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

序章

臺灣的後殖民問題：重新閱讀及面對臺灣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節錄）

李承機、李育霖（本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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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臺灣的後殖民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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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略自1990年代以降，臺灣學界關於臺灣被殖民歷史經驗的重新理解多半被放置在後殖民的框架中，我們將之稱為臺灣的「後殖民計畫」。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與政治背景，比起世界其他地區的眾多前殖民地，臺灣的後殖民計畫或方案明顯「遲到」（belated）。所謂「遲到」，不僅意味整個計畫的「延宕」，更意味計畫的「未完成」。更確切地說，由於臺灣社會自身狀況條件與周遭歷史環境的持續變化，一方面產生對後殖民計畫更強烈的期待；但另一方面，這一期待卻也反諷地持續深化該計畫的延宕與未完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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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種未完成狀態延宕至2010年代的今日，本書認為有必要重新理解此一後殖民計畫的未完成狀態。事實上，臺灣如今必須清楚面對此一未完成的後殖民計畫似乎日漸無法指向一個確切的未來時分，亦即必須對於計畫進入「完結」階段的可能性抱持懷疑的態度。不管歷史的實際發展或後殖民社會的狀況條件使然，本書主張當前的臺灣社會必須透過重新閱讀及面對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來為臺灣的後殖民問題尋求另一個可能的思想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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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殖民地經驗與被殖民者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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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殖民運動根植於二元的思維風格與意識型態，習慣將殖民與後殖民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對立的兩軸，也因此，殖民與後殖民的種族、社群、歷史與文化等明顯地被區分開來。然而這些區分的背後更關係著「主體性」的建構，這是我們看見臺灣與其他前殖民地國家與地區一樣，在後殖民的運動中熱切地透過共同體的想像，乃至歷史與文化系統的建構等，嘗試建立一個差異於殖民者的「主體」。然而，殖民地的生活經驗經常是混雜與交錯的，種族的劃分、共同體的想像，以及歷史乃至文化系統的構築，都恐有以偏概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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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殖民地的時間秩序為例，1918年2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中一段關於殖民地臺灣「紀元節」的報導，恰恰提醒我們殖民地經驗既分隔又交錯的側影，以及文化系統構築的複雜層疊。這一年，日本官方制定的紀元節碰巧與在地文化傳統中的舊曆新年節慶重疊，兩種不同的時間秩序（日本�臺灣，官方�民間）並行或交織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並且進一步穿透具體的都市空間。我們可以想像城內、艋舺與大稻埕等不同的區域在這一天充斥著相當不同的氛圍。同時，臺灣島上的群體也經常是分隔卻又不無關聯：日本官員與在臺日本人、臺灣人鄉紳、保正或街庄長也許穿戴整齊參加官方紀元節的拜賀典禮，看似相對於一般臺灣人所歡度的傳統節慶。又或許這些參加官方拜賀的群體也同時走入臺灣人街區，依循著另一種時間秩序，分享著另一種節慶的文化意義。一段乍看平凡無奇的報導，事實上印記了臺灣島上的人民於日本統治時期複雜的日常生活經驗。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一平凡無奇的生活經驗實際上更銘刻了我們習以為常，並經常忽略的殖民地臺灣社會關於日本帝國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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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看似分隔卻總是交錯的殖民地經驗經常被刻意忽略，而這一傾向與1980 年代中期以來臺灣興起的本土化或後殖民運動密切相關。況且，一個獨立於殖民者之外的被殖民「主體」是否可能存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之間如何以某種特定關係與形式彼此作用著？這一點正是本書思考的起點。如果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並不限定於「支配vs.被支配」之類的對立關係，且所謂被殖民「主體」也並不獨立存在，那麼思考臺灣的後殖民運動及其局限性即有其必要。同時，面對新的全球化風潮與區域整合，這一思考要求新的歷史理解與新的社群組織以對應新的政治實踐。簡單地說，本書嘗試尋求重新理解臺灣自身歷史與後殖民社會性，以面對當今新的時局。