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認識鄧小平的人,包括全球主要政治人物在內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他,可是他們也都承認他那獨到的才能。這其中有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福特(Gerald R. Ford)、卡特(Jimmy Carter)、雷根(Ronald Reagan)和老布希(George Bush)。即便是生性猜忌與多疑的毛澤東兩度把鄧小平趕出政治局,依然重視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兇期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也不允許任何人摧毀他。
能取得其他檔來源尤其要感謝中國、俄羅斯、美國和西歐歷史學者們的努力,他們的資料也同等重要並善加使用。這些包括了鄧小平與其他中國領導人演講、文章、信件的內容,中國共產黨高層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共產黨的會議紀錄報告,美國政府和它國政府的官方檔,還有鄧小平與世界上其他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對談紀錄。於公於私認識鄧小平之人:他的妻子們、兒女們、兄弟姊妹、同僚、秘書、警衛以及其他身邊的成員;他們不可勝數的回憶重要性不遑多讓。主要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親訪過許多認識鄧小平之人,與鄧小平共事之人或是受到鄧小平政策與作為影響之人。後者之中最為廣為人知的是「西單民主牆」運動(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國異議份子領袖魏京生。潘佐夫無數次走訪鄧小平出生地中國四川,以及其它在中國與歐洲與鄧小平一生有關連的地方期間,蒐集到許多獨特的資料。本書也幾乎用盡了現有的中文、俄文、英文與法文的二手資料。
直到毛澤東老朽不堪之際,鄧小平還是對毛澤東卑躬屈膝。他在「偉大舵手」面前無數回自貶身分,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終於以最大程度的自我羞辱對折磨他的人表達其忠誠之心。儘管鄧小平的長子因為文革而殘疾,他的妻子因而高血壓,其他子女也在窮鄉僻壤受到精神與肉體的苦難,但這都未動搖他對毛澤東的忠誠。人的基本德行如人性尊嚴、驕傲與原則等,對於鄧小平來說毫無意義。自從他年輕時期將一生 投注於共產黨運動起,這些全都不復存在。從那時起,對組織的忠誠戰勝一切情感。誠然就此觀點,鄧小平無異於其他排斥社會傳統基本原則之人。歷經長年的政治生涯,虛偽的變幻無常早已成為他性格中的一部份。雖然鄧小平偶而會冒犯毛澤東並讓他失望,可是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深具才幹,並是他最佳門徒並不令人驚訝。鄧小平並非有意要忤逆毛澤東,因為他有時無法探尋出毛澤東的私密慾望。事實上,跟那名試圖以蔑視經濟規律的驚人速度來建構共產主義的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更像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依然深信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在落後的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這應是馬克思會不以為然的看法 。鄧小平和毛澤東都承認不瞭解經濟事務,然而他跟毛澤東一樣把自己的經濟觀點強諸於黨和社會之上。一九七○年代底與一九八○年代初,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後數年所發展出來的改革與開放理論並非他自己獨創出來。這套說法是根植於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人尼可萊•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其對列寧目的在共產黨控制之下開發市場經濟的「新經濟政策」做出解釋。一九二○年代中期,鄧小平在還是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的學生時得知這項概念,當他一鞏固權力之後立刻執行這項政策。與此同時,我們也呈現出鄧小平並未在農民之間畫分公社土地。如此激進地揚棄毛澤東集體主義中最沈重的形式屬農民本身的功勞,是他們開始畫分土地。謹慎的鄧小平在此項改革開始一年半之後,才轉向支持此一發展。
所有前述的特色都使得本傳記與之前鄧小平的傳記和研究大不相同。有兩點異議之處,那些作品都已經過時,因此並非永遠可靠,有數本作品甚至些許超越了傳記的描寫範圍。即便是最為知名的鄧小平研究者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該書頗具份量也相當詳細,在許多重大觀點上也與本書有所差異。首先,該書並非完整的鄧小平傳記。事實上,那也實在不算是本傳記。傅高義僅僅專注於鄧小平一生九十二年中的最後二十七年。他對鄧小平六十五歲之前的生活鮮有興趣, 對於鄧小平成長期、成為革命家的歷程,還有掌權以及成為毛澤東內部核心圈要員的活動只做了輕描淡寫(八百三十五頁中只有三十二頁)。傅高義以政策分析家的身份寫作,而非以傳記作者或歷史學者的角度;他只對鄧小平在後毛澤東時期的改革感到興趣。第二,傅高義缺少擷取獨特的俄羅斯原始檔案,而這正是我們研究所倚賴的資料,且這對於瞭解鄧小平政治生涯與個人生活又是極其重要的。第三,或許是最重要的部份,傅高義的書並未做多少批判也缺少客觀性。鄧小平本人表示過他一生的功過是好壞各半。這樣的說法要比傅高義和煦的觀點更接近真正的評價。鄧小平和毛澤東同樣犯了許多嚴重的罪行,也要為數百萬人民之死負責。一九五○年代初期,甚至連毛澤東都試圖阻擋鄧小平屠殺過多的反革命份子。一九五○年代末期,鄧小平殘害知識份子;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他逮捕甚至殺害異議份子。更別提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中的責任問題。這也顯露出在中國研究圈中,對於傅高義著作的回應是相當冷淡的。因為對鄧小平採取非批判性與不符實際的正面角度,他們對該書做出恰如其分的批評。《中國經濟評論》前編輯陸建鑫(Pete Sweeney)表示同樣的觀點:「我們期待看到一份對他(鄧小平)的政治想法更具批判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