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些年來，隨著對外日益的開放，有關中外關係史方面的問題已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點之一，論文論著層出不窮，研究工作日趨深入，人們在茫茫史海中?沉探索，從不同的側面研究和解答著一個又一個問題。但由於種種原因，對於皇帝與外國人的關係，至今仍然缺乏系統的討論。而作為中外關係史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的歷史直接圍繞中國最高統治者皇帝而發生，對當時的最高決策勢必產生影響，有的甚至可能影響到中國及其相關國家的歷史進程。對此，我們應該給予必要的重視。
我面前的這部《中國皇帝與洋人》書稿，便是以歷史時代為主脈，將東鱗西爪散見於載籍的確鑿史料，系統地彙集成了一篇篇可讀性很強的文字，對歷史上皇帝與外國人的交往，做了深入淺出的描述和剖析。全書內容均有據可查，講述的雖然都是久遠的往事，但讀起來並無枯燥乏味之感。
那麼，歷史上皇帝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情況到底如何呢？正如作者所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異域宗教傳入中國後，與外國教士、教徒的往來；外國使節及其他人員來到中國，與之發生不同形式的交往；晚清西方列強以武力叩開中國大門後，被迫與外國人發生廣泛接觸。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交往儘管形式不盡相同，內容也有所差別，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不平等的。
因為千百年來，中國上層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將其他國家視為蠻夷之邦，對於外國人和外來文化多採取凌駕姿態，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始終以其輝煌的文明成就雄居東方而形成的地位和理念。到了明清時期，高度發展的君主專制統治是中國政治的最顯著特徵，更使得統治者傳統的自大心理盲目膨脹，因此將廣闊的世界完全納入到以自己為中心、按照封建等級和名分構成的華夷體系和朝貢體制中。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皇帝與外國人之間實際上也是一種主僕關係，所以自然也就沒有多少平等性可言。
不過，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同一時期的歷史，有時也會發現迥然不同的現象。例如清代康雍乾時期，中國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國力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王朝，因此號稱「康乾盛世」。而此時的歐洲國家，正在經歷著一種嶄新的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思想文化領域更是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兩相對比，此時的中國已如強弩之末，開始走向窮途末路了。
一七五七年，乾隆皇帝下令禁海閉關，規定：禁止華人出洋和僑居國外，指定廣州為唯一通商口岸，朝廷官員「不准與外吏接觸，不准與外吏私通信函」。在日益靠近的世界大潮的衝擊下，統治只能步步退卻。到了鴉片戰爭以後，天朝體制在西方列強的步步進逼下逐漸崩塌，皇帝與外國人的關係開始發生完全相反的轉化，又呈現出了一種倒置的不平等現象。
歷史像一面鏡，可以鑒往知來。衡量一部歷史讀物有益與否，應該看它是不是在把握真實性的前提下，客觀地探究以往的興衰成敗，進而獲得一定的哲理與啟迪。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際上就是古人治史所追求的境界。《中國皇帝與洋人》是否如此？也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它的確有價值、有新意，因此我願意向讀者推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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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一月
於紫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