這一關於歷史與文化的質問，刻劃並同時限定本書的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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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主義與歷史編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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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在臺灣後殖民計畫有限的表達中，民族主義的理解與建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雖然民族主義的相關爭辯同樣見諸於其他殖民地的後殖民方案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糾纏著政治、歷史、文化與認同等龐雜的相關議題，不只構成整個後殖民的問題系（the problematics），也構成後殖民計畫中最重要的意識型態與內涵。而且，當意識型態進一步將文化意義嵌鑲在既定的符號指涉中，亦即將歷史推向特定的認知或知識類型中，殖民地的歷史經驗即經常被轉化為民族主義式的政治書寫。從而，以被殖民視點出發的歷史編纂學在臺灣的後殖民運動中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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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傾向不僅出現在歷史學門本身的研究上，也同時出現在文學與藝術等文化相關的系統性歷史建構。前者嘗試建立專屬於被殖民者的歷史論述，以試圖恢復既往被殖民者壓抑抹煞的歷史，後者則希望透過文化建構成就一個相異於殖民者的文化主體。不可否認，相關作業在臺灣的後殖民計畫中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然而，在相關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發現，歷史現場的分歧場景容易被歸納化約為具系統性的知識構成，於是殖民地在地交錯的生活經驗被簡化為一系列或總和的被殖民歷史整體，不只那些交錯的生活經驗與複雜交纏的權力布置被忽略，就連文學活動與藝術活動本身的構成條件，也經常成為某些意識型態價值判斷的證據甚至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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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一點，殖民地時期的超現實主義者詩人楊熾昌便提供一個案例。早在1930年代初期，楊熾昌即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甚至認為殖民地臺灣文學活動中的寫實主義特徵，將無法使臺灣文學脫離殖民主義的緊張恐慌和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今日若僅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待這些發言，甚至是藉此來判定其政治立場，不免落入「支配vs.抵抗」的話語系列之中。然而，如果多加注意到其中也包含尋求突破傳統意識與主流典範的意圖，就會發現透過文字媒介（詩）再現殖民地臺灣的風景和熱帶景觀的楊熾昌，雖然在對視覺的掌握與關照的層面上，確實和殖民政府及其他視覺藝術家（主要在繪畫領域）有一致的感知與興趣，但在描寫及思考臺灣風景和熱帶景觀的方法上，卻又與視覺藝術家們大異其趣、甚至是大相逕庭。更何況，在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過後的1980年代，楊熾昌尚且宣稱提倡超現實主義詩的動機是要避免受到來自殖民政權在新聞檢查上的侵擾與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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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即使文學、美術等各種不同的藝術領域之間因為使用的媒介與各自藝術形式的相異，使得各自表現的方法與可能性有所差異，但藝術活動總是擁有某些共通的基盤，也就擁有彼此聯繫呼應的相互關係，因此較不易產生絕對立場所導致的絕對性衝突。利用「支配vs.抵抗」的話語系列來對殖民地歷史現場中的藝術活動進行理解，無非僅止於建立一種過於簡化的圖式。況且一如前述，今日無論全球跨國文化流動的現實處境，抑或後殖民社會的實際政治策略，由於臺灣的後殖民計畫必須重新面對自身的「未完成」狀態，使得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容及形式也必須重新加以理解。有鑑於此，本書必須重新琢磨一套對歷史與文化構成的理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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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抗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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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庸置疑地，反抗的精神穿透戰後臺灣後殖民思考的相關活動中，並經常被奉為圭臬。事實上，薩依德（Edward Said）在其廣為人知的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已經標定殖民地與帝國文化交織中的反抗主題，包括歷史整體、抗拒理念、民族主義，這三者相互關聯。這些主題在臺灣後殖民計畫的表達中也同樣清晰可見。殖民歷史的復振與民族主義的追求息息相關，這一點說明了為什麼在民族主義的擘劃中，歷史經常被想像為一個「整體」，不管是參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歷史社會學式的「印刷資本主義」，將資本、社群與民族文化建構聯繫起來，抑或文學界對歷史小說文類書寫的執著，都印證歷史與民族主義的交織與相互照應。