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從萬曆皇帝開始，白銀、黃金、貨幣、財政如何形成今天的我們？

推薦序一

銀在世界飄蕩，直到到了中國，他才找到安生立命之處

實踐大學財金系講座教授、湖南大學金統院特聘教授海外院長�沈中華

　　九把刀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沈佳宜；沈從文在《邊城》中，描述在湘西鳳凰城的苗族悲劇愛情故事，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翠翠」；周星馳拍了一部台灣人無緣看到的電影《美人魚》，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美人魚；這些都表示當人在外闖蕩，但心的深處都希望有一停泊可依靠的地方，以安置他的心靈。如果，銀是一個男人，他的沈佳宜、翠翠及美人魚是什麼？它希望可停泊依靠之地又在何方？

　　答案是中國。

　　自十五世紀開始，銀在世界飄蕩，直到到了中國，它才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銀在別處並未受到重視，在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者摧毀了阿茲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馬雅文明，將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廣闊土地納入自己的版圖；西班牙在中美墨西哥發現了銀礦，從此銀由中美洲，逐漸漂過了大西洋流到歐洲，銀雖然也受到歐洲人的喜愛與重視，但並未到痴迷的程度。此外，銀的迅速增加使國際銀價大跌，使其在歐洲購買力下跌。

　　但是，中國人對銀有一份狂戀，由於金的極端稀少，在中國大地，凡是與商業往來相關的重要人士，所有物與事均以銀衡量。例如，在1620年宋徽宗時代的《金瓶梅》一書中，西門慶的大房將潘金蓮賣掉的價錢是20兩白銀；明萬曆9年，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首創規定老百姓必須用銀繳稅，不許實物抵減，正式建立了銀本位。1895年，清朝在日本馬關條約賠的是2億兩白銀（庫平銀）；辛丑條約中，清朝賠款白銀4億5,000萬兩。而在日常生活中，大俠吃完飯、喝完酒，付錢時說不用找了，給的是碎銀；賣金的地方叫銀樓，存、借錢的地方叫銀行，民國初期銀行發行的紙鈔叫銀元?，在中國，銀就是一切。

　

　　所以當西班牙人發現，銀在中國的購買力遠超過西方，很自然的，銀便越過印度洋來到了中國。當西班牙人用銀交換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時，發覺中國的東西太便宜了，銀終於找到它安身立命之處。

　　從此銀大量的輸入到中國，而中國不需要別人的東西，是貿易順差國，貨幣供給量的上升，帶來明朝景氣的繁榮。

　　1870年是銀轉換價值的一個關鍵的年代，隨著銀礦的發掘，氰化法過濾雜質萃取白銀的發明，歐洲各國逐漸實施金本位。在國際上，金銀比價由過去固定的1:15，開始上升，銀日益被邊緣化，各國對銀的態度也影響中國的購買力。

　　《綠野仙蹤》的作者法蘭克•鮑姆（L. Frank Baum）是一個小記者，也是銀本位制度的忠實擁護者，鮑姆說：「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個銀本位的國家，但自從國際間放棄白銀本位後，中國貨幣的對外購買力大貶，而桃莉絲和她的朋友（美國的白銀政策），給這個脆弱的瓷器城（中國）帶來了驚嚇和破壞。」

　　美國曾有過四次購銀法案，曾短暫使銀價起死回生。在美國中西部農民及銀礦主要求及抗議示威下，1878年通過《布蘭德─艾利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1890年《謝爾曼白銀購買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1918年的《畢特門法案》（Pittman Act）與《1934年白銀購買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 of 1934）；支持1934年法案的參議員認為：「銀價提高，中美貿易可以增加10倍，中國經濟會振興，還能銷掉美國過剩的汽車與小麥……」。

　　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投機客把購銀法案視為套利的機會，將銀運往美國。在上海的金融歷史博物館，一張圖片道盡購銀法案的影響──一個苦力雙肩背拉著一箱銀，送往要到美國的輪船。一個不生產銀的國家竟還出口銀，銀的輸出使貨幣供給下降，更惡化中國已衰退的經濟，而央行總裁及財政部長當時應立即加收杜賓稅，抵消美國在全球吸銀的非市場化貨幣政策。

　　頹頹老矣的銀已不再吸引世人的目光，但傷害他最重的人，正是他曾最愛的人：中國。最後的一根稻草是1933年，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廢兩改元政策，兩是銀兩，元是廣義貨幣之代稱。中國的貨幣發行不再用黃金及白銀做儲備，從張居正開始的中國銀本位，正式宣告結束，世上最後一個銀本位國家走入歷史。

