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導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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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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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從《自願為奴》到非暴力抗爭

譯者序



孫有蓉/法國索邦巴黎第一大學哲學博士生



　　▍作者生平簡介



　　艾蒂安．拉．波埃西（Etienne de La Boetie），生於一五三○年，於一五六三年辭世，享年三十三歲。他的生命就如同此書所收錄的〈自願為奴〉一文，短而深刻，也因為英年早逝，拉．波埃西的著作並不是因為他本人而受到後人重視，甚至就連拉．波埃西這個名字，都是由於其他人側筆的紀錄而享譽後世，其中最重要的傳播者，也是拉．波埃西情同手足的朋友，正是文藝復興的法國大文豪：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拉．波埃西在一個富裕且學養豐富的環境中成長，自幼學習法律、古典文學以及神學，特別是從十歲開始，他在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一片熱愛中被拉拔長大。由於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了對於古希臘、羅馬典籍的重新學習與研究，拉．波埃西從小所受的古典文學訓練，讓他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享有優勢，也因為他從小對古希臘、羅馬經典的熟稔，在這篇著作中，俯拾皆是古希臘、羅馬的歷史、神話與哲學觀。但這篇論文大多只援引、針砭古希臘、羅馬事件，對作者自己所處的時代幾乎隻字不提，這也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批判寫作的風格：舉古代事件為例，讓作者能夠用他的博學來掩飾對於當代政治、掌權者的批判，如此便能夠間接但自如地批評時政。



　　這些作者之所以仍然需要使用「以古論今」的方式來批評時政，不可忽略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文藝復興儘管被認為是人文主義興起的關鍵，後期又發生宗教改革、新教革命、宗教寬容等一系列的社會變革，看似社會逐漸開放，然而這一連串的宗教變革，都是天主教高壓統治、肅清異己、選擇特定經典確立為正統，並且將他者貶為「異教」的宗教戰爭。在這個時代，天主教大量屠殺「非正統」教徒，其中也包括新教徒，這種肅清行動的目的就在於壓制其他思想、甚至對天主教教義的不同詮釋，企圖獨尊一版「正統」的經典、詮釋與儀式。也因此，拉．波埃西議論時政的寫法，以及在文中對於「獨主」的批評，所呼應的時代脈絡便顯而易見。



　　拉?波埃西進入奧爾良大學就讀法律期間，寫下了這篇永傳後世的〈自願為奴〉。這篇文章當時在文人間流傳，輾轉來到蒙田手上，蒙田讀後極為讚賞，因而他進入波爾多議會後，便積極想結識同在議會工作的拉?波埃西，兩人就此結為摯友。於波爾多議會期間，拉．波埃西在米歇爾．德．洛皮塔爾（Michel de lHopital）手下工作，洛皮塔爾是宗教改革時期致力於推行寬容政策（Tolerance）的其中一位法國政治家，希望將國家利益置於宗教利益之上，但他的政策遭到教會反對，並被迫辭職。而拉．波埃西在洛皮塔爾手下工作時，主要負責溝通、協調宗教戰爭中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矛盾。所以，拉．波埃西這篇文章，可以說與宗教戰爭、宗教革命的背景息息相關。



　　▍手稿之謎與版本選擇



　　拉．波埃西這篇探討自由的論說文，看似是一篇簡單的小品文，但著作背景卻充滿謎團。首先，拉．波埃西本人並不曾正式將這篇論文出版成冊，而原稿在十六世紀作者過世之後就不幸丟失，只剩下眾多手抄稿收錄於不同的書冊之中。在不同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可忽視的差異，甚至從標點到用句都有不同，連文章的標題也有從「自願為奴」改為「反尊獨」（Contr’Un）的版本，不過，蒐錄的手稿中多以「自願為奴」為題。



