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節錄)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
有沒有一個文學作品曾經讓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茲在茲?然後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卻又無路可逃?法國文論家愛蓮.西蘇(Helene Cixous)曾經引述卡夫卡(Kafka)的書信,論析「殘酷閱讀」的境況,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災劫、如同自殺,沒有給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卻敲打腦袋致命一擊,情緒晃亂、思慮震動,片刻不能停止或靜止,然後重新發現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這樣的書才值閱讀(頁一七─一八)。說起來有點玄幻不可思議,閱讀是一個死亡和再生的過程,目的是讓我們醒悟於日常的慣性、沉冗與平庸,承受當頭棒喝,猛然驚醒於個體存在的形相及其卑微,這樣的書不容易尋找,這日子卻讓我碰到一本:潘國靈的首個長篇小說集《寫托邦與消失咒》,夜裡失眠的時空總會回閃那些片斷和字詞,明明那是一個基於現實的虛構世界,偏偏血肉相連,割不斷、理還亂,一切從「矛盾的悖論」(paradox)開始說起三個關鍵字:文本互涉、場所、書寫……
開放與私密:文本互涉
第一個關鍵字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法國文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俄國理論家巴赫汀(Bakhtin)的觀點,結合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關「文本」(text)的闡釋,提出所有作品和言說都是一種文本互涉的存有,從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社會、從作家的書寫到讀者的閱讀,都是無數文本的轉化和嵌入(頁三五─三七)。克莉斯蒂娃論述的是文學原理和語言學(儘管許多人誤以為修辭手法或文學技巧),潘國靈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採用「後設」的策略,將「文本互涉」的情態轉換而成小說的構成,刻意大量的引用和鑲嵌幾達鋪天蓋地的程度,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浮出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言說,形成一個表面文本開放、內裡其實非常私密的書寫體系。是的,潘國靈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有三個人物、兩段情感故事,作家遊幽為了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自行失蹤,他的愛人悠悠四處尋找,為了進入他的創作生命而來到了「寫作療養院」,療養院的看守人余心一邊帶領悠悠遊逛不同的房間和角落,一邊勾畫處身的城市景觀,於是,幾條線索扣在不同視點的轉換,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會鏡像與歷史命運,它的「潛文本」(subtext)就是「香港」!然而,潘國靈又不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個「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樓台或迷宮,層層疊起迂迴曲折的各式話語,通篇密佈古今中外的文學、哲學、心理學、繪畫、電影、神話、文學及文化理論的引述,包括波赫士、羅蘭.巴特、杜哈斯、吳爾芙、艾慕杜華、聖經、馬格列特、高達、米蘭.昆德拉、傅柯、西西、村上春樹、尼采、紅樓夢、王文興、尼金斯基、Ouroboros,Narcissus,Peter Pan……這些繁雜文本的穿插,是故事情節結成的部份,以很割裂的形式構成無法割裂的狀態,使《寫托邦與消失咒》變成了「文本萬花筒」,潘國靈把玩猶如七色玻璃的拼貼,旋轉幻變的流光!這樣的取捨,想像的原因有二:一是書中三個角色都是寫作人的身份,不能避免游弋於浩瀚的書海,二是作者本人除了文學創作外,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評論人,文字一直穿梭於古今中外的論述;基於這兩個設定,我便有理由相信,小說的三個人物其實都是一個作者的分裂化身,何況潘國靈互涉的文本還包含自己過去的創作如《親密距離》、《無有紀年》、《靈魂獨舞》,甚至早期的《病忘書》與《傷城記》!基於第三個邏輯論辯,我更確定《寫托邦與消失咒》其實是作者本人一次自我迷失與尋找的啟蒙旅程!
