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文字血淚

前言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文字之禍像一條綿延不絕的毒線，從秦朝一直到晚清。它雖然時隱時現、時緩時烈，卻是無法根除的，因為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作為統治者來說，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肅統治階級內部異己力量的法寶，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異端思想的工具；既是進一步加強皇權的需要，也是鞏固王朝統治的強化劑。

　　這裡所說的「文字之禍」，概念的內涵基本上同於「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鎮壓知識分子反抗、加強思想文化專制，從其著作詩文中摘取所謂違礙字句，羅織罪狀，稱為「文字獄」。中國文化史中，不時可見「文字獄」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獄」是因文字得禍的一個統稱，細緻分來，還有一些具體的種類。如因為撰寫史書而忤逆統治者的，可稱為「史禍」；因創作詩詞曲文被挑出「譏謗」、羅織罪名的，可稱為「詩禍」。舉子或考官因考試的文字而罹禍的可稱為「科場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寫賀表謝箋而遭殺身之禍的，可稱為「表箋禍」；因為撰寫私人著作被統治者找出所謂「悖逆文字」的，可稱為「逆書案」……等等。當然，因文字而得禍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以上所說，是主要的幾種。

　　文字獄是個歷史性的範疇，它是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生、強化及衰亡而發生、發展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字獄有不同的特點。這是由當日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個性、心態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因而，對於文字獄的考察研究，離不開對當時社會的整體觀照，尤其是對意識形態特點的了解。

　　我們不妨就幾例文字獄作一點簡略的分析。

　　先看春秋時期的齊太史「直筆」事件。

　　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崔杼設計捉姦，包圍了莊公，莊公跳牆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齊國的太史便記錄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對這個記載既惱怒又害怕，於是，便把這個史官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寫，還是寫「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殺了；太史的另一個弟弟又接著寫：「崔杼弒其君」，崔杼無可奈何，只得作罷。

　　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例史禍。它反映了春秋時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秋時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直筆」，客觀、準確地記載歷史事件，「不虛美，不隱惡」。而要做一個「良史」，就難免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害怕遺臭萬年，便不許史家直書其事。史家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堅持秉筆直書，結果是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憑藉手中的權勢迫害史家，於是產生了史禍。

　　北魏崔浩《國書》案，是南北朝時期一起著名的史禍，（本書有較詳的披載）。它的發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範圍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寫三十卷卷的編年體《國書》，記載了北魏統治者立國前後的一些史實，後來又將《國書》全書內容都刻在石碑上，立於通衢大道之側，一些鮮卑貴族看到了史碑上刻著鮮卑族統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為惱火，到太武帝那裡告崔浩「暴揚國惡」，結果崔浩受盡屈辱後被太武帝處死，與其聯姻的幾家北方士族也都被滅族。

　　這件史禍實際涉及到北魏初期鮮卑貴族集團和北方漢人士族集團在利益上、文化上的衝突。崔浩作為漢族士族的代表人物，是處處維護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輕視鮮卑人的，鮮卑貴族作為北魏的統治階級，對於漢族士族的自貴自重不能容忍，於是早就把崔浩視為眼中釘，久欲除之。太武帝本來是很欣賞、器重崔浩的才幹的，但他作為鮮卑貴族的最大代表，當然首先要從本民族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恐怕也很難避免崔浩的死。

　　因詩詞而得禍的詩禍事件，在文字獄中恐怕是數量最多的，很難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因為因詩罹禍者實在太多，而且詩禍最為典型地體現出文字獄的特點：牽強附會，深文周納，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內」之罪。