　　這篇論文的身世之謎不僅於此，直至今日，我們尚無法確認論文真正的寫作時間。後世有學者根據《蒙田隨筆集》的內容推斷〈自願為奴〉一文的寫作時間，在蒙田一五五○年與一五五八年版本的隨筆集中，他如此寫到拉．波埃西：「在其青年時期間，他用論文形式寫作，當時甚至尚未滿十八歲」 ，在一五五八年的版本中，他修正道：「說到這個青年十六歲之時……」。因此，後世多認為〈自願為奴〉一文是拉．波埃西寫於十六或十八歲時，成文時間則為一五四六或一五四八年，也就是他尚在奧爾良大學唸書時所寫下的作品。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寫成之後，有和蒙田分享這篇文章，但蒙田在拉．波埃西過世後所著的第一版隨筆集內，卻只提到了拉．波埃西的名字與這篇文章的存在，並沒有直接收錄這篇論文全文。這可能是由於拉．波埃西死後，法國王權受到動搖，其政治情勢讓蒙田拒絕出版其友人的這篇致力於「以自由之榮反抗暴君」的文章。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記載來證成蒙田的考量：一五七○年代，法國王權身處不安的氣氛中，蒙田如此寫道：「因為我認為，這篇作品，從它面世開始，可能被那些想要挑撥我們政治情勢的人利用來達成他們邪惡的目的，且不惜竄改文章，混淆視聽，所以我在此獻題給這篇文章。」



　　蒙田並非唯一擁有〈自願為奴〉手稿抄本的人，也並不是唯一看過拉．波埃西這篇論文的人。從一五七四年開始，許多反對天主教、反對法國王權的短篇對話式的文章，都有援引到〈自願為奴〉的內容，只是未曾提及作者的名字。例如一五七六年時，新教牧師Simon Goulart編輯了一整套的《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在第三冊中，我們就可以找到完整版的〈自願為奴〉，但文中並沒有提到作者是誰。就這樣，拉．波埃西的〈自願為奴〉成為對抗宗教霸權的反抗運動文宣，但拉．波埃西的名字卻被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拉．波埃西這篇自願為奴完整的文獻目前存在三個主要版本：



　　第一份是蒙田的朋友，亨利．德．梅斯梅（Henri de Mesmes）所收藏的手抄本，這個版本的手稿沒有標題，手稿則收錄在他自己回應〈自願為奴〉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一文前，由此可知，這篇手稿是為了回應拉．波埃西而抄寫出版的，但此書封面卻是以「荷馬節選」為名。



　　第二份手抄稿也是蒙田請求謄寫，後來被他的朋友Claude Dupuy所收藏，且在Dupuy家族中流傳，最後收錄在國家圖書館Dupuy收藏品之手稿238-239中。Dupuy所收藏的手稿標題為〈自願為奴，拉．波埃西先生〉。



　　第三份手稿出現於十六世紀，來源無人知曉，手稿上既沒有日期，沒有名字，也沒有任何標示。這份手稿被收藏在國家圖書館，法國收藏品，手稿20157，裡面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文獻的主體主要來自《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所蒐錄的版本。



　　由於各個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相當顯著的差異，謄稿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增修內文，版本問題也因此在後世的研究中引發許多爭論，直到約十九世紀時，大多數的研究者才不特別著重或注意版本的問題。一開始，研究者克服版本問題所參考的主要是《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版本，一直到一八五三年J. – F. Payen重新找到Henri de Mesmes版本的手稿，並以「自願為奴」為題重新編輯出版，此後對拉．波埃西這篇文章的編輯與出版就都以Mesmes手稿為準。而本書所收錄的譯文是依據GF Flammarion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由Simone Goyard-Fabre所編輯、註解、介紹的版本為主，此版本同樣以Mesmes的手稿為本。除此之外，另參考Galimard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編輯的版本，名為「論自願為奴或反尊獨」，其中包含對文獻逐字逐句，甚至對語法結構和標點符號也進行討論的分析，在最後還附加Henri de Mesmes批評拉．波埃西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以及國家印書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由Francoise Bayard所編著的版本，此版本對於拉．波埃西在文章內所援引的歷史事件與思想概念多有註解，提供一些歷史細節幫助讀者閱讀與理解。本書譯文也將在同樣原則下，參考上述三個版本的編輯註解與其他資料，將文獻中所涵蓋的哲學思想、歷史事件、人物、神話等加以補充，也藉以展現拉．波埃西的博學。



