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抒情的能量──閱讀《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對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而言，「抒情」應是十分熟悉的語詞。早在屈原《九章．惜誦》寫下「發憤以抒情」開始，無論是詩詞歌賦，詩話文論，都不乏「抒情」一詞出現。但究竟何謂「抒情」？「抒情」如何成其為「傳統」？如何介入文學與藝術研究？又如何由「傳統」走向「現代」？近年來，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就這些論題進行研究，並積累出相當豐碩的成果。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正是其中相當具有突破性與啟發性的論述。對它的閱讀，至少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把握：一是中西文學對話所帶出的「迴映」觀，二是「抒情」本身所內蘊的「流注」特質；三是現代性的批判觀點。
?
近世以來，從西學東漸到中體西用；從啟蒙自強到民族國家意識萌興，多方面地促成了中國的現代轉型，「文學」當然不能自外於此。無論是學科建立、知識框架形構抑是書寫實踐，大抵都在中外文化相互激盪之中逐步開展。中國文學研究者一方面參照西方文論反身重探傳統，另一方面，也試圖以自身特質與西方文學不斷對話，以期為「中國文學」尋求定位。而「中國抒情傳統」，正可視為此一過程中的「發明」。
?
就語源語義考掘，「發憤以抒情」的「抒」字或作「杼」，或作「舒」或「紓」。「舒」或「紓」，大抵解作宣泄、流注；「杼」則具有「梳理」之義。因此，「抒情」一詞，每每意謂原本內蘊於個人主體的「情」，基於某種原因往身外流注，而它又必得歷經作者將其「形式化」的過程。放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勘察，詩賦以情志為本質，雖是長久以來普遍的共識，但「抒情傳統」一詞的出現，卻是現代產物，其間所關涉的，實則是一個「中西比較文學」的交涉過程：一九七一年，旅美學者陳世驤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之邀，在「比較文學」小組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明確指出：「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而這正是「抒情傳統」一詞最初的來源。
?
陳世驤之說，明顯是基於中西「文學傳統」的相互參照：相對於歐洲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史詩」與「戲劇」，中國文學固不著力於此，因為它的「榮耀別有所在」，那就是「抒情詩」。然而，中國古典文學中素無「抒情詩」之體類，「抒情詩」（lyric），以及因之而衍生出的「抒情性」（lyricality）、「抒情精神」（lyricism）等語詞，同樣是中西文學交涉協商的產物。其中，西方的「lyric」源出於與樂器相關的「歌」，其音樂之流動感在轉為文字書寫品之後，往往被詮釋為情感的流動。而也就在這一層面上，它不僅與中國「抒情」語義中的「流注」說有所匯通，並且使得「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之所涵蓋，並不局限於「詩」之體類，而可以轉化為「詩性精神」，進而流注、延擴至其他的藝術文化。爾後高友工教授論述〈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所言不僅止於文學，更擴及音樂、書法、繪畫等不同藝術門類，即應著眼於此。
?
另一方面，「抒情」一詞既源於楚騷之「發憤以抒情」，這就使得作為中國文學傳統的「抒情」論述，從一開始就內蘊著重重的憂患意識與離散經驗。它形諸個人的詠物言志，其底蘊實出自對時局政治的回應。（個人的）「詩」與（群體的）「史」，從來就互為表裡。唐代「詩史」觀念出現，所謂「觸事興詠，猶所鍾情」，更點明抒情與歷史之間的綿密關聯。千百年來，小自個人遭逢，大至時代命運、歷史興亡，種種憂思憤悶，莫不經由「抒情」之詩性流注，形諸文學，并及各類藝術。然而，隨著時光推移，近代以來，文學的書寫體式，早已歷經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轉折；傳統的藝術文化，也經由不斷的中外互動，展開不同面向的現代轉型。處身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免要問：抒情的「傳統」是否仍然綿延於今？它是否足以體現駁雜萬變的現代經驗？而「抒情」除了作為經驗形式、文類風格或是政治姿態之外，我們是否還能將它視為「現代」的批評概念與介面，去開展其間思辨與批判的能量？
?
顯然，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卻正是《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一書的用心所在。近年學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曾因引進「抒情傳統」之論述框架而精彩紛陳；但所論一則多集中於文學，再則並不及於現代；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則又多局限於五四以來「革命」、「啟蒙」的論述框架，視「抒情」為小道，不曾將其納入觀照視野。此一現象，意謂著文學之「現代」與「古典」若有鴻溝在焉，「抒情」與「革命」似不兼容，若非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學養及識見，匯通誠屬不易。王德威教授臺大外文系畢業後，隨即赴美獲得比較文學研究博士。他的學術研究以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小說為起點，進而逐步開展。多年來，不但在時代上前溯晚清，體類上更跨越文學，旁及音樂書法電影等藝術，並同時關注其間的歷史與政治論題。他在中西比較文學方面的學術積累、由現代上溯古典的研究取徑，以及個人於歷史政治論題的關懷，都使《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具備了得以就前述提問進行層層思辨的可能。
?