異質空間:寫托邦與沙城
第二個關鍵字是「場所」(locale),事件發生的所在地。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在論及「駁雜地形學」(heterotopology)的時候指出,理解當代世界的方法是從「空間」出發,探討空間如何形成?空間與空間之間怎樣連結?建構了甚麼人際關係?其中更提出「異托邦」(heterotopias)的混雜形態,它是一種「異質空間」(heterogenous space),跟「烏托邦」(utopias)是鏡像關係——如果說「烏托邦」是一個無何有之鄉,不存在現實卻又處處反映現實的匱乏和欠缺,藉此美化「理想地」的追求,那麼,「異托邦」就是鏡子的對立面,帶有「他者」(Other)的屬性,照見自我的存而不在,I find myself abs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I am(頁三五二),是鏡子的另一端,反照自我身處的真實所在,同時看見鏡中的自己及鏡面的存在,並在這虛擬的維度直視周遭的環境(頁三五二);「異托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以迥異的形相分佈不同的角落,有些是禁地,有些是異類場域,像墓塚、監獄、精神病院、療養院、妓院、博物館、殖民地等等(頁三五三─五六)。《寫托邦與消失咒》滿是異質空間,其中互相對照的是「寫托邦」和「沙城」,前者類近一個虛構地方,後者便是香港的「變體」。潘國靈在小說開首的章節即描述「寫作療養院」之所在,是一個「應許地」、「中途站」,隱喻「烏托邦」的色彩,裡面住著自願前來的作家,服用維持寫作慾望的藥物「花勿狂」,是一處「不知實存還是虛構的『寫托邦』(writopia)國度」,不在水上、不在山中,在一個極限盡頭、一個失樂園,寫作人寄居其中,以「文字」作為建築材料,搭建自己的房子和堡壘,是俗世無處可逃、最後匿藏的洞穴或迷宮,四周是房間與牆的幽閉空間,最後成為終老的棲居地;所謂「沙城」,是小說故事發生的現實與現世場景,根據作者的地貌描寫,依稀可以辨認旺角、油麻地、將軍澳等香港區域,到處都是鋼筋水泥的建築、遊玩的樂園、購物商場、公共交通樞紐,同時也是主角遊幽和悠悠日常生活的家和「華麗安居」,生活破碎,人際關係疏離,大眾遵行起承轉合的生命歷程,從出生、長大、工作、賺錢、置業、結婚、養家、生兒育女到老死,溢出這些規條的容易被視為異類,行動講求效益、生活追求舒適,在父母、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敵人的人際網絡裡,織縫牢不可破的身份分配和責任,是男主角遊幽極力逃逸的地方,也是一座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我個人非常主觀的閱讀過程中,「寫托邦」與「沙城」還鬼魅地迴響了兩個經典的文學文本:西西的《浮城》與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作者繼承前者的寓言結構,以「他鄉」說「故地」,將「香港」化成隱喻的載體,同時又借用了後者的「二元結構」或佈局,以一虛一實的空間或世界共同顯影香港的社會實況。無論「寫托邦」還是「沙城」,都是傅柯所言的「異質空間」:一,隱伏危機,所以主角遊幽失蹤了、許多歷史事物被消失了;二,個體行為異常,像遊幽的反抗世俗、世俗者的功利主義;三,充滿禁忌,像對「六四」、「23」等數字的敏感和忌諱,從而消滅;四,矛盾並置,像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真實與類像、封閉與開放等等生活文化。從這些脈絡看來,潘國靈筆下的「寫托邦」和「沙城」其實也是一個鏡子的重像關係,彼此折射人處其中的欲求不滿與內外掙扎,以及生命的流離失所和自我放逐!
