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學問，惟在氣象



　　談中國水墨，你可以推崇范寬的巨碑山水，他磊落遒勁，使百家纖巧，喑啞俱廢；你也可以心嚮倪瓚一河兩岸的蕭疏澹泊，逸筆草草，聊寫胸中之氣；而論曲盡其態，筆墨酣暢，「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許多人當推石濤為古今之最；談平淡天真，雅潔遠逸，有些人喜直指黃公望的理意兼顧。而即便八大的意境、筆墨，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讓我覺得千古一人，但若要論氣象、論吞吐，怎麼說，也還得從蜀人張大千談起。



　　朋友問我如何給大千下個斷語，我說「氣象萬千，富貴逼人」。這富貴逼人是張大千極特殊之處，他畫工筆、畫仕女，乃至畫鉤金荷花，再如何富貴，卻無半點俗氣，就如同他過的日子般，令人欣羨，卻不讓人嫉妒，因為居停揮灑，自有一派風光。



　　風光是禪家語，這裡觸目即是，處處生機，正因禪心是活的。活，所以能出入、能吞吐。不過，要如此，還得先將自己打開，將學問打開。



　　將自己打開，是不泥於己，如此才能與境相應，眼界一換，所見就有不同；將學問打開，是不受限於法，回眸一望，乃滿目青山。如此，於人於境，不畫地自限，自然開闔自如，寫史論人，對境應緣，就有不同氣象。



　　氣象是眼界、是格局、是丘壑，但較諸於此，它更有一番吞吐，可以周彌六合，可以退藏於密，無論橫說豎說，總有一番氣度、一番生機。



　　所以說，「富貴逼人」只是大千有時外顯的相，「氣象萬千」才是他的根本。在畫能不泥於法，從工筆臨摹到潑墨潑彩，從冊頁到通屏，就都能大小無礙，隨意進出。尋常說：人能大氣所以不俗，這大氣不是疏狂，而是開闔的氣象。



　　論藝，要氣象；看人，更得看氣象。畢竟，藝之一事，盡可舉生命之一端，將之極致，就能奪人眼目。而人，卻必得全體契入，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



　　生命富於氣象，山河大地乃盡是文章；生命缺乏氣象，就只能封閉自持，顧影自憐。一個時光推移，益見豐富圓熟，一個則愈憤世酸腐，總覺老天為何獨薄於己，高低之間，乃愈差愈大。我們看少時同負才情的兩人，其後處境卻有天淵之別，關鍵常就只在這生命氣象的有無之上。



　　人如此，由人構成的歷史更如此。一個時代能否有其氣象，決定了這時代的成就，不從這入手，巨大的史料就變成永遠的負擔，別說尋章逐句可以累死多數人，即便有所梳理，也早就遠離了那時代的精神，更無益於當下的生命。



　　可惜的是，多少年來，我們寫人、論史，卻早就忘卻了這氣象。



　　忘卻氣象，正因早已缺乏氣象，而關鍵，就在宋代。



　　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終結者，這漢本土文化的復興本非壞事，但可惜走過了頭，走到絕對的夷夏之辨，周之後傳入的東西乃盡歸於須闢而廢之的胡物。於是在宋，你就看到：



　　雅樂要回復先秦，卻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後，其原貌已難辨析，就一個黃鐘音高為何，可以聚訟千年。



　　琴家說彈琴一有琵琶音，終生難入古矣！於是以幽微淡遠為宗，最終，連扁舟五湖，一蓑江表，滿頭風雨，以心中之波濤映水雲之翻騰，具現中國式交響的《瀟湘水雲》，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譜中也因其「音節繁複」而不錄。



　　宋明理學援佛入儒，但罵起佛家，就像批楊墨：「出家，無父也，沙門不敬王者，無君也。無父無君者，禽獸也」，這等罵法，何只粗陋，更已似潑婦無賴之流了。



　　也所以，日本人比對五代編的《舊唐書》與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乃發覺《舊唐書》中一千一百多筆的佛教資料在《新唐書》中竟就不見，畢竟，面對「無父無君」的佛教，這等刪法還算客氣的呢！



　　以此，儘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但這成就卻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潛待發的奮力一擊，一擊之後，卻就每下愈況了。