　　「詩言志」、「詩緣情」，這兩個詩學的基本命題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了詩歌抒情達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對於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詩（也包括後起的詞、曲）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嚴羽對詩所下的定義是很精當的：「詩者，吟詠情性也。」（《滄浪詩話．詩辨》）有的時候，詩可以作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舉中的詩賦取士，而詩賦取士也是產生於社會上普遍為詩的風尚之中的。科舉中詩賦取士作為一種導向，和社會上普遍尚詩是互為因果的，詩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們吟詠情性渲洩內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們的情感是複雜的、豐富的、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感的豐富性，造成了詩的內涵的豐富性。而在諸種類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憤之情，尤易撥動人們心弦。因而，外國有「憤怒出詩人」的說法，中國有「詩窮而易工」的命題，都是大量創作實踐的總結。南朝詩論家鐘嶸就特別重視怨情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他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詩品序》）

　　鐘嶸所評價的五言詩中，也多為哀怨之作，如其評《古詩》云：「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評李陵詩「文多淒愴，怨者之流」，評班婕妤詩「詞旨清捷，怨深文綺」；評曹植詩「詞采華茂，情兼雅怨」，等等，此類甚多。這固然有鐘嶸的評詩標準，眼光在其中，但同時也是詩歌創作中的客觀存在。

　　詩中有這麼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網嚴密的時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詩與政治的聯繫又是密切的，中國士人又有很強的干政意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勢必關心當朝時政，寫作詩賦，也免不了直接或間接地議論政治。這在唐、宋詩人中尤為普遍，而到明清時期，則被文字獄的血腥嚇怕了，對於時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某些時政的詩中找出「罪證」來——只要你的政敵盯上了你的作品，也是不難辦到的。

　　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徵與闡釋方法，也給文字獄的製造者提供了方便。中國的古詩，講究「弦外之音」、「韻外之致」，推崇「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感。因而古代詩人們作詩，力求意境的朦朧含蓄者多，在極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創造更為廣闊的審美時空。而對於詩歌的闡釋則主張「詩無達詁」，也就是說，對於同一首詩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闡釋。這也為某些文字獄製造者提供了「斷章取義」、曲解其詩的方便。

　　我們可以從幾樁詩禍中來看這類文字獄的特點。

　　遼道宗時，懿德皇后蕭觀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為太子，太子長大後參與政事，成為權奸耶律乙辛的障礙。於是，耶律乙辛便設計陷害蕭觀音和太子。他指使別人寫了誨淫的《十香詞》，說是宋朝皇后所為，騙取蕭觀音的墨跡，同時蕭觀音還針對《十香詞》寫了一首《懷古》詩，針砭趙飛燕一類以媚入寵、干政敗國的行為。耶律乙辛卻舉以為蕭觀音與宮中伶人趙惟一的「罪證」，因為在詩中找出了「趙」、「惟」、「一」三個字，這當然就激怒了道宗，蕭觀音被賜自盡，趙惟一被滿門抄斬，禍滅九族。

　　再如北宋《車蓋亭詩》案。元豐時期宰相蔡確被貶出朝，調知安州，在車蓋亭寫下十首絕句，與他早有嫌隙的吳處厚得到此詩後，為了搆陷他進行了「箋注」，如對第三首絕句的箋注，詩是這樣寫的：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覺莞爾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本是一首抒寫閒適心情的作品，吳處厚箋注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詩是這樣的：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這首詩本是寫夏日景物的，別無深意，吳處厚則箋注為「譏新進用事之人」。蔡確的一組抒寫夏日閒適情懷的絕句，就被曲解為有政治含義的「謗訕朝政」之作。吳處厚以此進行告訐，結果蔡確被再度遠貶嶺南。

　　詩禍中也有確有譏謗之意的，像蘇軾的《吳中田婦嘆》等作對王安石新法的諷刺，但更多的是這類靠曲解來陷人以罪。

　　表箋禍是明太祖朱元璋時期一種特有的文字獄。明初制定：凡遇正旦、冬至、萬壽聖節等節日以及其他節日慶典，官府必須上表祝賀，遇有恩典賞賜也須依例上謝恩表。太祖朱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卻大，對表箋中的字句亂加猜疑，妄作附會。他當過和尚，對於「僧」、「髮髡」、「光」等一律忌諱，他參加過農民起義軍，怕被人說成盜賊，對於「盜」、「賊」一律忌諱，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觸犯了他。如表箋中的「則」字，他附會為音近的「賊」，於是本來是一些陳言套語的「作則垂憲」、「建中作則」、「儀則天下」等，都犯了大忌，作者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腰斬。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殺。一大批表箋禍形成了明代文字獄的第一個高潮。

