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

序

一個支離破碎的家??? 楊建

　　

　　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機緣，這批失落多年，連父親都已經遺忘而從未提起的綠島家書，能夠由仁人君子自動送回，並且在向陽先生的鼎力相助下，肯允於報端披露，向讀者揭示楊逵的另一面─最基本、最自然無偽的親情的眷注和關愛。

　　

　　這批家書所涵括的時間斷限是從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內容則是對留身在台灣本島、而處在窘困的生活環境中的家人予以勸慰和激勵。這些家書絕大部分未曾寄發，我乍一接到，當晚挑燈夜讀，前景舊事紛紛湧來，可以想見父親在當時嚴格的通信字數限制下，不能如願地將這些關愛寄達家人手中的悲憤之情，二來也可以知道，父親是想利用書信體的形式，來記下他飄離海外的所思所感……

　　

　　陽光亮起的時候，我抱起教科書站在講台，面對著一群不知所以的學生，眨著酸澀的雙眼，腦中仍然盤桓著父親樸拙的字體，內中蘊藏著那股豐厚的愛和希望，縱使在最艱苦的環境中，他仍然天真，並且對生命充滿了熱情。

　　

　　是的，如果讀者諸君瞭解了這些家書的時空背景，必然也會感動於父親的天真和熱情。

　　

　　民國三十七年底，父親與當時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管理處經理葉可根先生幾經交涉下，將這塊土地租來開墾為該公司的福利農場。三十八年四月六日，房子都還沒有蓋好，父親就因為起草︿和平宣言﹀一文，呼籲各省籍同胞互信互愛而鋃鐺入獄，遠謫綠島，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孤苦生涯。另一方面，家中因為父親的獲罪也陷入了困境，大姊、大哥和我都輟學在家，繼續父親未完成的墾植工作。因為一時沒有收穫，家中又無分文積蓄，所以只得自己做醬油、豆腐，沿街叫賣，打零工，甚至於上山盜取「國有官柴」回來賣錢，以維持生活。農園初期種些蔬菜和比較容易生長、容易換錢的草花類。媽媽最初向別的花園批發些花出去賣，自己的花園有了生產之後，也因為種類與數量都不多，不足以維生，一部分仍要向其他花園批發。

　　

　　正當母子多人連餬口都成問題的時候，這塊位於台中市北區大同路三十五號，向電力公司租來的土地，因為電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員工宿舍，限我們在年底前搬出去，交還土地。這是民國四十六年中的事情，這件事對窮苦的我們而言，形同晴天霹靂，而父親在家書中所提及的諸事，也從這年開始。身陷囹圄的父親，對家庭的困境、家人的頹唐，用盡言語相勸相勵，期盼大家攜手扶持，共同走過這段悲慘歲月，等他返回台灣之後，新樂園便指日可望了。

　　

　　然而自從交出電力公司這塊土地之後，家中情形並未改觀。大姊失去聯絡，不知落腳何方。媽主張在中部另尋一小塊農地，借貸購買，搭蓋一棟簡單房子，繼續經營花園，但是大哥因為窮怕了，不贊成貸款買土地，經常和媽鬧意見，最後隻身前往台北謀生。媽與小妹則在台中港路一段淡溝里淡溝巷由貸款新買了一塊土地，仍然經營花園，賣花為生。

　　

　　四十七年一月底，父親曾一度被借提到台北。在新生北路一棟別墅裡，與一位長官和一位老士兵同住。據父親說，是當局認為他對日本熟悉，想派他到日本工作，但父親因為許多衝突而未曾應允，於五月初又回到綠島新生營，繼續執行未完的刑期。

　　

　　除了這段小插曲之外，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間，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環境中衝撞、掙扎，企圖走出一條路來。大姊有了音訊，人在花蓮車站當廚師，不久搬到台北；大哥則是台中、台北、高雄、羅東四處轉徙，當過園丁、做過木工；二妹從師專畢業，已分發任職；小妹考取家職，繼續求學；而我則從三餐不濟的大同工專生涯中脫身，入伍受訓，一度任職高雄兵工廠電機工程官，待遇不錯，暫時改善了家中困境，退伍後則在高雄大榮鐵工廠擔任電器修護工作。

　　

　　但是這一連串的變動，只是家中每個分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與環境搏鬥，容或稍有助於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媽媽仍然每日賣花餬口，債務和利息像滾雪球一樣，擔子愈來愈重。

　　

　　家中恒是這般。而在綠島約父親在這期間也曾舊病復發，我們斷斷續續地寄去一些藥，這便是這批家書的背景。父親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國有所謂「誅連九族」，而我們雖然沒有一起牽連入獄，卻在現實生活中到處碰壁，親友走避，人情冷漠。我們知道，在這個矛盾的時代中，身為一個政治批判者的家屬，需要更大的覺悟和勇氣。

　　

　　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對父親不是沒有過怨尤，不是不曾豔羨過正常家庭的天倫之樂。父親平靜地辭世時，我的心情仍然交織著矛盾，有悲痛，也有不解。翻看這些家書時，第一次覺得父親的愛像陽光一樣暖熱了我的心，它們雖然含蓄，卻如此真實。是的，什麼宇宙大愛、社會關懷，如果不能從最近身開始，只是一些經過包裝的裝飾品，聊以自慰欺世而已。