道成肉身:書寫與疾病
第三個關鍵字是「寫作」(writing),及其引發的疾病隱喻。西蘇認為「書寫」是一種爬落梯子底層的狀態,不斷下沉才能到達靈魂的深處、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尋覓並發見那些未可預知的領域,而且沉到底層必然轉身攀爬上去,這便是「昇華」的時候(頁五─六);西蘇又說「寫作人」必須活於極端的生命之中(live at the extremity of life),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才能超越常人不能超越的,以「我寫,故我在」來明證自己,因為「寫作」源於死亡與失去,失去至親、愛情,便以文字填補那些空洞和虛空,延續生命、克服恐懼、戰勝憂患和記錄傷痛(頁一○─一一)!此外,「寫作」必須幽閉,在高牆和樓塔之間禁錮靈感的思緒,忘情也忘我的投入筆下的世界,讓自己方生方死、輪迴再生,然後成就也留下作品(頁二七─二八)。《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本關於「寫作」的論述,以「作家」作為人物切入書寫的世界,揭開各樣因寫作而來的心理、生理、社群或人際糾纏,例如不能依靠「寫作」維生和界定自我,寫作人如何尋找身份、堅持意向、抵抗外來壓力?「作家」到底是甚麼人種或物類?在現實種種捆綁、扭曲、異化和妥協的規範下,寫作人的「烏托邦」究竟在哪裡?假如為了堅守寫作的陣地而脫離世界、傷害愛人,作為基本的「人」又如何取捨?書中的遊幽夾縫於城市生活的瑣碎與寫作生命要求的專注,選擇了離群索居,再自我流徙,「以四海為家,以四圍為界」;失去了愛人的悠悠留守「寫作療養院」,立意要將遊幽的情話寫成傳記,作為「重新擁有他的一個方法」!就這樣潘國靈展開一幅一幅「寫作」的版圖:它是一種執念,用以對抗世界的氾濫與庸俗,也是一種不能抵抗的慾望和誘惑,彷若藥物帶來的幻境和快感;它是一種儀式、信仰、救贖、自我構成,是生命書寫的附魔狀態,甚至是病、是身體的一部份,寫作跟身體息息關聯、呼吸與共也禍福相連,既可療癒又可戕害!此外,寫作猶如「愛情」,充滿徒勞與塗抹,不是能愛便能獲得,不是失去便可以彌補,用盡力氣與花盡心思可能還是一無所有,但仍然能夠寫下,卻是唯一擁有對方的憑藉,很矛盾和解構,卻是書寫與愛情共有的本質!最後,寫作其實是一趟自我消失的旅程,在迷途中掉進懸崖或囚室,或迷失於網絡世界,以書寫善終!
隨著「寫作」而來的是「病」(illness),各樣身體、心理、精神和社會的病,及其種種藥物效應,像因失眠而服用的「白瓜子」(安眠藥)、因抑鬱症而來的胃酸倒流,還有癲癇症與痙攣、亢奮與疲憊、Depression與脾臟沉降,還有菸葉、大麻、罌粟、酒精、咖啡和迷幻藥,甚至「寫作病」,一種自閉、自疑、焦慮、驚恐的症狀,體力與心力透支的盡頭是人的解體,肉身最後消失。美國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說過,「疾病」通過身體言說,將精神和人性心理變成戲劇化的語言、一項自我表述,不同性格導致不同病理,於是疾病也宣示性情,另一方面,「流行病」是社會動亂的表癥,呈示宗教、道德與公共秩序的失衡(頁四四─五八)。《寫托邦與消失咒》呈現大量的「疾病」書寫,既聯繫個體的生理失調與生活壓力,也環扣社會、政治、經濟、人際關係的腐化和侵蝕結果,個體的病、群體的隱患、城市的不健全與病態,連成一線,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潘國靈筆下的沙城(或香港)充斥過度發展的消費與浪費、政治的壓抑與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會的分歧和貧富不均、族群的決裂和孤絕等等積勞成疾的病變,而當這些人與城市的疾病變成絕症以後,便祗有消亡的終局,因此,在遊幽失蹤後也預示了「沙城」即將的殞滅!
潘國靈寫道:「他在,又不在。眼睛盯著前方,但又有一種渙散。渙散是於我而言,他其實在對焦另一個世界,或者可以說,生活在他方。」像這樣相反相成的「悖論」,貫穿了整個小說的核心與外圍,而當無數弧線重疊的時候,核心的外圍也是核心的內圍,於是,寫拓邦與沙城,書寫與疾病,潘國靈跟他消失的角色,還有我這個讀者(同時也是一個作家的身份),都被捲入了複像與疊影之間:「真身與影子、後方與前方、演員與觀者、光與暗」(書中悠悠的敘述)!正如傅柯所言:I see myself where I am not,如果「文學」也是一面鏡子,它的殘酷就是照見了眾生的極端生命!
洛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