　　科場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獄，有些是科場舞弊而受彈劾的案子。科場案中的文字獄，主要是試題或考生答卷中的文字犯忌，當事人可能是舉子，也可能是考官。

　　明初洪武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年）會試，考過之後發現試題有「譏諷」朝廷的文字，並且出現了應該迴避的「兇殘」字樣（如「死」、「亡」、「傷」、「絕」等），太祖大怒，誅殺考官白信蹈、狀元陳?等人，會試作廢，詔命複試。

　　嘉靖年間，也時有科場案發生。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年）的鄉試中發生文字獄，舉發人是當時的禮部尚書嚴嵩，查出考官寫評語沒有署名，諸生對策多有譏訕時政的文字，嘉靖皇帝下令逮捕考官右春坊、右諭德、江汝璧等，最後予以貶官處分。

　　此處所舉的幾種文字獄，不過是文禍史上的九牛一毛，用以見其一斑而已。儘管各類文字獄的形式表現不同，但最終歸結為根本問題，就是強化封建專制，消滅異端思想。

　　二

　　漫漫三千年，文字獄如同一個擺不脫的夢魘，甩不掉的陰影，與封建社會相伴相生。

　　但是，文字獄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非常猖獗的，它的產生有特定的歷史條件。在思想文化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裡，如先秦時的「百家爭鳴」時期，人們思辨能力大大提高，思想空前活躍的魏晉清談時期，還有文化高度開放的盛唐時期，都極少有文字獄出現。相反地，在中央集權大力加強，思想統治嚴密禁錮的時代，文字獄就常常應運而生。而且文字獄的多寡、緩急，與帝王的個性、心態，都有很密切的聯繫。這其中既有歷史的規律在起作用，也有偶然的因素摻雜於其中。

　　據郭成康、林鐵鈞在《清代文字獄》一書中的概括：「中國封建社會文字獄比較集中的有三次：南宋初秦檜擅政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時期和清代康、雍、乾三朝。」這個認識是客觀的。

　　南宋初年，秦檜竊居相位，專擅朝政。他推行投降妥協政策，對於朝野主戰派勢力加以瘋狂迫害。文字獄在秦檜手中，成為打擊不同政見者的主要武器，秦檜人格卑劣，陰險狡詐，專門以「莫須有」的罪名來整人，除了殺害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飛而外，對於文臣中的反對派，秦檜側重干製造文字獄來進行迫害，如對胡銓、李光、趙鼎，都是以文字犯禁而定罪名，同時還株連他們的許多友人、同道，理由無非是與案主「書札往來」、「譏謗朝政」，同樣是文字獄的性質。

　　明代朱元璋大搞中央集權，一方面殺戮許多功臣宿將，另一方面大搞文字獄，誅殺許多文人。朱元璋弄的那些文字獄，基本上都是毫無道理的，不著邊際地胡亂比附、猜疑，所殺的人都是無辜的，這一方面是強化皇權的需要，一方面又是朱元璋本人的「雄猜」的個性所導致的，朱元璋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濫殺多少無辜，他是在所不惜的。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經歷也造成了他某種獨特的心態，誰一不小心撞在他的忌諱上——其實，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臆測和無理聯想——就會被砍頭，被腰斬，乃至於凌遲。太祖時期，形成了文禍史上血流如潮的一個突出的高峰。

