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
在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中，惠禎的風格，一向不與主流同道。在某個意義上，她有如孤鳥，長年固守被喧嘩群落遺忘的一小方天空，孤身靜飛。
這二十五年，我確實見證了惠禎的孤獨和執著。二十五年前，台灣文學研究尚仍一片荒蕪，中文系出身的惠禎，在主流的側身邊緣，一頭埋進去，靜靜開始研究楊逵；二十五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狀似繽紛，各種研究主題迸生，而惠禎，仍然蹲伏在這塊原初的土地上，一鋤一鏟，探掘楊逵。
回視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罹患集體創意焦慮症，從商品市場到文化場域，就連學術界也不例外，大家絞盡腦汁想著各種所謂「創新議題」、「先鋒研究」，議題一個個被快速生出來，又被快速消費掉。這些年台灣文學的研究主題，後殖民、後現代、全球化，早早就是民國舊事了，殖民現代性、空間與地方、移動與旅行、離散與認同、倫理、創傷、身體、飲食……，議題流行化，一時風潮，人人爭相競逐，卻又乍起乍落，不久前才充斥各期刊、研討會的研究主題，轉眼間就成為過時舊事。
研究主題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快速流掠，問題是研究者的創新焦慮症，執念於變化咖啡上面的拉花，卻失落了內蘊滋味。然而，惠禎卻是另一種執念。自從那一年的秋日午后，楊逵次子楊建同意把一大疊泛黃手稿交到她手中，午后的溫潤陽光與厚重的歷史氣味，互涉交織，滲入她的思想與情感紋理，此後，無論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景如何千變萬化，惠禎總是固守著楊逵這株花樹。
不同於追求時尚、創新、先鋒的媚俗性研究，惠禎的研究，特別有一種悠緩的節奏感，素樸而細膩的韻味，乍看沒有太多花俏的語言，然而，她通過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材料撥尋，細密的史料交叉比對，嚴謹的組織與詮釋，對每一個細節都再三推敲求證，對每一個歷史疑點反覆探察，體現了一個真誠學術研究者的風範。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仍是惠禎的一貫研究風格。延續她前一本書處理一九四○年代、二戰前後楊逵的思想與行動，本書所選擇的時間斷限，是一個更關鍵性的歷史切口。以台灣史來看，「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是一個獨特的，更是充滿「難題」的歷史時點。早期的台灣史研究，對這段時期有諸多誤識誤判，總是簡單以「苦悶」、「禁錮」、「沉寂」概括詮釋，我們知道那是一個變局，我們認為那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變局，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粗暴登臨台灣，而台灣人民憂苦噤聲，瘖啞無語。然而，事實不然，當更多史料被探掘，更多研究撥開歷史迷霧，我們才知道，台灣人民並沒有噤聲不語，有志者並沒有沉寂不前，那個時代的鮮活躍動，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楊逵就是其中一個不服從的台灣細胞。
因為各方細胞積極竄動，戰後初期的複雜性，也超出我們的一般認知。這短短幾年，台灣內部、台灣與世界的關係，不是簡單的重新洗牌而已，台灣與中國、左翼與右翼、國民黨與共產黨，各種權力交鋒，各種思想交雜，各種光影迸現，極其複雜，充滿疑團。
因此，探析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究竟面臨何種處境？如何在各種權力光影中左衝右突？如何在各種思想光譜中，尋找安置與實踐的位置？這是一個精神史的命題，更是一個艱鉅的難題。而我們之所以必須深入戰後初期的歷史荊棘，更因為這些難題，也正是現實台灣難題的歷史源頭。惠禎想處理的，因而不僅是楊逵，而是一個牽纏糾葛超過一甲子的台灣母題。
楊逵的思想經常被詮釋為「複雜」，從一九八五年他辭世至今，左右統獨爭相詮釋，或黨同，納為己方陣營，或伐異，斥為叛徒異端，不曾停歇。但楊逵還是楊逵。楊逵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林瑞明，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就清楚揭示：複雜的不是楊逵，複雜的，是他的時代。戰後初期最複雜、最艱難的課題，是台灣正在進行主體重建、世界觀重構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以「遷佔者政權」夾帶「祖國」的政治�文化符碼，強勢介入，干擾了台灣人對自身課題的思考理路。
正因如此，惠禎選擇從「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切入，剝解戰後初期千絲萬縷的複雜時代紋理，精確擊中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於刻劃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圖示，是很有效的路徑。
通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惠禎帶領我們重新認識楊逵──一個有著孤獨、結盟雙重性格的實踐者，一個跨界政治社會、文化文學運動場域的行動派。戰後初期，楊逵以「一匹狼」的孤身戰鬥性格，以及跨組織結盟的開放性格，跨界奔走於各種權力光譜之間，尋求交流、合作、協商、對話，全力投身台灣社會的重建工作。這短短四年，幾乎可以說是楊逵人生最活躍的四年，於是我們知道，在戰後初期那樣詭譎的時代，如此積極的行動者，終而走向禁錮的黑獄，也是得其所哉。
總體來看，在楊逵研究已然豐沛的今日，《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的價值，正是對於戰後初期的複雜歷史語境，有著深刻、多向度的掌握，正因楊逵堪稱戰後初期台灣最積極、活躍、跨界的行動者之一，因此，通過楊逵，惠禎所照見的，是整個時代的鮮明斷面。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從以下幾個面向，建構複雜的時代、簡單的楊逵。首先，惠禎清楚地指陳戰後初期楊逵在政治社會運動�文化與文學運動的多重實踐面向；跨界於兩重實踐場域，正是楊逵從日治時代以來一貫的運動性格。在政治運動方面，日本一戰敗，楊逵就開始著手準備，以嚴防接收政權的橫暴，他的動靜，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都觀察到：「只有楊貴……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對此的牽制策略是必須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在此意圖下，他採取了一些動作……」