　　

推薦序

　　

希望之書　吳叡人

　　

　　「阻擋不了浪潮，那就航行吧。」 ——Margaret Atwood,The Yearofthe Flood

　　

　　我在學術上的專業研究領域之一，是日治時期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然而我生也晚，又長年留學他鄉，所以始終無緣接觸到那些活躍在《警察沿革誌》或者《台灣文藝》書頁之中的歷史人物。楊逵先生，是我唯一曾短暫親炙過的戰前民族運動世代前輩。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透過楊翠，邀請了楊逵老先生到台大演講，作為「台灣文學週」活動的壓軸。當時我是台大代聯會主席，因為沒有入黨，成了國民黨眼中的可疑危險的校園「黨外份子」。我向課外活動組申請辦理「台灣文學週」系列演講時，課外組主任曹壽民告訴我，根據台大外文系某蔡姓教授的「專業」意見，「並不存在『台灣』文學，只有『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要我更改活動名稱，否則不許舉行。後來經過一番「學術」「專業」談判，總算准了活動，但楊逵這場卻又特別派了課外組幾個組員監視，因為擔心有「黨外人士」出現鬧場，他們還預先警告我，活動中不准楊逵和楊翠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上台。

　　

　　我已經不記得那晚楊逵先生講了些甚麼了，不過總之絕對不是甚麼「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然而我依然清楚地記得他一身黑色台灣衫的瘦小身影，溫暖而滄桑的笑容，還有娓娓道來的親切的台語，釀出了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重量與力道，深深地震懾了年輕無知，而且早被強制抹除了歷史記憶的我。那晚活動中心來了很多同學，場面很熱鬧而溫暖，很有一種歷史現場的感覺，生性善感而容易衝動的我，受到那種奇妙氛圍的感染，不顧課外組的警告，硬是把坐在台下的民歌手楊祖珺小姐拉到台上，鼓動我的伙伴和場內所有人，在她的帶領下一起合唱了楊逵作詞、李雙澤作曲的《愚公移山》。

　　

　　活動結束後，課外組D姓組員在離開會場時，對我不客氣地說：「吳叡人，你自己看著辦吧！」我沒有理他，因為終於和台灣的歷史臍帶連結起來的衝擊，正使我百感交集，無法自己，媽的要記過就記過吧，誰在乎這些歷史的泡沫呢。不久以後我接到一封公文，發覺我只被記了兩個警告，因為根據他們的「校規」，我一旦受到小過以上的懲戒，就必須被強制解除代聯會主席職位，但他們不想讓我變成為一個校園「烈士」或者「政治犯」，所以只記了兩個警告，點到為止。

　　

　　因為我不抽菸，身上沒有打火機，所以我把那封公文撕破，隨手丟進了垃圾桶。

　　

　　?? ?那次我沒有機會變成「校園烈士」或「學生政治犯」(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後來我做了一些更危險的事，但始終沒有機會成為烈士，有人天生就只能做第二線或第三線人物)，沒有機會創造歷史，不過我卻遇見了台灣歷史。楊逵就是我的台灣歷史。那個冬夜，我曾經從父親書房裡的小學館《日本史》殖民地篇，從偷印來的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和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裡面讀到的那段用文字編織的神祕歷史，突然變成了血肉，有了生命，攫住了我的靈魂。

　　

　　然而那是一種過於茫漠巨大的歷史意識，而我太無知以至於無法辨識它的意義，太年輕莽撞以致無法理解血肉終會萎縮，生命終會消逝，於是我在無知莽撞之中，竟然就這樣和楊逵先生交錯而過，甚至沒有再轉身向他叩問一次關於這一切的意義。兩年後，楊逵先生過世了，我唯一親炙過的歷史前輩如今又化為歷史書頁中的抽象鉛字。

　　

　　?? ?所以那個冬夜我從楊逵先生的身影和話語中感知到歷史的存在，歷史的體溫和重量，但我必須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後才開始理解那些歷史的意義。我開始體會到台灣政治學與社會學之缺乏歷史意識，開始「折節」修習台灣史，已經是九○年代中期以後的事了。等到我開始笨拙地嘗試運用我在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學到的方法來解讀台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文本，開始一篇一篇累積我對這些困難的、不透明的文本的解讀，直到我終於寫出了一本叫做〈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博士論文，弄清楚了一點那個世代的精神輪廓，又過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然而楊逵在我晚熟的台灣史與台灣思想史意識中，卻依然是一個巨大而模糊的形象，他比較像是一個人格典型(抵抗者)，一種行動典範(組織與啟蒙工作者)，而非思想或意識型態的化身。然後我從早稻田回國，開始研究芝加哥時代未完成的台灣左翼傳統研究，並且完成了一篇連溫卿研究後，終於在一字一句重讀《警察沿革誌》的過程中和楊逵先生再會，而這一次他終於以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明確姿態出現在我描摹的光譜之中。儘管如此，我並不真正理解這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楊逵，也尚未開始試圖去理解他，因為這時候我忙著學習世界語，深深地沉浸在另一位社會民主派連溫卿複雜、重層的思想世界之中。