《四論》凡四章，以〈「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開篇，繼之論江文也的音樂、臺靜農的書法，以及胡蘭成的詩學與政治，做法上，乃是以二十世紀中期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為切入點，展開「抒情傳統」與「文學現代性」之間的論辨。首先，作為全書導論的〈「有情」的歷史〉，以沈從文、陳世驤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為座標，深入處理三個最根本的問題：一是傳統與現代能否匯通？它涉及了中國文學之現代性追求過程中，「抒情傳統」是否仍然賡續及其產生的語境如何等議題。二是中西文學如何對話？我們能否循由比較文學的脈絡，探勘「抒情」與「史詩」的辯證，並將中國與西方之於「抒情」的論述迴映互參，檢視各自的洞見與不見？三是回到現代文學研究，探問「抒情傳統」將可以為此一領域開發出哪些新興的研究論題？
?
循此，該章指出，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實為中國文學之現代性主體建構的另一重要面向。二十世紀戰亂頻仍，無論是國家民族至上的呼聲，抑是階級群眾掛帥的籲求，都使得文學儼然進入唯群體是尚的「史詩」時代。但即或如此，「抒情」聲音依然不絕如縷。甚至於，正因為此一政治裂變、時局動盪的「現代經驗」有別於既往，由有心人所召喚出的「抒情傳統」，便也在上承「發憤以抒情」之固有內涵的同時，被賦予了現代精神。〈「有情」的歷史〉以陳世驤和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抒情與史詩傾向的研究為座標，梳理了二十世紀前期到中期以來，西方學者們在「詩」與「史」之間所作的種種調適或辯證；同時，也檢視自晚清以降，中國學者由「情」而轉向「抒情」論述的旨趣走向。經由比較文學的視野，我們看到自魯迅、王國維以迄於郭沫若、朱光潛、朱自清、聞一多、梁宗岱、沈從文等，如何與西方浪漫主義的「抒情」論進行對話。中西迴映參照之餘，〈「有情」的歷史〉於是進一步為現代文學研究提出三項有待深化的研究課題，分別是：「興與怨」、「情與物」、「史與詩」。
?
事實上，這三項論題原都是中國古典文論關切的重點，如今轉置於中西文學對話的現代語境，其意涵當然也隨之因革變化。因此，其後關於江文也、臺靜農與胡蘭成之文學藝術的抒情現代性討論，便是以具體個案為例，既分就音樂、書法、詩學政治之抒情現代性問題各別深論，也就此三項課題進行闡析，並各有側重。
?
其中，〈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結合了江文也的音樂作品、詩歌和理論文章，論證他的現代感性如何突顯了殖民性、民族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他在戰爭期對於儒家音樂及樂論的鑽研，如何為中國文化本體論與日本大東亞論之間帶來對話，以及個人之「抒情」視野如何因為「歷史」機遇而同時受到激發與局限。江文也的個案，具體落實了「史與詩」的辯證：「史」，在此並不僅止於「歷史」之現實，也不同於傳統詩論中的「詩史」，而是源自於西方文論的「史詩性」，也就是如普實克所指稱的，集體的政治呼嘯；「詩」，則為個人的詩意表達。普實克在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進程時，曾以「抒情性」相對於「史詩性」來予以界定；江文也的一生，恰恰見證了普實克對於中國現代性這兩種聲音母題的觀察。而另一方面，當然也初步回應了前述的問題：抒情的「傳統」不但仍然綿延於今，並且流注於音聲樂曲，適以體現出駁雜萬變的現代經驗。
?
繼〈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之後，〈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藉由臺靜農的文學書寫與書法美學，闡明三項議題：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現代書法與政治、文化「南渡」論述的對話，以及書法與「喪亂」詩學無聲勝有聲的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說與舊體詩的寫作，固然是古典詩學之「興與怨」的現代實踐；而隱現於其書法翰墨之中的，其實是對於「情與物」之課題的現代闡發。
?