　　▍寫作背景



　　〈自願為奴〉一文看似反對「君主」，但若我們回到拉．波埃西寫作的歷史背景，〈自願為奴〉文中的「暴君」是誰？這個問題就變得複雜許多。拉．波埃西身處的時代，剛好是新教與傳統天主教分裂、視彼此為異端邪說，教派間相互屠殺的時代，不管是天主教或是新教，各教派之間都忙著排除異己，獨尊自己的經典。此時，「教權」跟「君權」在尋求一統、獨尊一主的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甚至當時教權的集中程度已遠遠超越侷限於國家領土的君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許多關於國家主權以人民為基礎的論述開始出現，將權力的重心從「教權」轉移到「君權」、再由「君權」轉移到「主權」的討論上。如十六世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十七世紀霍布斯的《利維坦》，到十八世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就是這個時代演變的最好例證。我們沒有辦法證明拉．波埃西的文章是批評教會還是批評君主，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也未曾明確以行動挑釁過教權，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他的工作內容就是協助訂定保護宗教自由的寬容政策，讓教會與法國君主簽訂宗教保護協議。



　　儘管拉．波埃西捍衛宗教自由，但他的理由卻不是當下我們所想像的如此理所當然。事實上，拉．波埃西以及與他同一時代的作者們，面對宗教改革都同樣必須回應一個問題：「真理只有一個，還是可以多元？」而要釐清這個問題的答案，勢必要將「多元、宗教寬容、宗教屬於私人領域」這些在當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追本溯源。「捍衛宗教自由」聽起來再正確不過了，然而在拉．波埃西所處的時代，「捍衛擁有對宗教經典、教義、信仰有不同詮釋的自由」，就讓這個問題剩下兩個選項：一是「真理多元且可以內部矛盾」，二是「所有詮釋都不是真理」，蘊含著人類根本沒有能力接觸真理。



　　這兩個選項不管哪一個，對於當時的時代思想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說法，前者必須駁斥邏輯真理，後者直接屏除真理被認知的可能性。我們從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留下的文稿，就可以看到他對「多元主義」的憂慮，以及他根深蒂固地認為所有多元都只是無知所導致的表象，但人只能在自由的條件下破除自己的無知，因此，他捍衛宗教自由與宗教寬容政策。然而，他反對將多元教派公共且制度化，因為制度化使得多元被確立，而無法透過私底下的思辨而讓多元達成統一，在這個問題上，宗教也從公共領域主導社會共同價值觀與規範的範疇中被排除，被推到了私人領域而不受檢視。如此意義下的「多元」並非多元融合，反而是「多個一元」相互對立、平行、真空地存在。



　　當我們談到文藝復興時，多半聯想到藝術創作的人文主義轉向，而忽略了政治思想同樣也有著人文主義的傾向。就如同前文提及的，關於教權、君權與主權三者的問題意識轉換，其實緊緊扣合著文藝復興末期人文主義所掀起的一連串宗教戰爭、宗教改革，以及現代國家的興起潮流。但是在東亞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宗教如此集中且成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力量，因此，對於東亞讀者來說，宗教上獨尊一個教會的正當性消失之後，歐洲社會當時所面對無所憑依的焦慮，如今變得難以理解。前文討論到這種「多元」與「統一」之間的爭執，不只在宗教寬容的問題上突顯出來，當問題轉移到主權的形成時，若要脫離「君權神授」，主權的討論必定會如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中所述，由「意志共同體」形成主權。



　　然而，就如同宗教自由一般，個別而雜多的個體意志和意見，如何形成單一的共同體？拉．波埃西在他青年時代簡短的著作中並沒有多加解釋、論述「意志共同體」如何形成，但在他之後的契約論作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就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將「公共意見」（或輿論）抬舉到「共同體的意見」的地位，「輿論」的角色瞬間從古希臘時代之謬誤、無知，轉變成今日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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