楊逵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體質，這影響了他戰後初期所有的行動方向。無論是最初意圖組成的「解放委員會」，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新生活促進隊」，以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的下鄉組訓，宣揚挺身抗暴，宣傳加入「二七部隊」，還有一九四九年參與起草「和平宣言」等等，都顯示戰後初期他的抗暴行動，不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抗爭，甚至更加積極堅決。
在文化與文學運動方面，日本才剛投降半個月，國府接收工作尚未展開，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楊逵就創刊《一陽週報》，這是目前所知的戰後第一份刊物，其後他陸續創刊《文化交流》，策畫編輯出版「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主編《和平日報》「新文學」、《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等。以「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的出版歷程來看，可以觀察到楊逵的堅定意志；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由楊逵策畫編輯，並負責多數作品的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第一輯《阿Q正傳》出版後，楊逵即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八月出獄後，隨即繼續執行編輯計劃；而預計每月出刊一至二本的《臺灣文學叢刊》，雖因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經費籌措不易，一再延遲出版，但最終仍然出版了三期。可見楊逵即使歷經政治牢獄、經濟困局，在政治運動舞台失落之後，仍舊堅守文學實踐的崗位。
其次，惠禎總結了楊逵在戰後初期文學運動的幾個行動方向，這些方向，都與「台灣、左翼、民主」密切相關，而這也正是楊逵精神的總結。第一，他積極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與作品，企圖建構台灣文學發展的主體歷史脈絡。第二，他掀起、並積極參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論爭」，與一批對「台灣文學」無知、抱持偏見的中國來台作家打擂臺，捍衛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第三，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也都是在「台灣．左翼」的核心思想底下，包括他在「中國文藝叢書」的編譯策略，《臺灣文學叢刊》的選刊作品，都以具有關懷社會現實的作品為主。第四，惠禎指出，楊逵通過文學作品的選刊，以及序文、雜文的書寫，傳達了鮮明的「反抗意識」，如對國民黨接收官僚的批判，對台灣人反殖民抗日行動的刻劃，彰顯出對威權統治的反思，並潛藏著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
最後，惠禎對於楊逵與台共、中共地下黨是否有「組織關係」的爬梳，析辯精細，論證厚實，她明確指出，楊逵與台共、中共，有著個人性的交誼，有著行動上的合作，但並沒有組織性的關係。
這個結論，確實掌握了楊逵的基本性格與思想底蘊。這是由於她對楊逵已經瞭若指掌。如果不了解楊逵的一匹狼、孤鷹性格，很可能任意將他安置在某個特定的組織中，然而，楊逵遠非如此。戰後初期，中國、台灣、左翼、右翼，各方推擠，然而，對楊逵而言，最重要的是台灣主體、民主政治、階級平等，而這些目標，絕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運動團體可以達成的，他必須保持自由之身，跨界結盟，原因在此。
戰後初期，楊逵既結盟舊台共黨員、中共地下黨成員、中國來台左翼作家等左翼陣營人士，也結合中部青年、文化社群、文學社團等在地行動者，同時也試圖尋求與原日治時期右翼民族運動者如林獻堂、葉榮鐘等人的合作。他努力於尋求各種支援管道，以使戰後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文學，走上美麗的繁花盛景。如此孤鷹性格，如此多重關懷，他無法直接依附於某一個既定組織，當然更不會選擇「從政」。當日他的農組舊友劉啟光（原名侯朝宗），從中國返台後，被派任為新竹縣長，楊逵的昔日社會運動舊友如連溫卿、簡吉等人，都進入縣府工作，劉啟光也有意延攬邀楊逵入主縣府民政局或社會科，但楊逵以「要做事情不一定要做官」而拒絕了。
時代很複雜，但楊逵很簡單，只要能掌握他「台灣、左翼、民主」的一貫思想底蘊，就能掌握楊逵被時代光影覆蓋的內在肌理。惠禎的研究，正是既掌握了時代的複雜性，更掌握了楊逵的簡單性。而其實，楊逵，只是「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一個提喻而已。戰後初期，在各方勢力、各種思想、各種困境雜陳的複雜光影中，如楊逵這般的台灣知識分子，都在努力思索、抵抗、實踐，面對風險，承擔風險。
於是，用盡氣力想要重建台灣社會的一匹狼，終於入了黑獄。在詭譎的戰後初期，一個瘦削的台灣作家，奮力穿梭各種權力光譜，尋求建設更好的台灣，這段故事，從此被政治黑霧深埋。
數十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一隻孤鳥，遭遇了這匹狼。那一方天地間，歷史裡的這匹狼，固執地站到時代的浪頭上，然後被迫沉入霧霾，而現實裡的那隻孤鳥，從迷霧裡將他打撈上岸，一點一點，撥開重重霧障，拆解這道歷史難題。《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因而既是一本文學研究成果，也是一個研究者的自剖，安靜而熱情，素樸而真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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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