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史登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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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住在麥索的印度女性好友，她叫作哈里妮（Harini），她告訴過我一個故事。她以前有個鄰居叫多樂斯瓦米．艾因嘉（Doreswamy Iyengar），是麥索君王一九三○年代的顧問。有一天，多樂斯瓦米帶著兒子來哈里妮家作客，她發現那個原本圓圓胖胖的小男生瘦了一大圈。「你瘦好多喔！」她說。他們回道：「對啊，我們做了一陣子瑜伽了。」多樂斯瓦米還告訴哈里妮：「一九四○、五○年代的時候，每到羅摩誕辰節慶（Ram Navami），麥索各地都會搭建舞台，讓音樂家、詩人、歌手和演員表演。帕達比．喬艾斯當時和我住在同一條街，舉辦慶典的時候，他都會上台表演各種體位法，一下用手走路，一下跳來跳去，左扭右滾的。我朋友跟我都覺得：『這個帕達比在幹嘛啊？他像個猴子一樣跳來跳去的，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們當時沒把他當一回事。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他都心想：『你看他多了不起，學識淵博、聲名遠播。他把瑜伽傳布到世界各地，這是多偉大的成就啊。』瑜伽一直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以前卻一直不知道它的偉大。而帕達比從來沒有放棄堅持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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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激勵人心的故事提醒著我們，帕達比．喬艾斯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就一直全心專注於阿斯坦加瑜伽。我們西方人常常忘了，瑜伽在印度其實並非一直受到重視；事實上，一般大眾認為瑜伽是僧侶、隱士、江湖術士或是巫醫練的玩意。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去印度學瑜伽，完全不知道當地的文化、地理，以及印度哲學的基本概念。我對瑜伽的知識少之又少。我以為印度人都懂瑜伽，去了才意外的發現，大多數人其實一竅不通。很多人學識豐富、虔敬熱忱，但是練習瑜伽的並不多。一九九一年，蓋伊．唐納海（Guy Donahaye）和我剛開始在麥索向帕達比．喬艾斯學習時，瑜伽的文化地位並不如現在的印度和西方社會。每次有印度人問我來印度幹什麼，聽到我來學瑜伽之後，大部分人都說：「喔，瑜伽啊，瑜伽很健康啊。」當然，健康很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它對於靈性修養的價值。其實西方人特地前來印度學瑜伽，通常並非為了健康，而是為了追求靈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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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印度剛剛開始進口西方商品，偏遠郊區還沒有受到百事可樂、可口可樂等知名品牌和速食店的污染。瓶裝水並不好找，去一趟郵局要費上一整天，預約打通長途電話、去銀行換錢更令人頭痛。做什麼事都很花時間，又考驗耐性，這剛好是西方人個性裡最缺乏的。雖然我不像一九七○年代來的練習者那麼辛苦，還是要慢慢適應這裡的生活。洗個熱水澡是奢侈的享受，沒有電子郵件，從我的家鄉紐約去麥索要舟車勞頓好幾天。儘管每天充滿挑戰，不過幸好印度人親切和善，天天都有陌生人邀請我們去家裡喝茶、吃飯，或是參加一連三天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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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難處，讓來印度學瑜伽的經驗顯得更加可貴。這裡的生活簡樸，不需要太多物質就可以過得很快樂。我很珍惜在那裡的分分秒秒，卻從來沒想過不久的未來，會有大批瑜伽學生前來朝聖；尤其二○○二年，古儒吉在高古讓（Gokulam）的新教室開幕之後。在那之前，麥索的瑜伽學生並不多；一班二十個或二十四個，大家就快受不了了；四個或八個才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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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達比．喬艾斯的教學和一般西傳的瑜伽學派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沒有什麼典籍文獻；正因為這樣，大家就更想來這裡尋求資訊。艾揚格（B. K. S. Iyengar）寫了《瑜伽之光》（Light on Yoga），尤迦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寫了《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Yogi），斯瓦米．維希紐特瓦難達（Swami Vishnu-devananda）寫了《圖解瑜伽全書》（The Complete Illustrated Book of Yoga）。而我們必須和帕達比．喬艾斯親自相處，才能聽到幾個英文單字，才能感受那雙令人懾服的手，把我們的身體擺成令人退避三舍的姿勢。他的英文能力有限，也非常簡單明瞭——或許這正是受到過度教育的西方人所需要的教學方式。他的「根鎖」（mula bandha）就是「夾緊肛門！」提到呼吸，他的指令就是「自由的呼吸！」不論問他什麼問題，他總回答：「練習，都會來的。」帕達比．喬艾斯可以用他的母語坎那達語侃侃而談，情緒激昂的引用瑜伽經典、古典哲學、印度神話，講述聖者和仙人的故事，說到熱淚盈眶，不過英文教學畢竟有很大的語言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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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學生而言，理解帕達比．