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前言

　　從臺灣杉談起

　　一百一十年前的1906年7月，遠在英國倫敦的林奈學會雜誌，曾刊登一篇由日本年輕的植物學者早田文藏（1874-1934）所發表的重要論文：〈臺灣產松柏科植物之一新屬Taiwania〉（On Taiwania, a New Genus of Coniferae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解開了臺灣杉的身世之謎。採集人小西成章技師在寄給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標本簽上寫著：「此一臺灣針葉樹毬果，1904年2月採自南投廳林圯埔海拔2,000公尺的烏松坑，與檜木混生，極為罕見，高可達數十丈。」由於這裡是過去十九世紀西方人無法進入採集的區域，成果最終落入日本人手裡，但也因此再度引起西方學界回神，對臺灣的高山植物燃起好奇之心。早田在文中指出這是一種介於杉屬與柳杉屬之間的新松柏科植物。他仔細觀察道：「臺灣杉的生殖器雖與日本的廣葉杉類似，但球花的內部構造卻完全不同，臺灣杉的球花缺少第二鱗層，且鱗片中只藏著兩顆種子，因此將它設立為新屬，名之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 1906。」

　　早田盛讚臺灣杉是「二十世紀植物學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發現」，獲得世界級植物學家的肯定，成為他往後更專注於臺灣植物研究的最大鼓勵與動力，也是他一輩子經常掛在嘴邊，一再提起的傲人成就與個人紀念物。臺灣杉至今仍是世上唯一以「臺灣」為屬名的特有種植物，這是他與臺灣植物最為關鍵的一條臍帶，早田文藏將榮耀獻給臺灣。

　　人生行路

　　我出生於篤信宗教的家庭，因此從幼少時期就對生死的問題抱持著疑惑，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必須研究生物學，從16歲開始便矢志於植物學。爾來埋首鑽研斯學已歷幾個星霜，或踏破臺灣的蕃地，或在印度支那深處與苦熱奮戰。至老來之今日，自認為多年來的疑問已能夠逐漸地釋然冰解，這是植基於我所專攻的分類學的結果，而我所堅信的分類學原理與目前的系統學基礎是完全不同的。

　　1933年6月，晚年的早田文藏如此回憶道。從這段文字裡，我們看見五個關鍵字：「宗教」、「植物學」、「臺灣」、「印度支那」及「分類學原理」，這正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而據以完成的〈臺灣植物誌〉及「動態分類系統」，是他最大的成就，也是本書討論的核心。

　　早田出生於越後新潟縣南蒲原郡加茂町的平民之家，自幼即體弱多病，母親原本希望他能藉助宗教信仰求得佛祖保佑，早田雖然因此終生篤信佛教，但卻以埋首學問的方式，執著於植物研究，廢寢忘食，並從中尋得安身立命的天地。早田嘗言：「我在年少時跋涉山野，入未知之地，考察地理，好博物學，尤其對植物極感興趣，因此今日專門從事植物學之研究。」然而人生劇本總脫離不了大時代巨輪所左右。早田出生於明治七年的新時代，達爾文（1809-1882）的進化論思想不久便由傳入、普及到形成風潮，席捲全日本。早田從16歲開始矢志於植物學，19歲加入東京植物學會。1900年進入東京帝大學術體制的早田，入學時學校創立已邁入第二十四個年頭，東京植物學會也已成立十九年，日本早已迎向西歐近代植物學研究的歷史新紀元。

　　日本對周邊地區的植物研究，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步調發展。日清、日俄戰爭後，殖民地擴大，東京帝大展開對琉球、臺灣、樺太等地的植物相關調查。與日本一海之隔的臺灣，自1895年成為日本的新領地；當年22歲的早田決定離開家鄉，前往東京就讀。他在1900年進入東京帝大前先趁機來臺採集，並如此感激道：「由於這次的旅行，在我心中豎立起以臺灣植物研究為終生事業的志向，川上浩二郎君溫暖的雙手引領我走進這個機緣裡。」自1860年代起，西方人便開啟臺灣植物標本的採集、分類及命名的工作，但是早田注意到自1895年之後的改變：「日本植物學界的機會，在於臺灣植物誌長久以來被西方植物學家們所遺忘。臺灣植物誌的研究工作就好比在無垠大海中旅行一般，遙遠的陸地尚在視線之外。」