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薩依德所指出的「反抗�抗拒」（resistance）並非僅僅作為帝國主義的「回應」（reaction）而已，更是「認識人類歷史的一個替代方案」。而此一洞察性的觀點則促使本書重新考察殖民地臺灣歷史現場的知識分子與知識社群其活動，因為具有抵抗意義的政治、社會運動等，總是被認為由知識分子所引領或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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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貫穿殖民地時期至今，律師（日治時期稱為辯護士）與醫師相同，在臺灣的社會地位及其專業身分受到相當高度的認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武裝抗爭之外，在進入政治、文化運動興起的1920年代以降，律師更與醫師同時被視為引領臺灣社會邁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旗手。絕大多數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人法律專業者（律師及司法官）當然出自殖民母國日本的法學教育體系，但涉入進行具有抵抗意義的各種運動時，其擁護人權的形象也非常鮮明。利用人權理論與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批判殖民統治時，部分臺灣人律師確實更清楚顯露出與殖民政權進行對決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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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種公開與殖民政權站在對立面的政治位置，並不只有臺灣人律師。早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便由在臺日本人律師（或訴訟代人）的結社（辯護士會）所引領，1920年代中期以後更有打著「人權律師」旗號的日本人律師直接涉入臺灣人的政治運動。另一方面，在由臺灣人律師與在臺日本人律師（兩者或可統稱為「在野法曹」）所共同結成的各地辯護士會之中，也存在著基於職業主義考量，而難以用「殖民vs.被殖民」或「支配vs.抵抗」來理解的複雜面貌。簡言之，在法律人的專業意識之下所共同組成的律師社群裡，即使臺灣人律師不論在主觀思想上或客觀行動上如何具有抵抗的意義，往往都會與人權理論或專業意識有著複雜的交錯關係。今日若仍只依據「支配vs.抵抗」的對立關係來建構殖民地時期臺灣人律師在歷史現場的形象，顯然只是一種企圖包攝歷史性意義且過於簡化的話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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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我們可以認為薩依德「反抗主題」這一重要視角也同時提示一個關注歷史的新視野。亦即，除非直接訴諸武力並遂行絕對的支配或是絕對的抵抗，否則任何支配與抵抗都必須在相互關係中被理解，這一觀點當然也同時反映在薩依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不應導向任何僵固的分離主義或對抗式的民族主義，而應朝向人類整體社群與文明的解放。從這一角度看，文化並非所有權（ownership）的問題，而是相互採用、指涉、交疊，甚至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薩依德如此語重心長所討論帝國文化的「反抗主題」，很顯然並非宣揚對抗帝國主義之擁有絕對立場的民族主義，或是主張擁有獨立分離的文化主權。相反地，薩依德嘗試找尋的是一套重新理解殖民地與帝國文化交織的方法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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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臺灣的後殖民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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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我們不得不承認今日臺灣並無法使用單一的意識型態系統來推動後殖民運動，亦即本書所主張的，今日臺灣所處的「後殖民狀況」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必須重新加以問題化。我們提問：「如何重新閱讀及面對臺灣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這並不只是一個歷史的提問，同時也是一個倫理的提問，亦即關係著當前社會面對歷史的態度。本書延伸薩依德關於後殖民歷史與社會的相關討論，即文化並不指向一個封閉排外的語意體系與意識型態系統。歷史也非全然層疊或從屬於民族主義所支配的知識系統，那麼重新面對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同時關係著臺灣社會對於自身歷史與後殖民社會性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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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殖民歷史的理解，相對於薩依德較關心「帝國」與殖民地之間實際歷史交織發展的歷程，本書更側重的是作為後殖民社會的臺灣在當下如何面對自身被殖民的歷史經驗。因此本書在薩依德的交織歷史概念外，更進一步提出「貫時性」的觀點。