　　今日只有一些少數民族，如苗族、土族、白族等仍然大量用銀作為裝飾品，他們「無銀不婚」，沒有銀，男人娶不到老婆，銀仍受到重視，但只有商品價值。

　　銀見證了中國的歷史演化，它曾經在中國風光無限，但它畢竟不敵黃金的燦爛與稀少性；今天，中國在市場上大量收購黃金，中國也不要它了，銀曾經倚門而望的中國，終背棄它而去。沈佳宜、翠翠及美人魚的影像也漸漸模糊遠逝消失，只存在夢境中。

　　本書作者李弘在大學攻讀金融，研究所時期則在劍橋鑽研歷史。本書描述中國近代金融史，引述故事極富趣味又符合史實，令人讀了無法罷手，而照片收集極為豐富，更顯示作者的用心，想必定長期耕耘此領域。本書是值得一讀的好書，我鄭重推薦它。

　　（本文作者沈中華為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曾榮獲美國艾森豪獎學金，擔任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委員、臺灣銀行與金控獨立董事、臺灣大學教授、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系主任、中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系主任、香港金融局訪問學者、美國舊金山及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訪問學者、荷蘭中央銀行訪問學者，以及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究所?究。）

推薦序二

金融造就日不落國，讓中國近代史轉向

厚朴投資董事長�方風雷

　　多年前，日本一位財金官員與我聊起他的困惑：「日本經濟一度居世界第二，政制體系亦算成熟，為何金融市場卻不夠發達？」我跟他說，那是因為你們不講英語。

　　我所言之意，當然不僅指語言。語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其背後是人類置身其中的歷史、文化和生活實踐。我向許多好友推薦過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著的《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English-Speaking Peoples）。自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相繼雄霸世界兩百餘載，絕非偶然。縱觀當今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在哪裡？紐約、倫敦、香港，以及近年來機構投資者十分活躍的新加坡。這些金融市場均有深厚的英語文化背景。

　　哲人有言，觀天下大勢，無論政、軍、經、文，雖紛繁複雜，但其源概出於歐洲。特別是金融，得讀懂英國。大不列顛是一個思考的民族，為世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英國人創造思想，美國人付諸實踐，按中國傳統文化說法，即一個立言，一個立功。如果想要洞悉全球金融市場，把握監管趨勢，不僅要關注美國，更要研究英國。

　　現代世界諸多制度均為英人古老規則之延續，當今世界兩大主要法系之一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就源於英國。普通法制遵循判例的特點，使得法律的形成和演變，能內在於市場運行之中，更能適應複雜多變的金融發展要求，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學界普遍認為，普通法制對投資者保護程度比大陸法制更高。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制國家的資本市場，一般都比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制國家更發達。

　　時至今日，英國對全球規則的制定依然舉足輕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英國經濟學家麥克．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的「雙峰」（Twin Peaks）理論基礎上，英政府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撤金融服務局，代之以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監管局，開啟「雙峰」監管模式，受到各國廣泛關注。美國財政部一份報告指稱，這一模式「可能會是未來最理想的監管結構」。其加大行為監管力度、增強審慎監管的前瞻性思路，對金融監管改革及未來金融業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所以，我稱英國為「老謀深算的金融規則制定者」，乃名副其實。所謂「老謀」，指其淵源深厚，謀略老到；而所謂「深算」，則謂其考慮縝密，設計精良且具前瞻性也。

　　李弘女士的這本《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回溯東西方，特別是英、中兩國金融演變、互動的歷史，為我們了解世界金融規則之淵源及背後理念，提供了嶄新視角。

　　李弘是五道口首批畢業生，學術功底深厚，且一直在金融改革大潮的浪尖行走，對國內外金融業發展有透澈認識。她背後還有兩位英國先生的支持，一位是她在劍橋大學深造時的導師──克裡斯多弗．阿蘭．貝利爵士（C. A. Bayly），其為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暨聖凱薩琳學院院長，擅長英帝國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貝利教授研究了大英帝國時代下，英國人制定的規則如何蔓延至全球不同角落。其著眼點並非倫敦，而是那些受西方影響的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如何以當地傳統和視角磨合外來規則，從而提出東西方互動共同塑造現代世界的論點。因其對歷史學的突出貢獻，貝利教授被授予爵位。還有一位是她的丈夫──一位很有品位的英國男人，他不僅在英國歷史、文化、金融專業知識方面，還在日常生活上對李弘的寫作給予了默默支持。

