丹涅思（Jim Sidanius）、麥可•史巴賈（Michael Spagat）、理查•瑞罕（Richard Wrangham），和約翰•卡特•伍德等人則在各章給我寶貴的意見。

　　另外還有許多人，在我提問時給予立即的答覆，還有些人給的建議，都讓我在此書中受用無窮：約翰•亞契（John Archer）、史考特•艾斯傳（Scott Atran）、丹尼爾•巴森（Daniel Batson）、唐諾•布朗（Donald Brown）、拉斯•艾瑞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克里斯多夫•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葛瑞高利•卡克蘭（Gregory Cochran）、蕾達•卡斯麥迪斯（Leda Cosmides）、托夫•達爾（Tove Dahl）、洛伊•德茂斯（Lloyd de Mause）、珍•艾斯伯格（Jane Esberg）、艾倫•費斯克、丹•賈德納（Dan Gardner）、平哈斯•葛施密特（Pinchas Goldschmidt）、凱斯•高登中校（Cmdr. Keith Gordon）、雷德•黑斯提（Reid Hastie）、布萊恩•海斯（Brian Hayes）、茱蒂絲•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哈洛•赫索（Harold Herzog）、法比歐•伊卓波（Fabio Idrobo）、湯姆•瓊斯（Tom Jones）、瑪麗亞•康尼柯娃（Maria Konnikova）、羅伯•寇茲班（Robert Kurzban）、蓋瑞•拉福瑞（Gary Lafree）、湯姆•勒爾（Tom Lehrer）、麥可•梅西（Michael Macy）、史帝芬•梅比（Steven Malby）、梅根•馬歇爾（Megan Marshall）、麥可•麥考洛（Michael McCullough）、納森•麥爾佛（Nathan Myhrvold）、馬克•紐曼（Mark Newman）、芭芭拉•奧克利（Barbara Oakley）、羅伯•平克（Robert Pinker）、蘇珊•平克（Susan Pinker）、齊亞•歐伯梅爾（Ziad Obermeyer）、大衛•皮札羅（David Pizarro）、泰格•賴伊（Tage Rai）、大衛•羅佩克（David Ropeik）、布魯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史考特•沙岡（Scott Sagan）、奈德•沙辛（Ned Sahin）、奧柏莉•薛罕（Aubrey Sheiham）、法蘭西斯•沈（Francis X. Shen）、喬瑟夫•蘇斯柯中校（Lt. Col. Joseph Shusko）、理查•蘇威德（Richard Shweder）、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荷法德•史傳德（Havard Strand）、以拉凡尼•蘇比亞（Ilavenil Subbiah）、蕾貝卡•蘇瑟蘭（Rebecca Sutherland）、菲力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安卓亞斯•佛勒•托勒福森（Andreas Foro Tollefsen）、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史戴方•奧夫斯傳（Staffan Ulfstrand）、傑佛瑞•瓦土謬（Jeffrey Watumull）、羅伯•惠斯頓（Robert Whiston）、馬修•懷特（Matthew White）、麥可•魏森費爾少校（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大衛•沃佩（David Wolpe）。

　　我在哈佛的同事和學生也都不吝分享他們的專業，包括馬札林•班納吉（Mahzarin Banaji）、羅伯•達恩頓（Robert Darnton）、亞倫•德修威茲（Alan Dershowitz）、詹姆斯•安傑爾（James Engell）、南西•艾考夫（Nancy Etcoff）、德魯•法斯特（Drew Faust）、班傑明•佛萊德曼（Benjamin Friedman）、丹尼爾•吉伯特（Daniel Gilbert）、愛德華•葛雷瑟（Edward Glaeser）、歐瑪•索丹•哈克（Omar Sultan Haque）、馬克•豪瑟（Marc Hauser）、詹姆斯•李（James Lee）、貝伊•麥考洛克（Bay McCulloch）、理查•麥奈利（Richard McNally）、麥可•米岑馬雪（Michael Mitzenmacher）、奧蘭多•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莉亞•普萊斯（Leah Price）、大衛•蘭德（David Rand）、羅伯•山普森（Robert Sampson）、史提夫•薛沃（Steve Shavell）、勞倫斯•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凱爾•湯馬斯（Kyle Thomas）、賈斯汀•文森（Justin Vincent）、菲力克斯•瓦尼肯（Felix Warneken）和丹尼爾•韋格納（Daniel Wegner）等人。

　　尤其要感謝幫助我整理本書中資料的研究者，布萊恩•艾特伍（Brian Atwood）負責許多統計分析和數據研究，資料巨細靡遺且精確完整；威廉•柯沃斯基（William Kowalsky）從公開問卷中找到很多切題的研究。尚巴提斯特•米歇爾（Jean-Baptiste Michel）協助發展了書蟲計劃（Bookworm）、谷歌書籍辭頻統計器（Google Ngram Viewer），以及谷歌圖書語料庫（Google Books corpus），同時開發了一套出色的模型，呈現戰爭規模的分布；班奈特•海索頓（Bennett Haselton）則負責研究人們對暴力歷史的觀點；艾絲特•史奈德（Esther Snyder）協助繪圖與參考書目的搜尋；以拉凡尼•蘇比亞設計了高雅優美的圖表和地圖，而且多年來提供我對亞洲歷史與文化的寶貴知識。

　　我的經紀人約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是他當年問的問題，促成了我寫下這本書的機緣，並在初稿時給了我許多寶貴意見；溫蒂•沃夫（Wendy Wolf）是企鵝出版社幫我校稿的編輯，在初稿時提供我非常詳細的分析，並在完稿過程中大力協助。非常感謝約翰和溫蒂，以及英國企鵝出版社的威爾•古拉德（Will Goodlad）在本書完成過程中每個階段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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