亦即，將已進入後殖民狀況的當下如何看待過去被殖民經驗之間的時間差稱為一種「貫時性」，並進一步深層思考後殖民論述中習以為常的民族主義立場或觀點等相關問題，這一探討也同時攸關著民族的形構與後殖民社會的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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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本書的對象、方法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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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帝國」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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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們將「帝國」放入引號，因為帝國並不僅僅指稱對立於殖民地的文化與政治統治體，也要將「帝國」與殖民地的文化相關性視為相互採用、指涉、交疊，甚至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與過程。亦即，與臺灣發生過交涉的「帝國」並非僅止於政治經濟等制度上對臺灣所進行的直接支配，而是包含「帝國」與臺灣的相互關係與各種社會及文化的互動過程。因而，若「主體性」的討論仍然有其效用的話，即必須認為「帝國」與臺灣是在各種賦予文化意義的過程中相互建構出文化的「主體」。換言之，一方面是指「帝國」在臺灣所呈現的內涵與成分已非單方面且單純的殖民主義，一方面也試圖呈現「臺灣」這個「主體」裡，含括與「帝國」相交涉或交混的累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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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人知識分子既已把日語當作接觸近代文明的現代語；但另一方面也透過當時日語所擁有的「東亞國際語言」特性，而與中國及其他殖民地的知識社群進行連結，甚至藉此展開具有較廣闊空間意義的「帝國」批判。從中可以發現，「臺灣」這個「主體」在空間意義的層面上，已經不只局限在「臺灣」這個地理空間，而是含括各個周邊殖民地或地區與「帝國」的交涉關係。在這層空間意義上，日本帝國對「臺灣」的影響已不只在「支配vs.被支配」的關係項下，反倒是提供「臺灣」在建構文化「主體」時，各種多方且多重自我參照（selfreferential）乃至挪用（appropriation）的可能性。即使認為殖民地「臺灣」這個文化「主體」仍然相對處於日本帝國的控制之下，也不可或忘日本帝國自身也是在面對包含臺灣在內的殖民地或周邊地區時，始呈現「帝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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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曾與臺灣交涉的「帝國」經常是複數的。甚至連「帝國」已不全然以政治實體或政治手段發揮支配力量的今日，仍有文化、經濟等複雜層面上具有影響力的複數「帝國」勢力，以更加不易判別或難以捕捉的形式，不斷介入「臺灣」這個「主體」的相對化過程。因此，本書雖然以「日治時期」這個日本殖民主義在臺灣的時期作為主要討論材料，仍然考慮到往後不論在時間上與地理空間上，都必須涵蓋更多「帝國」與臺灣發生交涉的相關議題。《「帝國」在臺灣》這一書名，即擁有納入複數「帝國」在臺灣所衍生相關議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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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殖民地的帝國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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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方法論簡要稱之為「殖民地的帝國描圖」，主要目的為強調殖民地的歷史現場本身所具有的「空間性」，並呈現一個複雜且具有包攝性的研究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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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殖民地在地觀點：本書特別標定「臺灣」在地作為「帝國」描圖的在地觀點，這點對於琢磨一套關於「帝國」與殖民地文化的新理解方式與研究方法至關重要。強調以「殖民地」在地為視角的「帝國」描圖，與一般的「帝國」與殖民主義研究的殖民者視角不同，以殖民地為視角的研究不再機械重複「帝國」的殖民修辭及其意識型態，也非單純宣揚在地文化與傳統被當作確實的抵抗策略。相反地，以殖民地為基礎的「帝國」描圖嘗試描繪殖民者的「帝國」修辭與殖民地社會文化之間的抗拮、競合、交疊，甚至是相互指涉與相互形構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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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殖民地視角的特殊性：「殖民地」同時也暗指一種有別於「帝國」的情境，以及「帝國」視角之外的特殊性，本書希望將此「特殊性」描繪出來。這一特殊性包含眾多面向，書中各個章節正企圖展現這些特殊性。然而如同上述，強調在地的特殊性並不必然指向文化民族主義的建構法則，或者信奉排外的文化主權主義。相反地，殖民地社會往往展現某種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與文化構成的內涵與形式，而這一點正是本書想嘗試剖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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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薩依德「對位閱讀」的啟發：此一「殖民地的帝國描圖」視野主要來自薩依德「對位閱讀」的啟發。在關於帝國主義與文化的研究中，薩依德提出「對位」（contrapuntal）的閱讀視角，因此導入特殊的「文化地形學」（cultural topography），涉及殖民地人民對於「帝國」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薩依德將支配與反抗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類比為西方音樂學中的對位法，即兩個主題彼此衍生、爭勝與交替呈現的原理與方式，並以此閱讀「帝國」與殖民地的文學或文化創作。