　　1903年早田文藏進入大學院深造，松村任三教授便將臺灣植物學研究的重擔交付到他手裡。他一生為了植物分類學的研究目標全力以赴，學習英語、法語、德語及拉丁語，涉獵海內外植物學知識，勤練素描技巧以描繪標本形態，充實植物研究必備的所有基礎能力。早田曾回憶道：「當時大學裡有著豐富的臺灣植物材料，老師把它全部都交給我，指導我的研究，並且常常鼓勵我：『你一定會成功的』。」接著早田又適時獲得三大助力，首先是1905年4月適逢臺灣總督府展開「有用植物調查」事業，他長期擔任調查囑託；再者，1906年他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臺灣杉」世界新屬更是莫大鼓舞；其三，早田受到貴人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的大力支持，在1910年赴歐洲各主要標本館考察與研究。因此，臺灣植物研究乃正式成為早田文藏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使命，大量新物種陸續發表在四大鉅著：〈臺灣植物誌〉（Enumeratio Plantarum Formosanarum, 1906）、〈臺灣高山植物誌〉（Flora Montana Formosae, 1908）、〈臺灣植物資料〉（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Formosa, 1911）、《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 1911-1921）當中。

　　日治時代臺灣植物誌的建構是一個結合眾人之力的龐大工程，合作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早田文藏，他將滿室標本化為有用的知識。他以行動力多次渡海來臺，在基隆、臺北、巒大山、阿里山、恆春半島、南投、花蓮及宜蘭山區跋涉採集，將標本予以分類命名並發表研究報告，成為一位臺灣植物誌的奠基者。那是一個臺灣植物大命名的時代，早田文藏在《臺灣植物圖譜》十卷當中記錄臺灣植物170科3,658種，經由早田一人，竟然就為臺灣植物誌增加多達2,300多種，奠定今日基礎。光是看到早田氏冬青、早田氏紅皮、早田氏柃木、早田氏蛇根草、早田氏菝契、早田氏鼠尾草、早田氏爵床、早田氏鱗毛蕨等一連串的植物中名，就可想見早田文藏與臺灣植物關係之密切。

　　早田的學術高峰出現在1920年獲得日本學士院授予的「桂公爵紀念賞」最高榮譽，以表彰他研究臺灣植物的貢獻。早田在寄給金平亮三的信中曾高興地寫道：「這回的獲獎對於小生的事業而言真是賜予極度的恩典，我像作夢般感到十分意外且深受感動。」然而他並未因此而陶醉滿足，而是將目光轉移到法屬印度支那的熱帶森林裡。他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赴印度支那調查的申請，並稱有助於解決臺灣植物分類的問題，因此建議有詳加調查之迫切必要，臺灣總督府於是批准其計畫。早田乃於1917及1921年兩度前往，成為繼富士山、臺灣島之後的下一個新田野目標。不過他最後並沒有再複製臺灣經驗來完成印度支那植物誌，而是從中得到啟發，在植物學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也開啟他人生下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其實早田「自1917年8月從印度支那的東京省回來之後，便將對臺灣植物誌的注意力轉而投注在自然分類的原理之上」。他開始質疑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否定傳統的系統分類法則，並受到德國學者歌德的植物變態論影響，及日本天臺宗教義的啟示，進而往更上層去創立新的「動態分類系統」，因此改變他後半人生的學術方向與際遇。

　　早田從1922年5月起升任東京帝大植物學教授，其間經常受到健康因素所干擾，不但無法一圓印度支那三度探險之夢，且在1929年9月時心臟病發作，之後乃轉而更專注於學說理論方面的思索。他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如何才是自然分類」這個問題，經過百般熟慮之後，認為當時的系統學並非真正的分類學，遂再度詮釋「根據動態系統的植物自然分類」理論。早田這套動態分類系統觸及分類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日本人最初的獨倡學說，但發表之後未能獲得日本植物學界的認同，不過卻獲得來自歐洲學界的溫暖與迴響。早田「雖不時聽到責難攻擊、四面楚歌之聲，仍然一意專念，做一位不顧死生的學究之身」，但是「一旦得以發表自以為是真理的論說，即使深受惱人的長年宿疾所苦，不知離開人世的剎那間何時會到來，也絲毫不會留戀」。早田在晚年時領悟道：「研究植物分類學的最終目的為何？就是為了要了解生物間相互的關係」，他認為分類學不但是人生當中直接而必要的學問之一，且有助於了解生死的道理。早田堅持學者應為其所信的真理以身命追捧，而他就是為了永遠的真理，「以勇猛精進之心再起，以獅子奮迅之勢以戰，為學問發出怒吼」，全力迎戰，直到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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