「緣情感物」曾是魏晉以來文論的重心，無論是陸機的「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劉勰的「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抑是鍾嶸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在在都揭示情物之交感，是為文學書寫的內在驅力，這也就是所謂的「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只是其時所「感」之「物」，莫不來自於四時推移、自然物色，並不及於人為的文物藝品。然而先前沈從文之寄情於古代文物研究，已為我們演示了抒情現代性的另一向度：他的「抽象的抒情」，其實兼括了「情」與「物質文明」的交會交感。臺靜農早年曾參與圓臺印社，藉治印摩挲古代文字形貌；抗戰時期「每感鬱結，意不能靜，惟弄毫墨以自排遣」。至此，「情」與「物」之於臺靜農，遂不僅止於觀摩先人碑帖之後的「應物斯感」，而是進一步託情於物，經由筆墨紙硯，揮灑出抒情的書藝──亦即進一步參與了「物」的生成創製，並從中銘記一個時代的喪亂、創傷，與失落。「情與物」的課題，於是在現代情境中翻轉開展，產生了別開生面的交融共感，相生相成。
?
最後，〈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與戰後的詩學政治〉，則是以胡蘭成在戰爭與戰後期間的作品與行止，探討其詩學政治，闡明「詩」與「史」的另一現代詮解，及其與「興」義之間的彼此生成關係。這是「現代抒情傳統」最特殊的一章，原因是胡蘭成對於「情」的論述及其言行實踐，在在充滿了機巧的悖論。他在戰爭期間以充滿抒情風格的文字為自己的背叛、通敵與濫情自圓其說，動搖了「抒情」一向作為「誠於中形於外」的表述形式，形成一種文字的叛�變術；他高度推崇「情」的意義，以為「革命」是出於「情」的驅動，看似匯通了史與詩、集體與個人，但真正的革命與真正的情，總是內蘊了對於既有體制的反叛，這似乎又為他種種的「背叛」行徑找到合理化的理論依據，並因之形塑出中國現代性中的另一新型主體：「蕩子」。更有甚者，他發展抒情傳統中「興」的「上舉歡舞」之義，以之詳參歷史，統攝宇宙，並且通過它，將民間的迎神賽會與「革命」及群眾暴力相連結，推衍出「中國的革命是興」、「中國的革命原來是迎神賽會，……有喜氣」。於是，「興」非但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力來源，也是民間歡慶的如花佳節，更成為革命暴力的內在源頭。至此，胡蘭成為「抒情」論述所做出的種種演繹，便也不僅是以他的「善變」，成為抒情傳統的現代「變」調，並且極其奇詭地呼應了「現代性」的核心要義：過渡、短暫、偶然。
?
由沈從文、陳世驤、普實克，以迄於胡蘭成，《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已為「抒情傳統」與「現代性」開展出多面向的論辯。它以比較文學的視野，進行中西文學傳統的迴映參照，也以「抒情」所內蘊的「流注」特質，匯通了古典與現代、文學與藝術文化，在在演示出「抒情」作為現代學術研究之介面的豐沛能量。但除此之外，本書另一重要意義，應是揭示了現代性的「批判」精神：經由不斷詰問並辯證「抒情」的可能與不可能，去深化思辨的向度。一開始，〈有情的歷史〉便指出：二十世紀以降，是一個崇尚「史詩」的時代，在不可能抒情、難以抒情的時候，我們要如何談論它？「抒情」如何與現代經驗中的「革命」、「戰爭」、「暴力」、「殖民」、「叛變」對話？又如何從中開展它的動能？因此，無論是江文也、臺靜農，抑是胡蘭成，各篇所論述的「抒情」，都不唯是「傳統」的綿延，而是以其各人的現代體驗，回應並豐富了「抒情」的內涵。就學術研究而言，此一思路所揭示的問題意識及其論證過程，對於學界的啟發性，將可能更甚於「現代抒情傳統」本身的研究。
?
王德威教授對於「抒情傳統」的研究涵蓋深廣，本書所收錄者，只是其中與「臺灣」相關的部分而已。2015年初，他的英文專著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所探討的論題，除本書的「四論」之外，還包括沈從文的三次啟悟、馮至與何其芳的詩歌、林風眠的繪畫、費穆的電影藝術等。2011年，王教授將《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先行交付臺大出版中心，作為《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的啟動之作，除卻它的「臺灣研究」面向之外，其實另有深意：1958年陳世驤教授受邀在臺大文學院進行四次學術演講，由此開啟了臺灣學者對於「抒情傳統」的關注；1978年高友工教授自美返臺於臺大客座講學，又從不同進路，深化、擴大了「抒情傳統」對學界的影響。爾後，中國古典文學之「抒情傳統」的研究者，多與臺大深有淵源。可以說，臺灣的「抒情傳統」研究，原就是發軔於臺大。而今，《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將研究的論域擴展至現代，既是「抒情傳統」之研究論題的現代推展，也再次凸顯此一研究與臺大，乃至臺灣學界的在地淵源；它向前輩學者致敬，也召喚著新一代學者持續就此深耕細耘，日新又新。
?
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