　　相信這本《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能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在圖文展示和時空穿越中，了解英國，了解世界，也了解我們自己。

　　（本文作者方風雷出生於中國湖南，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高級管理學課程。1993年開始參與籌建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為「第一代中國本土投資銀行家」。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副總裁、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中國工商東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等職。之後，創辦厚朴投資管理公司，目前擔任董事長。）

自序

一切皆屬「未來」：金融仍在改變歷史

　　報考大學時，我選擇的是考古系，結果沒考上，陰差陽錯，跑去學金融，接著進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還涉足過非銀行金融領域。後來回過頭又去歷史岸邊拾貝，還是靠「新聞」引了路。什麼新聞？就是百多年前的古舊《倫敦畫報新聞》（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真正感到自己的歷史知識貧乏，應對不了各方的壓力，是在16年前。那年，我們一個3人小組，在老闆方總的領導下，開始幫助中國石化啟動改制上市項目。很多人都相信，資本市場是個有魔力的地方，只要公司上了市，就能一夜成名，踏上現代企業制度頒獎的紅地毯。可現代企業制度具體是什麼樣，大家都模模糊糊。1997年的中國石化，這家由行政劃撥拼裝（以行政命令移轉經營權）起來的大企業，擁有120萬個員工，上萬個下屬企業，卻瀕臨破產邊緣，眼看著就要解散。這樣的公司怎麼能上市？還想去紐約、倫敦，真是天方夜譚。在辦公大樓四面兜圈的走廊裡，我憂心忡忡的跟在方總身後，不依不饒的討教：「怎麼讓中國石化一年之內變出30億的淨利潤？」方總頭也不回的說：「你們去查英國石油公司1984年上市的招股書（編按：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發行股票時，必須就發行中的有關事項向大眾公開的邀請性法律文件），就從那裡面找到答案。」

　　就這樣，我們重遊了一家英國國企1980年代、40年代、20年代，回顧了它曲折的過去和神氣的90年代。回想起來，那只是一種走馬看花，而忽略了英國一百多年的公司制度、金融市場、商業理念演變的過程。即便我的興趣再大一點，當時的書籍也實在有限。真希望有一本小書能隨便翻翻，幫我們找到捷徑，能夠方便的回溯西方以及東西方金融交往的長長久久。

　　從版畫看歷史，從歷史看金融

　　我有一個興趣，是收藏西方製作的中國題材舊版畫，因此我常常在舊書店裡翻找《倫敦畫報新聞》。讓我詫異的是，早在相當於明末清初的年代，英國就已經出現了不少以財政金融為題材的版畫。

　　

　　這也就是說，我多年對西方金融史的好奇心，啟蒙卻是「童書」式的版畫。兩年前，《財新》雜誌電子版主編繼偉先生要我為雜誌寫點什麼，希望是圍繞著我的金融本行寫。所以，我選擇1588年前後。縱覽東西方金融演變的歷史，並把這一路的演變劃分成五個時代，即：白銀時代、英行時代、分流時代、集權時代和精英時代。

　　在充滿傳奇的白銀時代，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和大明的萬曆皇帝，親手為我們推開現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門。看到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辛辛苦苦為全球貿易創造出第一筆世界貨幣。1588年，更強悍、更野蠻，也更精於組織的英國人攆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貨幣的新主人。跟著嘩嘩流入東方的白銀，我們來到萬曆九年（1581年）的大明，見識了首輔（編按：是指首席內閣大學士，名義上無宰相之職，實有宰相之權）張居正以「一條鞭法」命名的白銀賦稅改革。1600年，英國女王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特許權，原本荷蘭人拿手的東西方貿易，在英國人手裡登峰造極。1699年是中國人應當銘記的年份，那一年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達廣州，中國人從此遭遇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大麻煩。

　　從1694年開始，一紙皇家特許令開啟了英格蘭銀行（簡稱英行）時代。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英行手握特權，建立了英國的國民債務體系和全球金融信譽。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1844年的《銀行法》把它一分為二，同時，英行的一紙鈔票被議會確認為法定的貨幣。英國人創造了奇蹟，不僅控制了世界貨幣，而且連續幾個世紀為全球金融貿易訂立規矩。全球霸權，靠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更靠規則的操控力。1913年，美國學會了英格蘭銀行的這套遊戲，成立了聯邦儲備系統，有了全國統一的貨幣。在兩個講著同一語言的老對手之間，世界的金融霸權開始了又一次轉移。