對位閱讀隨時提醒宗主國文化與「帝國」邊陲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這一視野同時提醒我們對於「帝國」的知識類型與文化支配隨時保持警覺，以及「帝國」邊陲文化抗爭的必然與必要。儘管薩依德不只一次強調文化與權力之間不可分離，以及文化的切割閱讀與其說是中立與偶然的選擇，毋寧是一種共謀的行動。然而，「對位閱讀」對「帝國」邊陲的殖民地自身文化與知識構成的詮釋仍顯不足。因此需要一個更清晰的描圖，包括文化權力與意識型態的運作方式、認識論與知識論的體系化過程，甚至包括殖民地文化如何探求自身本體論的方式，以深層切入「帝國」與殖民地的相互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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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帝國的描圖：本書利用「描圖」（mapping）的概念來與前述薩依德「對位閱讀」的「文化地形學」進行區隔。在其歷史考古學研究中，傅科深入歷史的言說疊層，歸納歷史不同階段的認知類型，同時透過系譜學方法，也描繪言說之間權力的「位相」或拓樸（topology）關係。傅科此種關於歷史言說的研究，提供我們相當具體的「空間」意象，並針對「歷史」本身所具有的「空間性」提出深層的理解。因而，此處所強調的「空間性」不只包含前述「帝國」與殖民地關係之間的地理空間意義，也包含歷史現場裡各項「配置」或「布置」的相對關係。此一傅科式的「描圖」，亦即指稱某種歷史言說被「圖形化」與「視覺化」過程中牽涉到各種相對位置如何排列的「位相」與相互關係，這一過程也牽涉如何建立起「配置」原則和方法的問題。因而，所謂「描圖」就並非僅僅是單純「模擬」或「複寫」，而是一種建立「配置」原則和知識的過程，且這套知識才會確實牽動到人們如何對事物產生「心像」或「認知」。因此，所謂「殖民地的帝國描圖」，即意圖指出殖民地人民並非只有在殖民主義的架構下複製「帝國」的視野及其知識構圖，而是不論在「帝國」與殖民地的相互關係上，以及在時間或歷史意識上，一套在殖民地所形成之關於「帝國」或帝國主義的「心像」或「認知」過程。儘管在殖民地產生的「帝國」圖像與帝國經驗經常是破碎、片段、扭曲或抽象的，但「殖民地的帝國描圖」不僅止於經由意識型態來認識的所謂「外部」帝國經驗，具體來說更包含殖民地人民認知、感受、以及實踐之後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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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的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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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所有議題最終都朝向「殖民地的帝國描圖」收束，以達到既呈現「帝國」與殖民地複雜相互關係之目的，同時又具有提示並創新方法論之意義。本書的目的，即為提出以下三個方法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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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殖民地的帝國權力描圖：本書構成主要以「描圖」概念切入閱讀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及文化的生產情形，這是本書提出描圖方法論的第一層意義。從對位關係的視角而言，由於殖民地在地的文化生產同時也是「帝國」文化構成的一部分，亦可將「描圖」概念視為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地形學」，而這層特殊意義涉及殖民地人民對於「帝國」的「情感結構」。因此，這一「描圖」希望披露的是不同符號系統與知識構成間複雜的交織，同時也希望譜就那些脫逸於符號系統與知識類型之外的生命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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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越殖民史：本書同時也要尋求對殖民史的重新理解，亦可稱之為立足於今日臺灣，重新對殖民史進行「描圖」的作業。這也是本書提出「描圖」此一方法論的第二層意義。當然這些努力並非嘗試贖回一段遭壓抑或扭曲的歷史，亦非企圖完成一個尚未完成的政治方案。同時，對位閱讀的啟發也非中立或自我欺瞞地以比較的視野安置在地殖民史所引發的不安與徬徨。相反地，「殖民地的帝國描圖」則嘗試在全球（或各種「帝國」勢力）的場景中理解臺灣自身的歷史縱深與殖民地的社會構成。這一關於殖民地的文化質問，亦涉及知識形式的探求與生命倫理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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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來的時間與歷史：本書構成不只重新回頭整理過去的時間，更包含面對未來時間的意圖，即一部關於未來的歷史。無可否認，本書主要雖以過去歷史的文化事件與文化材料為對象，卻無可避免隱含當下的視角。亦即，本書是一個對過去被殖民歷史的當下理解。也如同前述一般，本書必須同時承認採用「貫時性」的時間思維面對著自身歷史。但這並不僅意味著本書將嘗試提出某種另類的歷史詮釋與觀點，更重要的是，「重新閱讀」即意圖重新捕捉尚未疆界化（符碼化）的文化動能與尚未疊層化的歷史力量，其本身即構成一次倫理行動與歷史事件的發生。如此一來，重新閱讀標示著穿透於「當下」與「過去」之間的時間通道──即「貫時性」──不僅是對自身過去歷史的探討，同時也標榜一個未來的時間。換句話說，對於過去的重新理解，目的在於邁向未來的時間與歷史。我們同時必須重新檢討，持續使用後殖民思考方式來對過去歷史進行「貫時性」連結是否適切。而這正是本書認為臺灣的後殖民狀況必須持續被討論，也必須被問題化的基本態度。