　　明成祖朱棣在朱家王朝的內部戰爭中取勝，建文帝被迫自焚，朱棣即帝位，殘酷殺害許多不肯臣服於他的士人如方孝孺、練子寧。朱棣即位，讓方孝孺為他起草登位詔書，解釋說：「我不過是學周公輔成王而已。」方孝孺追問：「如今『成王』何在？」朱棣說：「他已自焚身死。」方孝孺又問：「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朱棣說：「國家必須靠長君主持。」方孝孺再問：「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按住性子說：「這是我朱家的事，你不必多管！」方孝孺把筆擲於地上：「死就死吧，詔書我不能寫！」朱棣威脅說：「你難道不顧宗黨九族嗎？」方說：「就是滅十族也無奈我何！」朱棣大怒，磔殺方孝孺，並且真的滅他十族，朱棣不僅殺害了方孝孺等人，還禁止他們的文字著作。朱棣下令：凡是方、練等人的文字著作一律交出燒燬，私自收藏者殺。這就具有了文字獄的性質。而成祖朱棣所製造的文字獄，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產物。

　　清代是文字獄最為集中、最為殘酷的朝代，清代的士人，被文字獄弄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也不敢發揮自己的思想，沒有創造性可言。龔自珍的著名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詠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清朝士人的普遍心態。

　　清朝的文字獄集中發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既與帝王的個性有關，同時，更有複雜的政治、歷史原因。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廣大漢族人民和士人的反抗，在清初很長一段時間內，反清思想一直存在於下層群眾和許多漢族士士大夫之中，反清復明，成為地火般運行的信念。這使清朝統治者如坐針氈，對於各種文字形式的任何一點民族情緒必欲撲滅之。所以，清朝前期的文字獄，很大一部分有反清之嫌。如著名的《南山集》案、莊廷《明史》案、曾靜、呂留良案等，都有明顯的反清思想痕跡。在對這類案件的處理中，統治者是絕無寬貸的。

　　利用文字獄來打擊朋黨，消除有礙於皇權專政的不利因素，是清朝皇帝製造文字獄的重要目的。雍正帝誅殺功臣年羹堯，也是以文字獄手段進行的，年羹堯所上賀表中把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成了雍正對他下手的口實，年羹堯被誅後，阿附年的汪景祺、錢名世也因讚頌年的詩文而得罪，而雍正處置汪、錢，目的在於除掉朋黨。

　　清朝文字獄與幾位帝王的個性有很密切的關係。康熙朝文字獄較少，且處理手段較輕；雍正、乾隆兩朝則越來越多，而且處理手段殘酷。據郭成康、林鐵鈞統計，康熙六十一年間文字獄不超過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間文字獄近二十起，乾隆統治中國六十三年，文字獄在一百三十起以上，這實際上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因為所能統計的，僅是見諸於中央政府檔案中的材料，地方上較輕的文字獄沒有檔案保存下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情況，是逐步升級，越加殘酷。

　　相對而言，康熙帝的個性較為寬厚。康熙一朝，重大的文字獄案有兩起，一是莊氏《明史》案，另一是《南山集》案。莊氏《明史》案，處理嚴酷，殺人極多，但當時的康熙帝不滿十歲，主政的是四位輔臣，康熙尚未親政，所以康熙是難以負這個責任的。到康熙晚年《南山集》案的處理，就相對寬緩，只殺了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相關的人都被寬宥免死，「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前後相對比，見出康熙還是較為寬厚的。

　　雍正對文字獄的處理表現出他獨特的個性和心態。雍正一朝最大的文字獄，是曾靜、呂留良案，雍正採取了「出奇料理」的做法。一是赦免了活的案主曾靜、張熙，卻對已死去近百年的呂留良大加誅伐，開棺斫屍。他不但沒殺曾靜、張熙，還讓他們到處講演，現身說法。雍正還告誡子孫，永遠不得殺害他們，這個做法是為一切人所始料不及的。二是將曾靜等在文章中暴揚雍正的罪狀這樣一些「反面材料」，有意公開、編印成冊（當然都經過《上諭》批駁），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行全國，這又是一奇；再就是給呂留良定罪前廣泛徵求士人意見，實際是讓天下士人認可，這又是一奇。雍正對曾、呂案的處理表現出他性格上的自負，好「以理勝人」，同時雍正又不惜屈萬乘之尊，親自出面與對手辯論，有時竟如小兒吵架，這又暴露出雍正的浮躁性格。