　　

　　?? ?然後又過了十年，楊翠寄給我《綠島家書》，我開始重新閱讀這些過去自以為明白易懂的文字。現在的我，和大學時代比起來，多知道了一點台灣史和世界史的知識，學會了一點解讀歷史文本的方法，還多了一點研究二二八事件和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還有在民間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經驗，而且才剛出版了自己生平第一本文集《受困的思想》。這些歲月的積累對我重新閱讀這些看似平凡的家書頗有助益。我先讀了一遍，然後再一遍，一開始非常困惑，因為似乎找不到太多可供深度解讀的文字段落，也想不出任何具有新意的詮釋。這些文字就是一種特殊的「家書」，是一個政治犯在嚴密監控的條件下寫給自己妻子兒女的信，充滿了日常性的細節，不能陪伴在妻子兒女身旁的歉意，以及試圖透過文字參與妻子兒女生命的熱切的補償心意。他們也表現了書寫者一種難以形容，甚至難以解釋的人格強韌與樂觀進取。這些文字動人，然而透明到了不透明的地步，因為他們呈現的是一個太過私密的，外人無由進入的情感世界。

　　

　　讀到第三遍或第四遍，我開始注意到書寫者反覆致意的幾個關鍵詞，如「土地」、「農場」與「家園」，如「互助」、「協力」與「自足」，以及反覆提起，幾近於執著的一家團結，共同建立「理想農園」的夢想，例如以下這段寫給長子長媳的代表性文字：

　　

　　八月底有一位朋友會約你去白河…看土地。他有三十幾甲（有山、有園）的共業，可以合作，也可以請他們讓幾甲給我們經營。詳細情形到實地察看商量一下。這地方離城市較遠，自然不合種植零賣草花。不過，果樹、果樹苗和菊花、花菖蒲等的大宗生產及種苗球根的生產是可以的。更可以換些飼料餵雞鵝。因不零賣，倒比在城市種零賣花草有時間來看書寫作，對於我們的整個計劃來說也許是更適宜的。祖母的扶養問題不必介意，只要把一個理想的農園建立起來，我一定有辦法請她出來同住，讓她快樂享受晚年。大姊自然也可以安置的。

　　

　　長年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史與左翼理論的專業敏感，讓我突然聯想到這個看似執迷的世俗夢想之中，似乎隱藏著一個完全不世俗的烏托邦願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事不可為的黑暗年代中，試圖透過家族互助，深耕土地與農業勞動，建構自主生存基礎的迂迴的個人實踐計畫。這也是一種「孤島」，不過不是楊翠所描述的那種被國家暴力傷害與隔離的，悲傷的個人孤島，而是在資本主義大海中浮現的一個個以家族為基礎的，互助與共同勞動的幸福之島。如楊逵在信中說的：「不能走直線的時候，你們應該轉彎。」在資本主義的洪水之中，我們家人應該緊緊相擁，結合成一座保有了最低限度人性與幸福的島嶼。

　　

　　?? ?然而這個突如的聯想或狂野想像，這個過於跳躍的解讀其實依然不夠深刻，依然只是停留在表層，停留在我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專業形式之中，沒有觸及到事物的深層本質，也就是楊逵其人的本質，直到我再一次從頭閱讀，注意到楊逵次子楊建的提醒，這些家書大多因超過三百字的限制而未曾寄發，直到我重新閱讀了楊翠的〈穿越時空的家書〉，讀到她提醒說這些家書因未曾寄發，因而是「作家私語的日記」，我才終於理解到這些家書的特異之處─幾乎所有這些親情絮語，所有這些鼓舞勉勵，所有這些「馬拉松式的」勇氣堅毅，所有這些「雷公打不死」的樂觀，所有這些「長遠的計畫」，這些建設理想農園與個人社會主義實踐的烏托邦的傾訴，幾乎所有這一切都是楊逵孤身一人在火燒島的獨白，在孤獨之中與自己靈魂的對話。在火燒島上，在孤獨之中，楊逵靠在勞動改造的菜園裡的肥皂箱上，在簡陋的筆記本一字一句細密地、綿密地、稠密地印刻他與家人的想像的對話，包含著懺悔、叮囑、鼓舞、責問與指引，刻印一種無法分享，無從交流的溫柔與摯愛，刻印一種執迷的、終生不悟的熱情──刻印一種沒有根據，無須根據，無法證明，不證自明的，只要人活著，只要人渴望活下去，就會從靈魂深處迸發出來的，叫做「希望」的東西。然後我才發覺，和楊逵擦身而過三十三年後，我終於好像看懂了他那「似溫馴而又不太溫馴」(Scalapino教授描述台灣人的用語)的，謎樣的溫暖笑容的意義。

　　

　　於是我才理解，《綠島家書》書寫著楊逵朝向希望的意志，它是台灣人精神史上的一冊希望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