　　每下愈況是因沒了氣象，在此，嚴的何只是夷夏之辨，還是雅俗之辨、正邪之辨，這影響對後世既深且遠，於是：



　　宋之後，標舉生死事小，失節事大，人須嚴合禮教，由此，除了花燈、秧歌、民俗慶典外，中國人已不能隨意舞動肢體，細膩的舞蹈只能在戲曲中尋，而能有這個出口，還因演員扮演的是別人。



　　中國的琵琶是歷史中唯一能與琴相頡頏消長的樂器，在唐是橫抱撥彈，至明已直抱手彈，還發展出相信是今曲〈十面埋伏〉前身的〈楚漢〉一曲，其器樂化已臻巔　，這轉變何其之大！更是胡樂中國化的最好例證，但四五百年間竟無相關的琵琶史料，只因琵琶不僅是胡樂，還是俗樂！



　　而也就因宋儒的闢佛，即便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民間甚而「家家彌陀，戶戶觀音」，談起佛家，許多儒門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還是：「佛教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而就因畫起圈圈，自擬正朔，缺了那吞吐開闔的氣象，所以，於書畫，即便文人多所寄寓，不乏大家，但真能開闔者，也常須於逸於格外者尋；於陶瓷，宋雖顯其底氣，至元明卻僅能但探幽微，到清，則幾乎只餘玩物喪志；於音樂，則宋之前固灰飛煙滅，宋後則雅俗嚴分，難出大氣；於文學，則宋詞、元曲、明之小品文，皆極盡美言，卻都少見酣暢；於思想，則文人之生活，儘管多出入三家，檯面卻只能標舉儒門，此儒門還愈不可親，最後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於科舉之下，學問也只能死於句中；而中國人不再舞動肢體，居敬最直接的結果竟就是逐漸僵化的身體與想法。



　　所以說，這氣象的有無、盛衰，才是了解中國千年以降文化變遷、生命轉折的關鍵，但要識得此，卻必須跳開宋文化成就帶給我們的慣性與迷思。換句話說，談人論史，談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備那吞吐古今的氣象不可。



　　而老實說，仁明的這本書是有這點氣象的！



　　這氣象，出現在談儒的孔子九章上，孔子本身就具氣象，他當過大官，門人三千，雖不致三教九流，但來處不一，情性各異，他周遊列國，要面對每次的不可預期，有南子者還相中他，怎麼說，他都不像後世供奉的那種人。



　　這氣象，直擊宋儒的可敬不可親，但更回歸了做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樣貌，使我們讀來，竟覺如　斯人，《論語》、《史記．孔子世家》的每一章句，竟也變得如此可親。



　　這些篇章量既不多，篇亦不長，但不只內容，文字的本身就體現了一種與孔門直通的氣象，形式論辯幾乎沒有，娓娓道來卻總神氣十足，坦白說，能如此談孔，談得如此直接，如此不死於句下者，怕極難找！而談的是儒，卻及於其他，讀史論學，仁明的文風，相應的正是中國人那具象直抒的風格。



　　就因這具象直抒，他談宋儒的概念化，乃不致墮在概念裡與之交鋒；而也因此，在全書中，他屢次述及當代知識分子，包含一些誠懇博學，具反思，乃至力圖實踐者其學問及生命的局限時，也特別清朗易讀。原來，雖從古老的中國走出，這些人卻一樣走入了那概念化，那不可親，那只探生命幽微，卻乏趣味、乏江湖、乏活潑乾坤的老路。



　　這樣的書，從講方法、談概念的看來，既主觀又沒學問，但講方法談概念不正是當前學問最大的異化麼談禪之教學，我總喜歡舉下面的應答：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參投子，問：「祖師言句如家常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麼？」



　　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



　　的確，天子下敕，自說即為君命，何須假借權威，反觀當代學界，言必談出處，卻從不問那原典如何產生，既為句下之徒，當然難以言那應緣而發的第一義。



　　而也正因祖師言句都從自己胸襟流出，所以即便蓋天蓋地，卻總如尋常家飯般親切。同樣，真具氣象者，其言儘管超乎慣性，筆下縱有王者之氣，卻因不假藉權威，不尋章逐句，不撥弄概念，不執著形式，也總令人覺得可親，尋常人乃可在此無隔，在此印證。而離了這親切，不要說難直指那生命學問的大義，首先異化的也就是言說者本人。



　　原來，學問無它，惟在氣象。你能以生命氣象對歷史氣象，以氣象之筆舉氣象之人，談史論事，為學說藝，何須雄辯再三，何須部繁帙重，平常道來，就有一番自家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