　　在對文字獄的處理上，還表現出雍正帝的刻薄來。如對錢名世案的處置，也是「前無古人」的。錢名世阿附年羹堯，雍正要拿他開刀，整肅士風，交大學士、九卿議罪。大學士、九卿認為錢名世甚屬「悖逆」。按照這個罪名，錢名世至少要處斬，親屬九族也要遭殃。雍正帝卻不同意將錢名世處死，而是想出了一個比處死更損的處置辦法：「錢名世革去職銜，逐回原籍禁錮，御書『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於錢名世所居之宅。」這塊匾額掛在錢名世的府上，使他比死還難受得多。雍正的這一招兒，豈不是太刻薄、太陰險了嗎！

　　乾隆朝的文字獄有很多是牽強附會、無理挑剔。如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指斥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胡中藻「從寬」處斬。從某種意義上說，乾隆對文字獄的處理更為殘酷、更為荒唐。這在乾隆處理「瘋漢文字獄」上更能明顯表現出他的殘酷，丁文彬、王肇基等都是精神病患者，因發狂想或渴望當官而寫的一些東西，被定為「逆案」，加之以死罪，而且乾隆還惟恐案主瘐死獄中，不能死在大庭廣眾之下，必欲提前給瘋子一個千刀萬剮，這就未免過於殘忍了。

　　文字獄中真正有反清思想的，為數甚少，大多數是無辜受害。有些甚至是為了獻媚討好，沒想到卻觸了刀口。魯迅先生對清初的文字獄有這樣的議論，讀來覺得非常深刻：

　　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裡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裡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畫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沖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且介亭雜文．隔膜》）

　　對於清朝的文字獄，魯迅先生的妙喻深刻揭露了本質。統治者製造文字獄，就是要使人們「不再開口」，也不許有任何異端思想。士大夫們的風骨、氣節、生機，到清朝時已被無數的凌遲、殺頭摧殘殆盡，有誰還敢「處士橫議」呢？「萬馬齊喑究可哀」，清朝統治者才真正滿意了。

　　三

　　本書並非是系統的「文字獄史」，而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些較為典型的文禍現象。既談不到全，也談不到專，並不能回答有關文字獄史的所有問題。而筆者所致力的方向，卻是使更多的民眾透過閱讀，來了解中國古代文字獄的輪廓。

　　不妨把這本書納入專題史的範疇，這本書（整套叢書大略亦然）在某種程度上注重了文學性，用文學的筆法來表現歷史事件，但是所能虛構和想像的部分，只能用在嚴謹的史料基礎中的一些細微的部分。這些細部是史志上無從記載的，譬如對某人心理活動的描寫，當然是不見於史乘的，但又是不離開事件基本框架的合理推斷。這些地方用了諸如描寫、渲染等文學筆法，但絕非歷史演義，也非小說，這種寫法確乎是一種嘗試，究竟最後能成為一種什麼樣的風貌，似乎還沒有可以比照、借鑑的東西。

　　筆者雖然也時常沉溺於史籍，但都是為了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的歷史背景參照，有寫過幾本書，但從來沒寫過純粹的史學著述，因而沒有底氣，也沒有資格來談史學方法論問題。但我明白這樣一點：書寫出來，是為人們看的。我也知道，有些著作在當世可能少有問津，而在後代卻可以成為「不朽」。但我認為，書的對象，首先應該是當代人。寫的是古事，卻是為當代提供「史鏡」。

　　就這本小書而言（全套叢書都有這種期許吧），就是既要具有史學品格，又要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也許自期甚高，「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盡力而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