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好望角至江戶灣
佩里與曼德拉
嘉永五年,陽曆一八五二年十一月,肩負著讓日本開國的使命,佩里率部從美國東部的海軍基地啟航,橫越大西洋,沿非洲大陸西岸南下,恰好在兩個月後(即一八五三年一月下旬)進入非洲大陸南端的開普敦,這裡曾是英國殖民地。佩里艦隊下錨於江戶灣浦賀,那還得再過五個月。下錨浦賀是本書第一個話題。
佩里艦隊從大西洋駛往印度洋,航程中所見非洲、亞洲各民族的情形被《佩里提督日本遠征記》描繪得栩栩如生,那一帶曾是歐美殖民地。我在介紹南非的同時,權將這些內容代作本書序言。
英國與南非各部族的穆蘭傑尼戰爭發端於一八五?年。一八五三年,南非的戰事以英軍獲勝結束。佩里造訪了被捕入獄的柯薩族酋長夫婦。酋長武運不佳,妻子與部下都成了俘虜。酋長二十五歲左右,相貌堂堂。畫家布朗所繪酋長伉儷肖像中,夫人畫像高懸其上。這在《佩里提督日本遠征記》的圖版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畫中夫人氣質高雅,流露出深深的憂愁。科薩族的子孫之一就是南非共和國反種族隔離的鬥士曼德拉,他是不屈不撓的社會活動家,之後當上了南非總統。
在鎮壓非國大武裝反抗的審判(瑞佛尼亞審判,一九六三年)中,曼德拉的抗辯引起全球矚目。如同曼德拉在自傳和抗辯中所述,他從處境悲慘的部族長老那裡聆聽了七十多年前各部族首領的種種故事,他們在十九世紀前期至中期的戰爭(血河戰役、斧頭戰爭以及穆蘭傑尼戰爭)中敗給英國。曼德拉聆聽著這些故事長大成人。長老講述的是戰敗的英雄們面對英軍時的「勇猛」、「心胸寬廣」和「謙恭謹慎」。(《遠征記》把各部族統稱為「卡菲爾族」,但這在當時是蔑稱)
尊重少數人的黑人傳統文化
曼德拉觀察並認真學習了酋長養父及其部下在部族會議中所展現的施政能力。會議持續不斷,直至全場意見一致。部族人對酋長可以嚴厲批評,毫不客氣,而酋長始終一言不發,側耳聆聽。若有反對意見,下次會議還需再議,決不會出現少數意見遭受多數人壓制。曼德拉也是一名西學精湛的律師。關於領導能力,曼德拉說他從南非部族會議學到甚多,直到晚年才培養出領導才幹。
當時是十九世紀中期,與歐美不同,黑人傳統文化被視為「未開化」,但它具備真正尊重少數人的獨特包容能力。這就是培養出曼德拉、非國大泛非主義的理念、發起泛非主義運動的一大原因。泛非主義對白人也門戶開放。至於政權,曼德拉與非國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終於推翻了白人統治。
黑人傳統文化未被消亡,而是生生不息。曼德拉成長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親眼目睹了部族會議,聆聽了部族先人的英雄故事。而當時的南非是最黑暗的年代,政府把黑人擠壓在國土百分之幾的狹隘土地上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能從這種時代存活下來,並堅持反種族隔離運動,這種傳統文化的堅韌不拔非常值得欽佩,因為它具備了一種力量,根本不是未開化,而是逆轉了歐美文明。
對成熟的民眾世界進行重新評價
也因為受到越南戰爭等影響,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已經開始重新評價亞洲傳統社會。出現了對傳統文化、傳統社會進行全球性再評估的新動向。受此影響,即便是日本,從八十年代起,人們對江戶時代後期的觀點也產生了新變化。相對於歐美文明,從前的日本處於半開化狀態,明治政府後來也主動接受了如此評價,但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人們逐漸從這種評價中解放出來。
尤其是在民眾史研究中,傳統社會被作了新詮釋。也如本書所述,江戶時期,民眾提請訴訟頗為活躍,遠超我們的想像。普通百姓參與農民起義,事實上也得到公認,幕府和諸藩大多接受農民頻頻發起的申訴。江戶時期,幕府和諸藩的統治中存在著成熟而靈活的管理體制。
面對歐美列強的到來,南非的事態遠比日本要嚴峻(據說南非文化內核比較發達),但即便如此,南非與日本仍是內在相通的:傳統社會並未解體。但正如正文所述,以成熟的傳統社會為背景,幕府外交也會發揮其力量。日本位居「遠東」之東,地理位置優越,在發達的傳統社會影響下,開國思想得到接受,並逐漸固定在文化之中。如此一來,就保持住了日本獨立,這種說法是本書一以貫之的立場。
傳統社會的力量並不限於幕府的外交能力。地域經濟的發展培育了一大批商人(推銷商),他們蜂擁而至,殺到開埠之地,這也表明了傳統社會的力量。在日本,貿易不是由於外來壓力,而是由內而外地發展的,這一事實也由近年來的經濟史研究得以證明。
重新審視維新史
開國思想較早地深入到了日本社會,倘若真是如此,就有必要重新審視人們對於幕末維新時期的評價,迄今為止的評價都是強調日本對外危機的嚴重性。
如果以迫在眉睫的對外危機為前提,那麼,就連專制性近代國家的速成也會成為「必然而至的國家性課題」。但從一八七一年開始,由於政府要員長期關注歐美,卻把日本「付諸闕如」了,這種現象又能如何解釋呢?存在歐美列強的壓力,這是事實,但日本不是與此對抗,而是相反,它把這種壓力當作順勢東風,借勢轉向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明治政府外交政策的這種發展過程,以及日本民眾依靠傳統社會與新政府展開激戰,我想以這兩點事實為中心,在介紹江華島事件新史料等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的同時,重新描繪維新史。
追記:關於書中年月日的標記,到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只要不是預先特別說明,全部採用陰曆。而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以後則改換成陽曆。
由於版面關係,我也比較重視行文簡潔易懂,故對所引史料,有時會活用原文韻味,部分改譯成口語體。引文中〔〕內的解釋是作者所做的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