　　1840年開啟的時代，中國人都會刻骨銘心，但刀鋒並不是金融。從西方統治者的視角看，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大分流的時代。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1794年，來華覲見乾隆皇帝的英王喬治三世特使馬嘎爾尼勳爵，發現東方有一個大市場，但不幸坐落在一艘豪華的龍船上，停泊在巨浪即將來襲的太平洋岸邊。1840年，英國和大清為鴉片和白銀開戰，待塵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現了第一家英資銀行。一邊是西方科技為世界經濟加速，資本為「全球化」鍍金；另一邊，卻是1895年東方帝國可悲的甲午敗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岔道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財政，竟然懸於它所痛恨的西方人給予的外債施捨上。

　　以1897年通商銀行成立為里程碑，中國人終於踏上了財政金融集權之路。這是一個極為艱難混亂的時代，因為直到下個世紀中期，貨幣發行、國家信用、銀行信貸等並沒有集於良政之手，而是為列強、官商、革命黨、軍閥和貪腐的國民政權操控。此間的大事件包括：1928年財政部長宋子文主持成立中央銀行；1933年依據法律「廢兩改元」，再推法幣，結束了千年的貨幣混亂；以及194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壟斷國家貨幣發行，集中統一全國財權。

　　經歷了世紀大危機與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在這個時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從1933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1944年形成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實質上都是利用財政、貨幣、信貸等手段，加強了權力對國內國際經濟的集中控制。

　　最後，迎接我們的是星光閃耀的精英時代。首先被請上舞臺的就是紐約的老J．P．摩根，1912年他參加了國會聽證會，能言善辯的他把一場聽證會變成了個人的演講會，贏得了滿堂彩。金融的燈光從此更多的聚焦在聲名顯赫的個人身上。

　　「二戰」後，央行的體制機制與世界霸權相對定型，和平年代為金融發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環境。1980年代末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上臺後，企業家和市場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1999年，美國終止了1933年推出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標誌著金融家影響力空前強大。

　　1971年在瑞士達沃斯創立的「世界經濟論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世界在聆聽包括來自金融界的各路精英，以個人的名義為人類的命運集體發聲。1987年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主政美聯儲，金融創新駛入快車道。擁有智慧財產權、財富和各種特權的精英們，連結著市場、機構、社會、政府和國際社會，他們的思考與舉動，日益成為解讀金融乃至世界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從歷史解讀過去，從金融看見未來

　　在梳理的過程中，我儘量遵從導師克利斯多弗．貝利勳爵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裡教給我們的思考方法。第一，要把世界看成是多中心的。在西方史學偏重大英帝國和列強的時代，貝利教授帶我們去看了中東、東南亞、東亞、南亞和北非，它們在不同的社會領域、經濟生活中保持著活力與創新力，它們和「現代世界」共同誕生。把世界看了近百年的語言學家周有光老先生說：「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我想，他也是指同一個方法。第二，時代為什麼發生了變化？是物質決定的還是精神決定的？是政府推動的還是市場推動的？是靠精英引領，還是靠大眾的激情？貫穿著什麼樣的文明基因，又給後人留下了哪些文化積累？就是在金融這樣一個細分的經濟領域，也迴避不了這個「第一推動力」的問題。貝利認為，經濟的發展似乎不能證明它總是先於其他因素起步，不同的社會領域在不同的時間裡，以不同的程度相互影響，相得益彰。

　　我最敬愛的一位智者是資中筠先生。她提到過一件事，是美國一位歷史學教授對中美學生拜師的比較。對同一個為什麼學歷史的問題，美國學生說是為了興趣，中國學生說為了救國。為興趣讀歷史，我在英國時也感受到這種奢侈。那裡每年出版的歷史題材的書籍，排山倒海，收羅了各種或時髦或早已褪色的話題，還時不時在暢銷書榜上占據鼇頭。優秀的年輕人雲集在優秀大學的歷史系，他們並不一定想成為歷史學者，但對過去充滿好奇。其實，為興趣讀歷史絕不會讓人止於興趣。日本的歷史名家池田大作說過，當今正是需要樹立正確歷史觀的時代，「深刻而正確的歷史觀，就是對未來人類最好的饋贈」。我們在為興趣看歷史熱鬧的時候，應當要記住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