喬艾斯的教誨就像尋寶、解謎遊戲一樣。如果我努力鑽研他說的每句話，也許可以領略他想傳達的道理。如果他引用了某本書的句子，我就當他在暗示我去找這本書來讀。當然，有時候找了半天還是不知道他講的是哪一節經文。然而，只要付出心血，我們總是會有所收穫。事實上，在印度的傳統教育文化中，學生應該努力了解老師的心意；唯有透過認真的追尋，而非填鴨式教育，知識才會彰顯。瑜伽的經典有提到，老師可以指引你做什麼、怎麼做，但是學生本身必須豐富個人的經驗，持續、熱忱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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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出現以前，所有古老的文化都透過口述傳承，印度文化也是如此。時至今日，印度在知識的傳遞上仍然延續口傳的傳統。阿斯坦加這種精奧的練習不能看書學習，老師很重要；老師必須有實際的練習經驗，也必須是口傳系統中的重要環節。一九六○年代末期就住在印度的苦行僧藍普里（Baba Rampuri）說過，在次大陸流浪了這麼多年，遇過很多的聖人和苦行僧，每個人都帶著口傳的一小片拼圖；一點一點的拼湊之後，不同的故事、知識慢慢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知識並非一人獨有，它無所不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小塊。在追尋、聆聽的過程中，在不斷向其他追尋者和前輩討教的過程中，我們的知識也不斷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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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為帕達比．喬艾斯的學生，也背負著一部分的口傳責任。透過他的教學和指導，我們也和他一樣，變成這個智慧傳承中的一環。一九九○年代，當我在翻譯帕達比．喬艾斯寫的《瑜伽瑪拉》（Yoga Mala）時，我發現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說故事，有時候連續好幾天告訴我哪個學生哪幾年來印度上課。我後來慢慢發現，他之所以不斷重複這些故事，其實是為了讓記憶保持鮮明，讓記憶保存在他心裡，也保存在這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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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瑪拉》出版之後，大家跟著越來越重視保存、收藏帕達比．喬艾斯的教誨。他學識淵博，幾乎沒有人像他一般有智慧。他的演說、教導極為珍貴，若不加以記錄，很快就可能失傳。當我閱讀蓋伊．唐納海整理的學生訪談時，我彷彿聽見帕達比．喬艾斯的智慧透過學生的聲音再次傳達出來；每一個聲音都是獨特、清新的詮釋，呼喚著與日俱增的阿斯坦加練習者。其實這些訪談原本並不打算整理成書，但是在古儒吉的支持下，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在他二○○九年五月逝世前）。這也必須感謝她的女兒莎拉絲瓦蒂、兒子滿祝、外孫夏勒斯、外孫女夏蜜拉，以及所有受訪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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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沒有收錄兩位重要學生的訪談。第一位是安德烈．范里斯白（Andre van Lysebeth），因為他已不在人世。他是第一個和古儒吉學瑜伽的西方人，早在一九六四年來印度旅遊時，就跟隨古儒吉學習兩個月，後來還寫了許多關於瑜伽的書籍，其中一本叫作《生命能控制呼吸法》（Pranayama），裡面放了兩張古儒吉的相片，還寫著古儒吉住在麥索的拉施密普蘭（Lakshmipuram），許多有心學習瑜伽的人於是順著這樣有限的線索來尋訪。另一個學生是瑪麗亞．海蓮娜．巴斯提朵（Maria Helena Bastidos），她是巴西一所瑜伽機構Yogocen的經營者。瑪麗亞在一九七三年就和古儒吉見過面，也是第一個邀請他到印度以外教課的人，古儒吉也因此以代表身分參加過她在聖保羅舉辦的瑜伽大會。瑪麗亞目前仍持續在巴西和印度舉辦瑜伽大會，也在印度的哲學和練習上投入很多心血，未受訪純粹因為時間安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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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印度苦行僧所言，我相信這裡收錄的每一篇訪談都是一小片拼圖，讓人一窺帕達比．喬艾斯說不盡的故事，以及他對阿斯坦加瑜伽的教學；每一篇訪談都蘊含些許智慧瑰寶，讓人以不同觀點看待瑜伽練習，了解帕達比．喬艾斯不為人知的一面。相信大家看過之後，會更珍惜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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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和滿祝．喬艾斯聊天時，他特別告訴我，身為瑜伽練習者，我們應該感謝那些為我們開門的人，因為他們的勤奮不懈、排除萬難，我們才能有今天的學習。這本書就是要向那些「開門者」致敬。事實上，滿祝特別提醒我們別忘了早期的練習者，他還幫我們聯絡很多古儒吉在印度的老學生受訪。但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對帕達比．喬艾斯獻上無限的謝意，要是沒有他孜孜不倦的耐心教導，我們根本不會了解阿斯坦加瑜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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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十一月，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